宋美龄受贿，拿了慈禧口中的夜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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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2016年9月19日“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1928年7月，小军阀孙殿英用炸药盗掘了清东陵的慈禧、乾隆墓，引发举国哗然。但事后，孙殿英并未受到任何惩处。坊间传言，乃是因为孙携带盗墓得来的珠宝，分送南京政要，宋美龄亦收了孙赠送的一颗“慈禧夜明珠”作为鞋饰，故蒋介石对孙网开一面。

这种说法，乃是无稽之谈。文强在40年代，曾在军统局先后担任过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办事处处长、本部第三处处长、中美特训班第三班副主任等要职。1949年后，文强留在大陆，为“文史资料”撰有《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详述了自己与孙殿英的交往。其中写道：

“1943年3月2日，我与孙殿英一道启程到陵川。……窟窿岩一宿，原想好好的消除疲劳，不料孙睡到三更半夜睡不着，把我从梦中叫醒，要聊天。……孙谈得兴高采烈，又将东陵盗墓的事，全不隐讳地向我谈出。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作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9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究竟雨农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的墓崩开后，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就多得记不清楚。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有5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呢，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发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的电告后，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把九龙宝剑，究竟赠给了委员长还是何部长，到于今还不明白，有便请代我打听，但也不必当面去问雨农，不然，会显得我太小气了，千万千万，拜托拜托。’”

文强此文，是“宋美龄收了孙殿英赠送的一颗慈禧夜明珠，故蒋介石对孙网开一面”之说的唯一史料源头。

假设文强的转述无误，那么，据此文可知：1、所谓向蒋介石、戴笠、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夫妇行贿，是孙殿英“半夜睡不着”叫醒文强，主动告诉他的，谈话时间是1943年3月。2、按孙殿英的说法，上述行贿全部通过戴笠这个中间人来操作。3、由赠“见面礼”之说，可知孙“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是孙、戴二人初次相识孙殿英盗挖清东陵，时间是1928年7月；同年8月，事迹败露，其部下谭温江被捕，国民政府成立特别军事审判法庭；至1930年中原大战，孙殿英投靠阎锡山、冯玉祥一派参与反蒋，谭温江等人被释放，案件不了了之。

然而，孙殿英与戴笠初次相识，却是在1933年。据文强披露：

“1944年春，戴笠到河南临汝风穴寺主持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第三班（戴笠兼主任，我任副主任）开学仪式时，在一次闲谈中，他谈到他与孙殿英的结识：是执行老头子（指蒋介石）的密令——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戴说，他曾经同刘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与孙见过面，刘健群一脑子的书生习气，开口闭口搬大帽子，孙很不痛快。后来了解到，孙所关心的事，不是抗日不抗日，他唯一的目的是找靠山，靠得更稳当、更能往上爬，才合他的胃口。于是，戴笠回到北平后撇开刘健群，另作再去大津见孙的准备。戴笠说，他找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亲笔的介绍信，又找到孙殿英要好朋友、北方著名的政客张璧和洪帮著名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道到天津，下榻英租界利顺德饭店，摆出很大的派头。这次不是先去拜访孙，而是邀孙在饭店见面。孙了解到戴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一见面便倒地而拜，连说上次相见，有眼不识泰山，实在罪过，我们同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着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下耳朵，今日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孙还曾鬼头鬼脑地向戴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当时答应收下，回南京后交给蒋介石了。他俩这次见面是痛快的，戴说孙老殿确有江湖上的豪气。”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举事，自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欲借抗日之名，行割据之实。孙殿英是冯玉祥的重点拉拢对象，也是南京方面的重点策反对象。据孙部中校参谋王任之回忆，“何应钦三次派蓝衣社头子刘健群来沙城游说孙殿英”，可证文强的记载不虚。

如此可知：1、孙殿英从东陵盗宝案中逃脱法律制裁，是在1930年。2、按孙殿英自己的说法，他通过戴笠向蒋介石、宋美龄赠宝，是在1933年之后。3、文强的记录中，孙殿英有言“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究竟雨农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怕崩陵案重发”几个字，也说明赠宝之时，孙已从东陵盗宝案中脱身。简言之，按孙殿英自己的说法，他从案件中脱身在前，向宋美龄赠宝在后，前后有不少于3年的时间差。东陵盗墓案不了了之，与宋美龄没有关系。

如此，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1、年间，孙殿英是怎么从案件中全身而退的？2、1933年之后，宋美龄究竟有没有收过孙殿英送的夜明珠？孙殿英盗发慈禧、乾隆之墓被媒体报道之后，举国哗然，要求严惩的舆论极盛。因案件主犯乃是现役军人，非普通法院所能审理，故逊清宗室、文化名流以及北平总商会等机构，均曾请求组织特别法庭，且要求参加陪审。但孙殿英的身份颇为特殊，牵涉到诸多政治派别的利益，故最终决定组织封闭的“高等军法会审处”审理此案。

一方面，孙殿英部名义上乃是蒋介石的部属。孙部原属张宗昌的直鲁联军。1928年夏，孙选择向北伐军“投诚”，接受了蒋介石第一集团军的番号，但孙对蒋的观感并不好。蒋在该年7月倡议整理全国军队，欲将现有的200个师减至50个，遭到了来自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极大阻力。按计划，孙殿英部也将裁员过半，由军改旅。孙对整编极为抵制，但蒋派在北平的代表何成浚立场强硬，对孙明言：若不整编裁兵，则中央将停发粮草、饷弹。这也是孙铤而走险去盗发皇陵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当时主政北平的乃是阎锡山（北平卫戍总司令）、冯玉祥等人，盗墓案发后，阎、冯均有借此案攻击蒋介石的用心。

这种勾心斗角，充分体现在特别军事法庭对审判官的选择上。组织特别军事法庭，乃是阎锡山的主张。代阎锡山坐镇北平的朱绶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最初拟定的审判官人选，如杨杰（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冷遹（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部总参议）等，全是蒋介石第一集团军中之人。若审判结果对孙殿英有利，蒋必会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若审判结果对孙殿英不利，阎、冯亦乐见孙与蒋分道扬镳。南京方面洞悉此中奥妙，故在接到朱绶光关于审判官的人选报告后，迅速指示必须“由各集团军派员充审判官”。最终方案，乃是蒋、冯、阎、桂的第一至第四集团军，各出了一名审判官；至于审判长，则由阎锡山派系的商震担任。

另据丁治磐将军（与孙殿英曾一度同属直鲁联军）披露，1928年6月份蒋介石派何成浚与徐源泉（直鲁联军高级将领）接触，徐已决心接收第一集团军的番号；但期间为求自保，还曾与孙殿英等人一道“暂时先接受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团的番号”，1928年7月何成浚抵达北平后，丁、孙所部，才又转而接受第一集团军第六军团的番号，且被置于徐源泉麾下。但盗墓案的审判，令孙殿英再次倒向了阎、冯。丁治磐回忆：

“孙殿英虽是老粗，但心思很活，常与外界联络，十七年七月初他盗慈禧太后陵墓后，珍奇珠宝送给冯玉祥、阎锡山颇多，但有无送给徐源泉，因我在军中带兵，并不清楚。……据说冯玉祥还对孙盗宝表示同情，他说：‘我们把他们（清皇室）活的赶走了，你把他们死的拿走了。’由于孙盗宝的事，使得他与徐源泉心存芥蒂，孙认为徐源泉未尽力保护他，所以虽然徐源泉待人宽厚大度，孙仍存离心。……我部在北方过冬后，就于民国十八年春调回南方，……由于孙殿英仍存离心，我们对孙殿英部严加注意。……当时我们和孙部分东西两路走，令孙从东路走到山东禹城附近渡河，意思是说你若愿意跟我们到南方来就渡河，不来就算了。结果孙就停在山东平原不渡河，双方即在此分道扬镳。”

丁治磐提到“孙认为徐源泉未尽力保护他”，事实上，徐源泉当日身为孙的上司，曾对外界多次替孙辩解，声称孙的宝物乃是“剿匪所获战利品”。不过，徐也曾令孙向北平卫戍部交出“金银器物珠玉玩具等二十七包”，这或许是孙不满徐的主因。孙最终从盗墓案中全身而退，实是当日各派系政治力量勾心斗角的结果。徐永昌评价孙：“在十九年战事未起以前，……最反对中央的是孙殿英、高桂滋……”1929年6月，“高等军法会审处”预审终结，卷宗及判决书被送往南京政府军政部。此时，“中原大战”即将爆发，南京不欲刺激孙殿英，故迟迟未对判决书出具意见；及至1930年，孙殿英在中原大战中倒向反蒋的阎、冯、桂阵营。被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的孙部盗墓军官谭温江等，也得阎、冯等人默许而被释放。一场轰动全国的盗墓案，就此不了了之。至于孙殿英所谓的1933年之后曾通过戴笠向宋美龄赠送过夜明珠之事，笔者倾向于认为此说为假。原因有三。其一，孙有吹嘘自己与戴笠、蒋介石存在亲密关系的强烈动机。1、文强乃是军统派至太行山游击区“监视”孙殿英之人，孙也很了解文强的身份与来意；2、1943年2月底，孙派代表参加日伪召开的“璐王坟会议”，消息走漏后，孙亦有必要用言词安抚心存疑虑的文强。其二，孤证不立。迄今为止关于宋美龄收了慈禧夜明珠的唯一可称之为“史料”的依据，就是文强的这段对孙殿英之言的转述。其余坊间材料，或与此说抵触，或不过是这段文字的衍生物。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孙殿英的仕途起伏中，完全看不出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这些人收了他那么重的贿赂。

1934年孙殿英全军覆没，实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结果。1933年，冯玉祥欲拉拢孙殿英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南京对抗，孙则首鼠两端，一面敷衍冯，一面与南京秘密接触，借机自抬身价要求中央让自己“率所部移屯陕北、绥西边荒”去屯垦——孙本是没有固定地盘的游军，此举是要挟中央企图获得根据地。蒋介石再三权衡利弊之后，曾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但蒋此举并非出于真心，1933年9月1日，在给何应钦的密电中，蒋曾明确表示“孙部庇藏共党分子太多，愈行愈远，亦收拾更难，实有从详考虑之必要”；10月13日，又密电何应钦、朱绍良，明言“孙部无益国家，遗害地方，当然不能再有顾惜”；稍后因福建事变，蒋处理孙的步子放缓。1934年1月30日，福建事变已平，蒋介石再电何应钦，要求其与阎锡山商议，“对孙殿英应决心根本解决”，如阎锡山不积极，则中央军将前往晋绥“自行担任”这一任务。3月11日，晋绥军下达攻击孙殿英之总攻令。31日，傅作义向南京报告：孙殿英部三万余人已全部被缴械。

1936年孙殿英再度出山担任“察北保安司令”，与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并无关系，乃是宋哲元所委任（只是一个空衔）。蒋介石对孙殿英出山一事甚觉惊讶，曾于日记中写道：“（闻阎锡山释放孙殿英）此其为扰乱宋哲元后方之张本乎？”（孙长期被监视居住于晋祠）七七事变后，孙通过刘峙、戴笠的门路，要求抗战，与蒋介石有过一面之缘。蒋担忧孙重拾旧业在华北搞会道门，为日伪服务，故给了他一个“冀察游击司令”的名义。另据打入孙殿英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员靖任秋披露，“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发表孙殿英为冀察游击司令，但对孙极不放心，特指定孙与戴笠建立经常联系，由戴笠派出军统特务严家诰带着电台常驻孙的司令部进行监视。我曾把这一情况，请示过恩来同志：如何对待他们？恩来同志指示：一定要跟他们来往，能打进去最好。……孙要钱、要东西，都通过戴，蒋介石深知孙殿英不好对付，只有用特务组织来控制他。”

至于坊间传闻甚广的“乾隆九龙宝剑落入戴笠之手，戴笠坠机后在飞机残骸中被发现”，也只是捕风捉影之词。其“风”“影”的源头是军统干部沈醉为“文史资料”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戴笠》。沈醉说，据他听闻，当年戴笠从北平动身，“在抄查出汉奸的财物当中选出了一些精品带在身边”，飞机失事现场，发现“有一柄古剑，虽经烈火烧过，剑柄剑鞘都烧坏了，但剑光仍闪闪逼人，为不曾多见的宝物”。按沈醉的说法：1、“剑柄剑鞘都烧坏了”，是无法判断这柄剑是不是乾隆的“九龙宝剑”的，甚至也无法判断是不是“古剑”；2、这柄剑更有可能只是戴笠的随身佩剑而已，沈醉自己就有过为戴笠准备佩剑的经历。沈醉这耳闻而来的寥寥数语，后来还被演绎成了“马汉三为九龙宝剑暗害戴笠”，自然更是荒诞不经。

简而言之，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能够证实宋美龄拿了孙殿英从慈禧墓中盗出的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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