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回 袁绍遗祸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内忧外患的局面让袁绍自此一病不起。建安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元202年6月28日，讨董诸侯中硕果仅存的袁本初，与他那个和他争了一辈子的兄弟袁术一样，发病吐血而亡。成王败寇，由于缺乏历史记录，后人甚至不知道这两位乱世诸侯亡故时的年龄。

袁术和袁绍死了，不代表汝南袁氏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对于这个东汉末年最显赫的官宦世家，有“四世三公”和“四世五公”两种说法。所谓“四世”指的是四代，“三公”则指的是朝廷之上最为尊显的三个官职。具体是哪三公，说法不一。有定性司马、司空、司徒的，也有定性太师、太傅、太保的。王允的王司徒、董卓的董太师，都是三公之位。“四世三公”，指的是袁家连着四代都出了位列三公的人；而“四世五公”的说法，指的则是四代出了五个位列三公的人。不管怎么形容这个显赫家族，它的遗产都还没有那么快消亡，亦不是系于袁绍一身，还是有不少人跟这个家族的利益捆绑在一块。另一个让袁家没有一溃千里的情况，是袁绍这个人虽然比较猜忌，但对百姓还是很宽厚的，袁绍死后河北百姓都很悲痛，足以证明袁家的统治是有基础的。

当日袁谭赶跑了孔融，按道理说孔融在青州的人望是很不错。结果当地官民对袁家得了青州却都是持欢迎态度。青州之地从黄巾之乱起就处在大乱状态。地方上对有袁家来一统青州事务，都抱着良好的期待。

有此民意基础，袁家如果好好经营河北，跟曹操未必不能维持划河而治的局面。然而袁家终还是败了，这失败的种子不是官渡之战时种下的，而是早在建安二年就已经埋下了隐患。那年三月，慑于袁绍的威胁，曹操将原本留给自己的大将军之位，及总督四州的权力以朝廷的名义给了袁绍。在灭了公孙瓒后，袁绍算是把统治四州的权力落实。问题不在于袁绍什么时候真正拥有四州，而在于这些权力是怎么分配的。具体来说是谁做这四州的刺史，技术上看袁绍只能做冀州之主，必须把另外三个刺史交付给其他人。

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问题，袁绍的儿子们比袁术的后人有出息。除了前面多次出镜，以青州都督之位拿下青州的长子袁谭以外，还有次子袁熙、三子袁尚，以及外甥高干都很是有些才干。为此袁绍将青州刺史给了袁谭、幽州刺史给了袁熙，并州刺史给了高干。单单忽略了三子袁尚。

这看起来很是有些奇怪，高干出身于陈留高氏，在东汉也是望族，论门第和能力是不错，但怎么也不至于排在袁尚前头。这是不是意味着袁绍不喜欢袁尚呢？恰恰相反，袁绍非常喜欢袁尚，以至于喜欢得想把他选作继承人。袁绍没有称帝，在东汉的政治框架下选继承人的话，把冀州和大将军之位留给谁，就意味着谁是继承人。所以袁绍没有在生前给袁尚一个州，实际是把冀州留给他。

喜欢的理由可以有很多条，这个小儿子受父亲喜欢的核心原因是长得帅。不管什么时代，长得好的人总是沾光。即便是曹操这样的枭雄，也是这种观点。《世说新语》里说他有次接见南匈奴使者，怕自己长得不好看，不足以镇住这些外番，就让长得帅的崔季圭冒充自己，自己站在这边假装带刀侍卫。使者出门后，曹操特意派人打探使者的印象如何。结果匈奴人说魏王是长得挺风雅的，但他边上那个侍卫才是真的英雄。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曹操就只好送匈奴使者归西，免得坏了自己的名声。由此看来，对于帝王诸侯来说，面子不光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只是单纯把这个面子，理解成长相俊美就过于偏颇了。然而袁绍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犯的错误，并不是以貌取人也不是偏爱小儿子，而是迟迟不确定继承人。立长还是立贤，在帝王之家一直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从技术上来说，立众多继承人中的最贤者，应该是最利于家族传承发展的。就像动物间用自然法则竞争交配权一样。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相比动物世界要复杂的多，这个“贤”的标准并不统一，更多是个主观认定。相比之下，“长子”的标准是最容易认定的。正因为如此，“立长”成为了家国天下的中央之国，传承文明的主要标准。这就好像高考虽然一直被人所诟病，一直有应以综合素质取材的声音。只是综合素质的标准太过复杂，以分取材反倒最为公平。

废长立幼终究是不合常规，袁绍因此迟迟没有做决定，只说要给每个孩子一个州，是要考察诸子是否贤德。有废长立幼的想法，本身就会让下面人出现分裂。更悲剧的是，直至袁绍死时也没有作出明确决定，更没有做好预防兄弟阋墙的措施。袁绍死时，以郭图为代表的大多数人还是觉得立长最合规矩，也最能保持稳定；审配、逢纪等人则因为平时与袁谭不和，就顺着袁绍一直以来的心思，把袁尚推上了冀州牧和大将军的位置。

袁谭不被部分人看好，倒也是有原因的。这位袁家的长子入主青州时，虽然因家族背景得到了青州官民的拥戴，但富了不知道几代的袁谭为人有点公子哥的派头，不够接地气。在审配、逢纪看来就是过于骄奢。在青州之时，由于赏罚不公、用人不当，士人都不愿意归附。百姓也从最开始的满怀期望变得失望，开始逃入山林。袁谭又因此纵兵追捕百姓，以至于进一步激化矛盾。

不管骄奢的袁谭和貌美的袁尚谁更适合当继承人，现实情况都是河北袁绍的旧部们被分割成了两派。建安七年五月，听闻父亲去世赶紧回来想继位的袁谭，见未能如愿便顺势驻军于黎阳，并自己给自己封了个车骑将军。汉时军职里面最高的是大将军，次一级为骠骑将军，当年卫青和霍去病曾分别领此二职，车骑将军则排名第三。从袁谭给自己安的这个头衔来说，算是暂时隐忍了袁尚做继承人这事。

袁谭吞下这口气的直接原因是曹操。“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建安七年正月，曹操先是回了一趟老家谯县。曹操此行并不仅仅是为了回乡，更是为了谋划将目前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兖、徐、豫、司四州有机融合在一起。要做到这点，最重要的是打通交通线，尤其是可以大规模调运军队和粮草的水运线。中央帝国已经运行的数百年，所以曹操并不用白手起家重新设计，而是在因战乱而缺乏维护的线路中，选择一条优先疏浚即可。这条被选定的主交通线是“睢阳渠”，又称睢水，属于淮河左岸支流。其源头在浚仪（开封市），经睢阳（河南省商丘市）、相县（安徽省淮北市）等城邑，最终在下相（安徽省宿迁市）注入泗水。整条线路横贯徐、豫、兖三州，加上在浚仪与之直线相连的汴渠，更可连通河南、河内。

睢水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魏国修建鸿沟运河时就已与黄河、济水在时称大梁的浚仪连通。后来隋朝的修南北大运河，开封至商丘这段睢水仍然被沟通黄、淮的通济渠所用。曹操这个时间点做这项工作，显然不只是为了通畅自己领地的交通线，而是为接下来对河北的战争做准备。

做完这一切后，借袁绍病亡之机，曹操领军再次进驻官渡。古语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正准备祸起萧墙的袁谭、袁尚两兄弟也只能暂时放下恩怨，共同对敌。这也是为什么，驻军黎阳的袁谭没有去硬夺大将军之位。只是这口气实在难平，袁尚当时派了逢纪带着兵前去相助，袁谭以兵少为由要求增兵，结果审配和袁尚商议下来的结果是不给，这位袁门长子一怒之下就杀了逢纪。

建安七年九月，曹操领军由白马津渡河进攻黎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到三年时间攻守之势便这般转换了。在曹操的围攻之下，袁谭向身在邺城的袁尚发出了求救信。袁尚并非不知道黎阳是冀州的门户，此前不增兵无非是担心这袁谭借机壮大自己。这次战火真的烧了过来，袁尚当即留下审配守邺城，亲自领军前去求援。

野战一直是曹军的强项，袁家两兄弟合兵之后，几次出城作战曹操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情况下，二人选择了退保黎阳，结营以固守。对手不肯出战，这边就难以速战，战争就此进入相持状态。没过多久曹操便暂时退兵回到黄河南岸。没有继续打下去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粮草不济，而是刘备那边又搞出事情。已经投了刘表的这位刘豫州，又一次跑到豫州来觊觎许都，需要把资源调配到南线。

曹操这次回军倒没有再亲征，而是派出了夏侯惇、于禁、李典前往迎击。刘备在撤退过程中，还指挥了著名的“博望坡之战”。是的，你没有看错，博望坡之战不是诸葛亮策划的，而是刘备自己指挥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卧龙先生还是隆中耕读呢。至于事个事件的过程是什么，等交待完河北的事情后会有详细解读。

刘备这次想袭取许都，是看到曹操在河北与袁氏兄弟鏖战，算是一次自发的策应行动，失败之后再未做此尝试。而袁尚那边为了缓解主战场压力，自己也在河东开辟了第二战场。后称“司州”的司隶校尉部有三辅、三河加上弘农共七个郡级行政区。对应关中的三辅有钟繇和关中诸将坐镇，河南、河内、弘农属于曹操的直接辐射区，最为薄弱的就是这个位于山西南部的河东郡。

负责在河东开辟第二战场的，是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干。并州的核心地理单元为：太原盆地、大同盆地以及上党高原，与河东郡所对应的临汾、运城两大盆地，合称山西五大地理单元。如果不是两京的存在，需要在长安、洛阳周边分割出部分直隶板块的话，河东本来就应该是并州的一部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高干要是想扩充地盘的话，也一定是瞄准河东。

另一个让高干有动力向河东扩张的原因，是因为并州在东汉后期的直接统治区域已经大大缩小。不仅原属并州，对应前、后套平原的云中、五原、朔方等郡被鲜卑所据，对应大同、太原两盆地的雁门、太原等郡，亦为内迁的南匈奴部所侵，特别是在白波之乱围攻太原城之后。真正还算是置于朝廷官员管辖之下的，只有当年爆发过长平之战的上党一地。这种情况下，拿下河东无论对高干个人，还是整个袁氏集团都有着重要意义。

与高干一同西入河东的，除了袁尚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之外，还有南匈奴单于栾提呼厨泉。之前献帝东归时，曾有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前往相助，就是这位单于派去的。更早一点的时候，曾与白波军为乱河东，后来又到河北搅和袁绍、曹操战争中的于夫罗，是栾提呼厨泉的哥哥。

兄死弟及是草原民族的习惯，于夫罗在公元195年死后，南匈奴单于之位就给了栾提呼厨泉。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已经内迁到太原郡的南匈奴，一直对南下渗透河东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这次与高干联手再入河东并不让人意外。

河东是钟繇的辖区，值得一提的是，袁尚任命的那位河东太守郭援不是旁人，正是钟繇的外甥。特意用此人去河东，不说是想说服钟繇倒戈，最起码也是认定对方会投鼠忌器。这种想法注定是徒劳的，钟繇并不会因为站在对面的是自己外甥就有所顾忌。河东告急，作为司隶校尉的他当即领着本部兵马前往救援。然而钟繇虽然以朝廷诏命和制衡之术稳定住了关中，但手中并没有多少兵马，整个关中的军力始终是掌握在那些以马腾为代表的新老凉州军阀手中。

袁尚和高干想着拿河东，自然会提前去试探马腾他们的态度。而这些军阀们的态度和官渡之战时本质是一样的，保持着事实上的中立态度。一边答应跟袁尚结盟，一边也不出兵相助。不过能让凉州军阀们保持中立，高干这边就已经有优势了。很快就拿下了曾经做过晋国都城的绛邑（山西省曲沃与翼城两县交界处）等诸多城邑。在这个过程中，绛邑县令贾逵为避免百姓受难而开城投降，但本人却拒不为郭援所用，还险些被杀。后来贾逵亦成为曹魏重臣，为曹氏天下立了不少功勋。

绛邑位于汾河右岸支流浍河之侧。发源于上党高地的浍河与汾河下游直线相连，由上党进入关中最直接的路线便是沿浍河、汾河而下，然后过由“禹门渡”过河。由于黄河在禹门渡处流出狭窄的晋峡大峡谷，因此禹门渡处的黄河很窄。风陵渡并非黄河在这一带唯一的易渡之处。除它以外还有位于潼关对岸，黄河拐弯处的风陵渡，对接三门峡谷的茅津渡。这三个古渡被并称为“黄河三渡”。为了给钟繇争取时间，贾逵在被迫投降之前，派人通知郡守赶紧控制距禹门渡最近的皮氏城（山西省河津市），依托地形阻滞袁军，避免渡口被袁军夺取。

钟繇虽然用争取到的时间，及时抵达汾河前线，但高干、郭援自上党而来，匈奴人自太原而来，兵力单薄的他只能应对一边。进入河东之后的钟繇选择了应对北线战场，与匈奴人对峙于河东郡北部的平阳（山西省临汾市金殿镇）。等到郭援这边进入汾河平原，钟繇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这种情况下，最稳妥的做法是撤回关中，钟繇部下将领的意见亦是如此。好在皮氏城还在手上，回撤之路并没有断绝。问题是，马腾和凉州诸将现在是保持中立态度，但如果就这样被吓得退回关中，不仅会让河东百姓失望，更可能会让关中诸将真的有胆反叛。

有鉴于此，钟繇还是决定在平阳城下坚持，同时派出使者向马腾晓以利害，说服他派军前来相助。其实这件事情从战事初起时就在做了，钟繇先后派出了新丰县令张既、扶风太守傅干两位使者去劝说马腾。

马腾和关中诸将的担心是曹操得了天下后，反手就会对关中下手。说到底，他们和刘表的想法是一样，最好袁、曹两家划河而治，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一方天地。当日袁强曹弱不助袁，现下曹强袁弱不助曹，都是这个原因。只是袁绍都挡不住曹操，他这几个后人能不能维持住划河而治的局面，所有人心里又都是打个问号的。

要是这个时候不出手相助，客观上视同于反叛朝廷，将来别人可以开脱，作为凉州军阀的代表，马腾肯定是难辞其咎。思虑再三，马腾还是决定出兵万余，救援在平阳城下的钟繇，算是彻底把宝押在了曹操这边。领军出征的不是旁人，正是在马超。

平阳在汾河的左岸，马超军至前线时，郭援已经领军北上至汾河的右岸。本来这样一个关键第三方加入战场，郭援最起码应该缓一缓，观察一下形势变化。然而作为他的舅舅，钟繇实在是太了解他这个外甥了。在钟繇看来，这个外甥刚愎自用，必定还是会主动渡河扎营，遂令全军做好了半渡而击的准备。

事情果然如此，郭援在半渡之时被钟繇和马超联军攻击乱了阵脚，郭援本人亦被马超部将庞德所斩。庞德斩郭援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钟繇的外甥，见到首级后钟繇放声大哭，把庞德吓得赶紧谢罪。好在钟繇哭是因为私情，庞德斩之是因为公义，自是不会怪罪后者。

郭援被斩后，匈奴人旋即归降。在河东攻城略地的高干，亦退回上党。不过河北主战场不分出胜负的话，高干这边始终对河东乃至关中是个威胁。转过年去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空气中又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建安八年二月，曹操和他的军队再次渡河前来围攻黎阳。在城下的对战中，兄弟俩依然落败，坚持了两个月最终决定弃守黎阳，北退至距之百里的大本营邺城。从黎阳后撤是个正确的选择。这种情况仿佛是官渡之战前，曹操主动从延津退至官渡。邺城是整个河北的地缘政治中心，论城防的坚固程度及粮草的储备情况，比之官渡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袁军坚守，曹操很难在短期之内攻破。由于远离黄河渡口，时日一长被袁军截抄粮道，未必不会重现乌巢一幕。

兵临邺城的曹操需要思考下一步怎么行动，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应该乘势一举拿下邺城，解决河北问题。郭嘉的意见则是应该退兵。袁氏二子不和已经是人所尽知。如果你攻的急了，为了共同的利益二人必定会先一致对外。要是没有外部压力，内部就会生乱。索性暂时不管，把注意力放在荆州方向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定可一举而定。

时逢五月，正是麦熟之时，曹操便下令收割了邺城周边的麦子充作军粮，然后依郭嘉之计回师许都，留下部将贾信驻守黎阳城。从被曹操收了粮这点来说，也看得出袁尚、袁谭二人在谋略上有所欠缺，否则再怎么也要在黎阳多坚守几天再撤，让这些珍贵的粮食不至于落在曹操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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