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十大最堵三甲出炉：为啥中国医院门口总是这么堵？

规划滞后，盲目扩张的恶果...



本文作者：邓伯鋆

近日，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等单位发布《2020 年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并公布了「全国十大最堵三甲医院」。

其中，以北方城市的医院上榜居多。河南省人民医院以全天拥堵延时指数达 2.82 ，位列全国第一；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高峰期平均排队时长达到 36.1 分钟，在十个上榜医院中最长。

只要你上班的医院足够好，你一定会有几个信手拈来的段子，用来吐槽你医院门前的拥堵交通和困扰广大医患「停车难」。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三甲医院门口总是这么堵？

院区设计滞后，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我国，稍有名气的医院基本上没有成立年数小于三十年的。

为数不多卡在成立三十几周年、四十周年门槛上的知名医院，也就是中日医院、安贞医院、浙大邵逸夫这几家。

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汽车还没有进入家庭。

众多医院在建设之初，就对停车空间和院内交通预计不足，而且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预估到医院接诊人员规模的飞速发展。

我们来列举几家医院的建筑规划设计与实际使用情况。

中日友好医院于 1980 年设计。

设计当年，日本专家提出，这种大型研究型医院一天接诊的门诊量应该是 1000 人次，追求攻关疑难杂症「少而精」；中国专家表示那可不行，新医院一天必须要接纳 3000 人次门诊量。

于是，医院按照近期日均门诊量 1500 人次、远期日均门诊量 3000 人次进行设计。但到了 2018 年，中日医院一年的门诊量已经突破 300 万人次，工作日的门诊量突破一万人次。

北京同仁医院 1991 年设计的新门诊楼，设计接待能力日均 4000 人次。多年前，同仁医院就诊高峰的日门诊量光荣破万，病人的长龙被境外媒体日本 NHK 拍摄的纪录片取材，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播出。

北京协和医院门急诊手术科室综合楼，2008 年设计，2012～2013 年分批投入使用。大楼设计接待能力是日均门诊量 8000 人次，当前最大接待量每日 15000 人次。

协和医院的新大楼建成后，设计师写了一篇论文介绍，论文的题目是《小用地上的大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在 4.5 万平方米的用地上建设了 22.6 万平方米的庞然大物。

在卫星地图上看到这栋巨厦东西延绵三百多米的豪迈尺度的时候，我不禁为每日四处奔波的协和医院住院总掬下一把同情泪。

超前规划，转眼超载。不是设计者没智慧，而是各大医院的「红火」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

区域城市规划推波助澜

医院的飞速膨胀既超过了卫生系统决策层和医院领导者的预期，也超出了城市规划者的想象力。

这次「医院堵车榜」榜首的河南省人民医院其实很冤枉，这家医院门前的堵车恐怕有一半是近在咫尺的河南省肿瘤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等扎堆布局的省级医院一同贡献的。

在杭州，浙大一院和浙大二院直线距离仅仅三百米。

为了方便病人，两家医院禁止职工在院内停车。于是，浙大二院的医生开玩笑说，开车上班的最佳停车场位于五百米之外工作量不饱和的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相隔五百米的两家医院，在工作强度上可谓冰火两重天。

医院迅速膨胀，就医人群大量集中，医院周边道路自然不堪重负。超载的巨无霸医院既导致医院的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也会还带来院感防控等安全隐患。

这是本次疫情中发生院内感染的武汉协和医院解放路院区卫星照片。根据 2008 年颁布的综合性医院建筑规范，为了确保卫生清洁隔离的需要，医院建筑的建筑密度、土地容积率都有规范标准。

武汉协和医院占地 7.5 万平方米，医院用地范围内还有构成卫生隐患的民房，充其量只能形成开展 800 张病床左右的办医规模。现在，这家医院仅东南角那栋 34 层外科大楼就实际开放床位近千张。

武汉协和医院新门诊大楼可以直通地铁站，医院里开设了咖啡厅等商业设施，这都是院内感染的高危因素。新门诊楼运营当年，就接待了四百万人次的门诊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高档医院在设计时追求生活气息、开放性、可通达性，以此拉近医疗机构与群众的心理距离，但这是建立在当地人均医疗资源更加丰富，医院人流量更合理的基础上。

2003 年发生过 SARS 院感的北大人民医院，SARS 结束后院区就新建了 24 层的住院大楼。

以量换利：停不下来的扩张

是什么力量让各大医院在这些年如同吹气球一般迅速膨胀呢？简单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各位同道读者都是「本地狐狸」，我们就不说「聊斋」了。

首先，虽然很多同道可能不爱听，但是这是事实——我国的医生培养模式追求「广覆盖」，培养质量参差不齐。

长期以来，医科毕业生临床思维的培养取决于就职的医院，各家医院的天然差距与优势特色导致诊疗规范化程度不高，不同级别、不同地域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差距很大。

纵观近年迅速扩张的「巨无霸」大型公立医院，共性就是它们辐射区域的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矛盾比较尖锐。

其次，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矛盾，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不断激化。

医疗服务价格定价长期低于实际价值，给人以大医院入门的「门槛费」不高的错觉，扭曲了资源配置。

同时由于基层医疗水平不如人意、居民也缺乏足够的专业常识，许多人出于「保险主义」的观点，认为去大医院就诊不过就是跟基层相差无几的挂号费再加上车票钱，养成了不管是小病或大灾都第一时间往大医院就诊的习惯。

即使在一线城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也较为普遍。北京二环路周边的医疗资源跟北京六环路周边的医疗资源就像两个城市。

最后，「扎堆就医」超越了地域发展层次，成为了全民运动。


武汉警讯：医疗资源高度集中的隐忧

然而，大医院的扩张热情，真的如愿促进了医疗事业发展，让广大群众获得了便捷可及的医疗服务么？

我们以武汉市为例。

2015～2018 年，武汉协和医院的门诊量从 471.3 万人次增至 602.8 万人次，出院量从 18.6 万人次增至 25.5 万人次。

2015～2018 年，同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武汉同济医院门急诊量从 483 万人次增至 644 万人次，出院量从 19.6 万人次增至 27.7 万人次。

协和西院、协和肿瘤中心、同济光谷东院、同济中法新城分院、人民医院光谷东院、武大人民医院东院、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

近年来，武汉主城区群众认可的新建医疗机构，基本上都是几家传统知名医院「跑马圈地」式扩张。

如今，武汉市的千人开放病床数量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人均三甲医院病床数量全国前列。

然而，在新冠疫情面前，由于分级诊疗缺位，新冠病人和非新冠发热病人一拥前往大医院就诊，武汉市的医疗体系很快在「挤兑式就医」的冲击下「死机」了。

最终，靠着全国力量的支援，通过社区网格化管理科学筛查发热病人，利用方舱医院分流收治轻症病人，确保重症病人及时治疗，这才扭转了武汉的危机。

庞大的资本吐纳，由一线医护承载

显然，一味追求顶级医院的庞大规模，并不是医疗服务体系的最优解。

大医院的膨胀垄断了大量医疗资源，冲击基层医疗机构。

一些中小医院因而找不准自己的位置跟风扩张，往往容易陷入「盲目扩建——经营成本提高——人员待遇下降——技术骨干流失——医院口碑受损——亏损加剧」的恶性循环，加剧基层医疗的衰败。

甚至在一些地方，本应大医院扶助小医院提升技术水平的「医联体」，成为了大医院借助「人员进修」抽干小医院技术骨干的最后压榨。

在个别县级医院，70 年代就可以成熟开展的气胸等手术治疗，到了 21 世纪反而无法开展。城市的区级医院更萧条，一些区人民医院的产科等「大科」都成为了摆设。

最后，拥挤的大医院，它庞大资本的日常吐纳，直接由广大医务工作者承载。

平均住院天数 20 余天的年代规定的人手配置，现在要承担平均住院天数小于 8 天的周转率带来的工作强度。如今的一本住院病历，厚的像当年老前辈的一部著作。

日间手术中心遍地开花，大量医生被拴在低水平重复劳动上——而这些治疗之所以能在日间手术开展，是其技术难度相对较低，原本应该基层医疗机构完成。

很多手术中心晚上 10 点钟择期手术接台已经成为日常。北京某医院的「无假日」改革遭到业内广泛的指摘，这背后是整个行业的职业倦怠。（详情可回顾丁香园往期文章：北京某医院一周 7 天开展手术：方便患者就医，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时间）

当大医院里的年轻医务人员各种「累瘫」和「倒地就睡」被当作一种优越性用来宣传的时候，我们真应该思考一下，这种建立在医务人员过劳身心上的庞大医院组织，真的适合吗？（责任编辑：gyouza）

邓铂鋆，80 后，基层部省属医疗机构财务工作者（非事业编），擅长财经视角解读医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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