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好的兄弟，至今仍是人间典范

手足之爱，平生一人...






一生命格不好，作为摩羯座的苏轼早就认了，而且常常自黑。不过，北宋元丰二年（1079），命中大劫，苏轼差点扛不过去。

有人拿他给朝廷的上表和诗，搞文字狱，说他讥讽朝政。朝廷下令，抓人！

当时苏轼远在江南的湖州任知州。从帝都开封到湖州颇费时间，新党骨干、御史台中书丞李定，为寻找执行逮捕任务的人选而发愁，考虑许久，选中皇甫僎作为抓人领队。

皇甫僎带着他的儿子与两名台卒，日夜兼程，奔赴湖州。

这时，驸马都尉王诜给苏轼的弟弟苏辙通风报信。苏辙立即派人赶往湖州，希望赶超皇甫僎，好让哥哥提早得知消息，做好心理准备。

皇甫僎的儿子不巧途中生病，耽搁了行程。这样，苏轼提前知道了即将到来的命运。

然而，当皇甫僎一行人出现在湖州地方官署时，苏轼还是相当惊恐。根据他事后的回忆，两名抓人的士兵拘捕他一个地方官，就跟抓一个盗贼一样。

苏轼预料自己必死无疑，首先想到的是跟妻子告别，给弟弟苏辙留封遗书，托付后事。船行到太湖，他欲投水自尽，但想到一死可能连累弟弟，他忍住了。

在狱中等待判决的日子，苏轼和儿子苏迈约定暗号，平时送饭只送菜肉，若有不测，则送鱼。苏迈有点马大哈，一次有事，托人送饭，却忘记交代暗号。此人偏偏给苏轼送了条熏鱼。

苏轼看到鱼大惊，情急之下写了两首绝命诗，托狱卒转给苏辙，说此诗若不能送到弟弟手里，自己死不瞑目。

这两首诗的题目很长，叫《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

子由是苏辙的字。其中第一首说：

在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刻，一个人最先想到的，永远是占据着心灵中最重要位置的那个人。而他，便是自己的弟弟。诗中，苏轼把妻儿托付给苏辙，并希望有来生，还是做兄弟。

苏辙一看，心悬不已，赶紧上书求情。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他说他的父母早已亡故，只有哥哥苏轼一人“相须为命”。现在哥哥因为文字下狱，生死未卜，我情愿交还官职，做回平民，来换哥哥一命。

言辞哀婉，让人动容。

后来，终于在多方合力营救下，苏轼蹲了100天监狱后重获自由。兄弟俩都遭到贬谪，但一场从天而降的横祸总算化解，生命保住了。

在这场危机中，两人的兄弟情经受了生死大考。

中国传统礼教中，兄弟是五伦之一。兄弟之间要讲“悌”，“悌”就是心里要装着兄弟。

但是，按照我们缺少啥才提倡啥的传统，历史上不仅往往兄弟无悌，还常常手足相残。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苏轼能够为了弟弟而忍辱偷生，苏辙能够为了哥哥而去职去死，确实是手足之情的千古典范。难怪《宋史》专门强调了他们的兄弟情，说“辙与兄轼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三观一致是做好兄弟的基石。任何时候，三观是检验两个人能否合得来的试金石，不管是朋友还是兄弟。

很多人以为，亲兄弟具有血缘关系，天生就有非同一般的情谊，实际上，兄弟反目的情况比比皆是。帝王家族内部兄弟相残就不去说它了，以苏轼兄弟生活的宋代为例，当时的政坛、文坛上出现了多对著名的兄弟，但其兄弟情最终都未能经受三观考验而破裂。

与苏轼兄弟同榜进士及第的曾巩、曾布兄弟，后来皆为朝中高官，因为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不同，曾巩失势离京远去，曾布却官至相位，二人观点不算一致。

王安石、王安国兄弟亦是如此，两人政见不同，王安国多次非议其兄王安石的变法，后遭到新党分子的排斥和贬谪。

苏轼兄弟生活的时代，最大的政治均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兄弟二人最早对变法的观点其实也不一致。

宋神宗在变法伊始，曾召见苏轼询问对新政的意见建议，苏轼直接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对变法的方针、策略和人事安排都进行了全面否定。这让皇帝很失望，让主导变法的王安石更失望。王安石说苏轼写的东西不过是“战国文章”“纵横之学”，意思是苏轼的意见就像战国的策士游说之辞，高论大言，不切实用。因此，从变法一开始，苏轼就因反对变法而被安置到了闲散的位置。

苏辙则恰恰相反。他一开始就给宋神宗上书支持朝廷改革，并提出变法的当务之急，必须解决国家财税不足的问题。只要有了足够的财力，就能实现强兵富国的大宋梦。这种观点，很契合变法的指导精神。苏辙很快就被吸纳为变法的核心班子成员，成为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一名官员，被赋予重任。

不过，在具体的工作中，苏辙随即发现，这场变法的手段跟自己的预想相去甚远。简单来说，苏辙希望通过节流，裁撤“三冗”来增加国家财力；王安石则希望通过开源，广开财路，以增税、放贷等形式实现财政增收。

这时，苏辙骨子里与苏轼的三观一致性就表现出来了。他跟哥哥一样，有悲天悯人、顾及民间疾苦的本性，因而不能接受王安石那些与民争利的变法举措。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几乎天天与王安石、吕惠卿发生争吵，随后站到了反对新法的立场上。

这样，兄弟俩殊途同归，都成了变法中的边缘人物，先后离开京城，辗转于各地任职，吃尽苦头。

但是他们都没有后悔。在他们的价值认知里，从来就有比迎合政治更重要的东西。如果说三观一致是手足情深的保障，那么，和而不同则是确保兄弟不致反目的最大公约数。

“和而不同”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每个人在与别人相处相交的过程中，都本能地有一种使对方完全认同自己的冲动。泛泛之交可能还察觉不到两人个性、理念、为人的差异，越是深交，越是会敏感地发现对方与自己的不同之处如此刺目。

如何看待这些“刺目”的东西，决定了你们究竟是两个人的交情，还是只想复制另一个自己。

苏轼兄弟二人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从小经过共同的家学教养和熏陶，也曾一起拜师求学，人生际遇亦颇为相似，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同样十分明显。

最典型的是，两人的性格差异甚大。苏轼是一位外向型人物，敢说敢做，爽朗豪放；苏辙却是位内向型人物，思维活跃却沉默寡言。父亲苏洵在兄弟俩年少时即清楚地看出两人的不同，并在他们长大后基本得到了应验。

苏轼曾对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苏辙告诉哥哥说：“但是你要了解说话的对方，有人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轼回答道：“这就是我的短处。也许我太相信人，不管我跟谁说话，我都畅所欲言。”

苏轼一生中数次因大嘴巴惹祸上身，苏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对哥哥做出善意的提醒。

直到后来，兄弟俩仕途沉浮，聚少离多，苏轼改不了也不想改他的老毛病，但时常会因为身边没有弟弟的提醒而觉得少了些什么。苏辙则觉得，哥哥能做到快人快语，不委屈自己的内心，也挺好的。只是快人快语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他苏辙愿意去替哥哥分担。成全对方，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美德，兄弟之间更是如此。

人性中有很多劣根性，修养不够很难克服，比如见不得他比我好，就是其中一种。很不幸，这个“他”往往不是陌生人，偏偏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人。我们不会妒忌李嘉诚有多少财富，但最见不得兄弟、朋友突然发达。

俗语说的“可以共患难，不能同富贵”，其实背后所指，多少也是这样一种隐秘心理。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个案，多少原本好好的兄弟、朋友，在苦日子熬到头之后，反而变成了冤家仇人？

说到底，还是一个人该以怎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失败，以及身边人的成功。

苏轼年长苏辙3岁。苏辙在求学之初，以兄长为师，受到苏轼的指导和教诲。他对哥哥的文学造诣十分钦佩，说苏轼的诗比杜甫、李白都好。

苏轼后来成为文坛盟主，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文学光环完全被掩盖。但苏辙终其一生都为哥哥的成就而高兴，从未由于彼此不同的坎坷和境遇而丝毫削减。

他们既是兄弟，又同为文人。自古文人相轻已成惯例，管你父子兵还是亲兄弟。但苏轼从未轻视过弟弟的才能，他多次指出，苏辙的才识远在自己之上，只是弟弟心性淡泊，不愿外露，世人并不了解他的为人与性情，因此也不懂得欣赏他的诗文罢了。

苏轼曾说苏辙：“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两人互相成全对方，毕生不渝。最典型的是，兄弟俩在富贵中争相为对方避让，希望成全对方更好的前途。

宋神宗病逝后，继位的哲宗仅10岁，由高太后听政，恢复起用因反对新法被贬黜的人。这段时间，苏轼兄弟俩都处于仕途的最高峰。苏轼官至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苏辙在朝中则任龙图阁学士、尚书右丞等职，职位比苏轼还高。

与此同时，政敌们对他们进行了无处不在的攻击。为了避免给弟弟带来祸端，苏轼首先上书，说兄弟两人同时在朝中做事不妥，他请求回避，希望皇帝外放他到地方任职。

而苏辙也连上四道奏折，请求外任，并说：“兄轼才高行备，过臣远甚”，“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

面对高官厚禄，兄弟二人争相为对方让路。这份纯金兄弟情，比起北宋朝廷中那些为了政治利益而相互倾轧的塑料兄弟情（比如蔡京、蔡卞兄弟），显得弥足珍贵。苏轼临终前，说他唯一的遗恨是不能再见弟弟一面，“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他留下遗言，要苏辙葬他在嵩山之下，并为他作墓志铭。苏辙悲痛万分，在祭文中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兄弟情深似海，一生只此一人。

十年之后，苏辙也去世。去世前，他一直记得哥哥当年在狱中写给他的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今生是兄弟，来世还做兄弟。于是在临终前，苏辙交代后人，要求把自己葬在哥哥身边。

人生很残酷，现实大抵如此，那些我们年少时最亲密的人，终归越走越远，彼此散落江湖。唯有如苏轼、苏辙这般——三观一致，和而不同，成全对方——以简简单单的12个字，抒写了最真挚动人的感情：

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足矣！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赞、点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新人文浪潮计划签约账号【最爱历史】原创内容，未经账号授权，禁止随意转载。

    关注 最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