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内青春与身外青春"：鲁迅的青年观

鲁迅

鲁迅去世后，广大读者为鲁迅举行了盛大的“民众祭”，并为他敬献了题有“民族魂”三字的锦旗。不少青少年在鲁迅墓前宣誓：“先生，没有死；青年，莫彷徨！花谢，种子在，撒播在青年的脑海。”一个鲁迅去世了，一代接一代的青年看着鲁迅的精神背影奋然前行。

北京鲁迅博物馆

一个人有两个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生理年龄是可以量化的，心理年龄则因人而异。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又如何划分？这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在不断调整。

1985年，联合国曾将15岁至24岁的人划分为青年范畴；而到了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却把“青年”的上线划定在44岁。鲁迅是1881年9月25日出生的，他44岁时是1925年。

鲁迅的青年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文化遗产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鲁迅著译系年》，从17岁撰写《戛剑生杂记》算起，鲁迅青年时期留下的或长或短的不同体裁作品约有400余篇，其中有他31岁时撰写的文言小说《怀旧》，38岁发表的《狂人日记》，41岁发表的《阿Q正传》。

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和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中的不少经典之作都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创作的。也就是说，鲁迅的青年时期，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旗手、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前驱的历史地位。40岁那年鲁迅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坛，他的讲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了中国小说研究史的开山之作。

一个人能拥有几个青春？读鲁迅的散文诗《希望》，感到任何人都会拥有两个青春：一个是身内的青春，这纯属于自己，都会遵循体质由弱而壮、由盛而衰的自然规律；另一个是身外的青春，这属于同时代的青年人。鲁迅写道：“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详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翱舞。”他希望青年人朝气勃勃，而不能暮气沉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不必等待炬火。如果青年人都寂寞了，那他觉得自己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了。鲁迅挚爱青年，寄希望于青年。“俯首甘为孺子牛”，“孺子”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民众，但准确地讲指的首先是青年。

鲁迅14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翌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鲁迅切身感受到了作为弱国子民的屈辱。为了振兴中华，推翻帝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并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

鲁迅希望新的政治制度能给中国带来希望，感到民国初年的氛围的确比腐败的清王朝光明得多，从此可以“纾自由之言论，尽各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然而鲁迅不久就发现，中国社会招牌虽换，骨子依旧，于是接连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逆流滚滚，让鲁迅“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任何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都可能经历一时的苦闷、短暂的彷徨，由希望而绝望，由积极而颓唐……难能可贵的是，鲁迅经过严格的自省、灵魂的搏斗、艰辛的求索，能够用光明搏击暗夜，用希望战胜绝望。他就像《秋夜》中的那株枣树，即使受到皮伤，仅存树干，仍然会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像《过客》中的那位行者，黑须乱发，衣衫破碎，脚早已走破，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仍然要在似乎没有路的荆棘丛中走出一条路；像《这样的战士》中的那位投枪手，面对无物之体，面对披着各式伪装、扛着各种漂亮旗帜的敌人，一直举起了投枪，宁愿在无物之阵之中老衰、寿终。

促使鲁迅上下求索、永不休战的动力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表现为对祖国有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表现为对民族有自尊心、自信心。23岁的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发自肺腑地赞叹：“吾广漠美丽最可爱的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中国者，中国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他当时尝试探寻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力图将“科学”与“爱国”结合在一起。在日俄战争期间，他通过对中国国民性的考察，深感“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终于“弃医从文”，以“精神界之战士”现身。所以，鲁迅无论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抑或选择“精神救国”的道路，引导他不断攀登真理高峰的始终是爱国主义这把梯子。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珍贵的思想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爱祖国，首先要挚爱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生生不息的老百姓。鲁迅在作品当中，习惯将人分为两类：治者与被治者，上等人与下等人，阔人与穷人，聪明人与愚人……他的情感明显倾向于后者，总是用后者的是非判断是非，以后者的利益决定取舍。毕其一生，他都是在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而呐喊。他补充说，“我之所谓生存，并是苟活；所谓温饱并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鲁迅身上值得青少年学习的地方很多，但归根结底，首先应该弘扬的还是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鲁迅之所以挚爱青年，寄希望于青年，这跟他炙热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青年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未来。鲁迅认为，中国改革决不可缓，否则中国就会失去了世界，“中国人”就会从“世界人”被排出，这是使他感到“大恐惧”的事情。改革的成败终究取决于青年，中国的明天终究取决于青年。

鲁迅对青少年有什么期盼？1919年10月，39岁的鲁迅虽然还未成为父亲，但他却写出了一篇著名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希望青少年能“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一句话中，包含了对广大青少年德、智、体三方面的期待。

道德是立人之本。在鲁迅看来，道德是分层次的。低层次是损人不利己，如强盗防火。强盗烧了老百姓的茅草房，但自己却一无所得。损人利己是古往今来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奉行的道德，相当于鲁迅笔下的白蚁和蛀虫，一路吃过去，留下的只是一条排泄的粪。新文化运动中提倡“人我两利”“自利利他”的新伦理、新道德，但在“人”和“我”这盏天平上，两端必然会向一边倾斜，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均衡。

鲁迅崇尚的道德境界就是“损己利人”，就像《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柔士烈士那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先前何尝不出于志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这就是“损己利人”的生动体现。当然，这并非对一切人的要求，也不是人人都能通达的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应该是一切有上进心的青少年都可以做到的。

“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精神。青少年要容纳新潮，就必须与时俱进，立足于中国国情，对古今中外一切有利于振兴中华的知识广采博览，就像蜂蜜酿蜜之前，必须要采集百花，而不能只叮在一朵花上。容纳新潮，当然必须进行独立思考，比较鉴别，咀嚼消化，化为自己的血肉，不能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鲁迅借《狂人日记》中“狂人”之口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声音。这里提倡的就是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既不迷信盲从，也不怀疑一切。

“耐劳作的体力”指的是体质。身体是从事一切精神活动、物质活动的物质基础。鲁迅希望中国的青少年能够朝气蓬勃，轩昂活泼，而不是低眉顺眼，目光呆滞，钩头耸背，面肌固定，一副死板板的脸相，一种未老先衰的模样。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经常骑马，留学日本时期也学过柔道。但可能是先天不足，后天又过于操劳，所以体质并不好；又加上熬夜时抽烟过度，缺乏戒烟的毅力，导致肺部病情加剧，56岁就过早地辞世，给中国现代文化事业造成了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

1936年6月5日，宋庆龄在一封敦促鲁迅就医的信中诚恳地写道：“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广大青少年应该将自己的体质跟国家兴衰联系起来，也应该从鲁迅身上吸取应有的教训。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