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内科“大手术日”，父亲却急性心梗了……

 

我是一个心内科医生，那天是我的“大手术日”。

每次的大手术日，我都要聚集所有的精神，来迎接一整天在导管室的奋战。我会穿着沉重的铅衣，包裹上重重的手术衣，集中所有精神穿刺、置管、进导丝，中间会有失败，再失败，最后，我会把预定的目标做完。

大手术日很累，是一个星期中最累、最紧张的一天。但导管室是心内科医生的战场，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大手术日那天，手术患者会一个接一个等在手术室门口。

他们眼里的需要、期待和紧张让我们这些医生养成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习惯：绝对不能在大手术日那天迟到。

父亲的胸痛，在一个大手术日的早晨来得特别剧烈。没有做心电图之前，我就猜到结果了：又一次的急性心肌梗死。

去往医院的路上，我的内心像被马蹄踏过的泥浆路，一片狼藉。我不可能为父亲做介入手术，并不是不会。

尖锐锋利的针穿下去，那是父亲的血管，皮肉之间神经锋锐的痛觉，那痛就像痛在我自己的身上。

即使作为一个成熟的心内科医生，我也不可能镇定如常地操作。

能把“大手术日”推后吗?恐怕是难的。忙碌的介入手术室，有多少辅助工作的同事，有多少等候的患者。

在工作量满负荷的医院里，整个手术日的工作就像是不偏不倚“嵌”在了时间的凹槽里，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扶着父亲在病床上躺下的时候，已经脑补了无数可能会出现的痛楚、危险、纰漏，心乱如麻的焦虑包裹着我。

我必须把他交给那些往常和我一样，能够镇定平静完成高难度介入手术的同事。

孙医生做完心电图没有看我，也没有把图纸递给我，就像我是一个普通患者的家属。“我会搞定，放心。”

握着父亲的手，我点一点头对我的战友孙医生说：“交给你了，拜托。”说完，我马上离开，不敢再停留。

一个儿子，把父亲的生命托付给了最信任的人。

走进导管室，戴口罩、戴帽子、洗手、调整手术床……把翻腾的心情，压抑到波澜不惊。

在仪式感一样的程序中，我从慌乱的儿子恢复到了心内科医生。

血管穿刺置管稳定如常，导管的到位稳定如常，心脏电生理是我热悉的专业领域，每一项操作我都充满信心。

隔壁手术间，不知道他们开始了没有，进程如何，我身体里的每个基因都想倾听，都在等候。但是，所有的精力、能力、注意力都只能专注在面前的手术台上，在我视线所及的蓝色无菌单遮盖的患者身上。发挥如常，顺利做完第一个。

手术的间隙，我像所有等候中的儿子一样，呆立在手术室的感应式移动门前。

门的那边，孙医生的团队正在操作，扩张冠脉，抽出血栓，送入……或许会有恶性的心律失常，或许会需要电击除颤，或许会出现特殊的情况……。

我是一个医生，不应该从那个门进去，用情绪去影响正在手术的同事。

我是一个医生，不能带着一身惶感和无助去进行下一个手术，我需要纹丝不乱！

时钟的指针沉重地走着，20分钟过去了。一个姿势坐在踏脚凳上，我感觉自己快变成了化石。

这时，孙医生在门口做了个OK的手势，父亲安全了！

我深吸一口气回到自己的位置，放空一切思绪，放下一切杂念，像准备上战场一样。我必须要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些坐在导管室外面的患者和家属，都在等着我说OK。

我镇定如常，一个接一个直到大手术日工作结束。

感谢老天，父亲慢慢好起来了。后来，像所有术后谈话一样，孙医生告诉我父亲在介入手术中的所有过程。

我说不出一句感谢，只溜了出了往常最熟悉的一句话：“辛苦了！”

那个普通的大手术日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一天，两个角色同时重重地落在我身上。

身为人子，我把所有的托付都全权交给了医生；身为医生，我在任何状况下都没有辜负人子的托付。上天，把两种感觉同时带给我。

“医学伦理学”告诉我们，医生应该具备专业精神、职业道德和利他精神。

坐在踏脚登上等候的那20分钟里，工作20年的直觉告诉我：那个大手术日我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陆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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