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江津往事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包括南京、武汉等敌占区内的许多机关、团体、学校都内迁至此，使这座山城机关林立，人员骤增。由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疯狂轰炸，城内的部分机关和人员又向外疏散。江津是重庆上游第一大县，物产丰富，水陆交通方便，每天有多班往返的轮船，因而重庆的许多知名人士又疏散到江津。1938年8月，在南京坐了五年牢的陈独秀由重庆转到江津，先住在县城的黄荆街等地，由于多种原因，加上他厌倦城里的喧嚣，不久就搬到了离县城约30里的鹤山坪石墙院杨家住宅内，过起了静谧的生活。陈独秀致力于文字学的研究，编著了一本叫《小学识教本》的书，这是他在南京第一监狱中未能完成的书稿。闲时他就写写字，而不介入地方派系的争端中。

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早陈独秀一年迁来江津。他在江津县城东门外公园内主持由南京迁来的支拉内学院。欧阳竟无，名渐，字镜湖，江西宜黄人，近代著名的国学家、佛学家和教育家。他比陈独秀大8岁。到江津后，他将院名改为蜀院，并亲自讲学、说佛和刻经。当时重庆和江津的许多名流包括张澜等都来听过他讲学说佛。

陈独秀在江津县城蛰居时，也多次来好友欧阳竟无主持的蜀院与他谈文赏艺。陈独秀看到欧阳竟无珍藏有《武荣碑》字帖，非常喜欢，他爱不释手，几次想提出借书要求但都欲言又止。因为，他从欧阳竟无口中得知有许多人都打算向他借用此书，但都被他委婉而拒。听罢于此，陈独秀就没好意思再开口了。后来，陈独秀搬到鹤山坪石墙院，同去的还有他的夫人潘兰珍。陈独秀家搬到鹤山坪石墙院后，请了一个伙夫叫邱道世，专为他们夫妻做饭，三两天也会进城为陈独秀领取书报信件等。来到这山乡，陈独秀的空脱和寂寞之感更显严重。他想练隶书，就会想到欧阳竟无珍藏的《武荣碑》字帖。看来，硬借是不行的。于是，陈独秀就以一个佛教信徒的口吻向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写了一首非常奇怪的“借条诗”：贯休入蜀唯瓶缽，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陈独秀叫邱伙夫将这首“借条诗”送到江津县城东门外的蜀院，当面交给了欧阳竟无。欧阳竟无从这张特殊的“借条诗”里，读出陈独秀此时此地的抑郁和苦闷，读到他被迫入蜀，以苦行僧人贯休自喻的诚朴与哀愁。于是，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借出自己的心爱之物。事后不久，陈独秀的好友加同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两壶江津老白干来鹤山坪看望他。此时，陈独秀胃病复发，非常痛苦，但他有感于老友加同乡的情谊，在世道艰险之时还来探望他。但不知陈独秀又从哪里曾得到消息，说朱蕴山早前也想借欧阳竟无的《武荣碑》字帖。他这次来江津县鹤山坪石墙院看我，是不是还有向我转借《武荣碑》字帖的意思？于是，陈独秀立即将写给欧阳竟无的“借条诗”略作改动，又送给了朱蕴山。修改过的“借条诗”曰：贯休入蜀唯瓶缽，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明眼人一看更知，这只在第二句、第四句中改过五个字的小诗，除了比第一首更能表现出陈独秀的僻居恶壤山野之悲苦、病入膏肓之凄惨外，更比上一首表现出更痴迷《武荣碑》而必须“独噬”，决不“转借”的意愿。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鹤山坪石墙院病逝，在江津县城得到噩耗的欧阳竟无急急忙忙赶到鹤山坪奔丧。他向正伤心办理陈独秀后事的潘兰珍送了50元赙金后，就索回了其视为宝贝的《武荣碑》字帖。他深知，此时的丧家事多乱杂，无头无绪，这些书书本本、单单片片的东西，一不注意就会在混乱中丢失。如若丢失，是极其遗憾的。

巧合的是，随后赶来奔丧的朱蕴山见了欧阳竟无，他们只寒暄几句，就各忙着帮丧家打点事务。后来朱蕴山没再找到欧阳竟无的身影。其实，朱蕴山上次被陈独秀误解为转借《武荣碑》字帖的事，他并没有记在心上，作为老友和同乡，朱蕴山十分了解陈独秀，因而他更不会有一点责怪。

陈独秀的过世，朱蕴山万分悲痛，他当时就写了一首挽诗，高度评价陈独秀掀起“百丈潮”之历史，同时也反映出了陈独秀晚年性格“殊难解”之倔强。其诗曰：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来源：《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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