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功青丨文艺复兴视域下的中国文化复兴

通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以至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系统研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历史启示，进而更为自觉地把握中国文明的走向。...

晚近四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文化复兴逐渐成为从官方、学术界到民间共同关心的主题。但是，文化复兴究竟复兴什么，如何复兴，走向如何，各家各派的分歧却愈发严重，甚至彼此对立。毫无疑问，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这些争论还会延续下去。毕竟，中国的文化复兴所牵涉的，乃是如何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裁断古老文明的宏大命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辨析清楚。在这个宏大的命题面前，意大利文艺复兴只能构成一个微小的侧面——但绝非一个不重要的侧面。须知，发生在14-16世纪欧洲的那场伟大历史运动，与当下中国正在兴起的运动确有内在的相似性。通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以至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系统研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历史启示，进而更为自觉地把握中国文明的走向。

所谓的文化复兴，归根结底在乎如何理解古代与现代的关系。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根本任务，本是致力如何使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文化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重放光彩。在此意义上，人文主义者当然是“尊古主义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借助语文学的工作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现代性的历史意识，并以此处理古代经典，他们并未因此秉持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念，认定自己所处的现代社会要高于古代。古代与现代，在人文主义者那里还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平衡。中国当下的历史处境与文艺复兴有很大不同，但仍可以从中可以获得不少借鉴。一方面，从人文主义者那里，我们能够学习到，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其内在道理，从而不致盲目地否定现代；另一方面，从他们那里，我们认识到古代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更为重视古代；同时，我们要破除现代在一切领域必然高于古代的迷信（激进的进步史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捍卫古代自身的道理。通过这两个层面的思考，我们将发现：古代并不高于现代，现代也不总是地高于古代。中国文化复兴的路向，应该像文艺复兴一样，立足于现代的处境和问题，充分吸取古代资源，在古代和现代的良性互动中砥砺前进。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所面对的文献，不仅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还包括许多波斯、犹太教、伊斯兰教的经典。对这些思想家来说，一个非常紧要的任务是：究竟如何处理基督教文明与异教的关系？毕竟，希腊罗马文明虽迥异于基督教，但历经一千多年的融合，两者的关系已无大碍；困难的是，基督教文明如何面对其他诸多不同的外来文明？总体来看，文艺复兴给出了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借鉴它们，然后加以创造性的转变，将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比如卡巴拉，对于犹太人只是秘传智慧，但费奇诺、皮科等人却将它借用过来，重新确立上帝和自然的关系，开启了现代自然科学的道路；另一条路径，则是“普世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认识到，要想使基督教文明真正成为主导性的文明，最好的方式不是使用武力，而是从自己的文明出发，发展出具有普世意义的主张，以此统摄他者。比如皮科就曾这样指出：人的尊严和自由虽是圣经中蕴含的东西，但它同样也存在于波斯文化、犹太教和伊斯兰的经典之中。既然不同文明就其源头来说都具有同样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又是从基督教的立场所阐发，基督教文明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普世化的尺度。历史地看，这种普世化的野心虽然遭遇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强力挑战，但始终是基督教文明对待异已文明的重要武器。两条路径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文化复兴不应固守自身传统，而应充分吸收外来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一方面，作为异己的传统，西方文明逼迫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给予我们解释经典的新眼光，并可能滋生出伟大的创见；另一方面，只有吸收西方文明，我们才可能逐步强大自身，完成自身的文化复兴。其次，文化复兴的难题不在于因循守旧地复原古代文化，而是在与异己文化的对抗中，讲出自身的道理。这个道理，和文艺复兴一样，应是基于本土的；但同时，它应该具有解释其他文化的普遍性，成为一种“普世性”的话语。在文明冲突日益剧烈的今天，上述任务的完成绝非易事。但我们深信，只有以此为目标，中国才能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虚幻的世界主义，成为同时立足于自身和世界的伟大文明。文化复兴绝非简单的“复古”，而是要将传统变成活的东西，在当下实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对传统的继承，又要适应时代需求，有理论的创新。在这一点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对我们颇有启发。14世纪的意大利对经院哲学的枯燥形式不满，急切地要想“创新”。但直到古代经典（原典）进入意大利，为学者接受和深入研究，这一“创新”并没有发生。真正被我们今天称之为创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艺术，无一不是在人文主义者在充分学习和消化古代经典之后的产物。这就表明：创新、特别是文化意义上的创新，没有对传统的认真继承绝不可能。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虽与古代相隔甚远，而无根本断裂；那么中国虽然延续了政治共同体的统一，但是受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在文化上与传统之间的断裂更为深刻。这就要求我们在谈论文化上的创新时，重视对传统的学习，先在“继承”上下足功夫。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创新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花费大量力气研读古代经典，继承希腊和罗马的传统，甚至模仿古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意图却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借助这一尝试更新自己的历史处境，变成一个不同于中世纪的人。换言之，他们既不愿放弃已有的基督教传统，又不想、也不可能完全地根据古代传统来生活，成为一个完全的古代人。于是最终，他们变成了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人，并由此奠定了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化。这种新人和新文化的养成，实在是人文主义者创新的结果。经过人文主义者的努力，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的代表，同时也是基督教精神的导师；圣经中不仅包含了经院哲学的教义，同时焕发着古典式的生动爱欲。这种创新，既更新了古典哲学的传统，又更新了基督教的传统，使得古典和基督教糅合成具有现代特征的基督教人文主义。

抚今追昔，中国的文化复兴尤需着力思考如何继承传统，又让它适应于现代社会这一根本的问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复兴的最终任务是让一个旧的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复活。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给我们的启示是，继承和创新，乃是一体之两面：没有传统的继承，创新乃是无水之源；没有创新的传统，只能是僵死的传统，固步自封。它教会我们，要在“古今中西”的历史视野中，均衡地对待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在丰厚的传统沉淀中处理时代的问题。惟其如此，我们才有望得见一个伟大的东方文明，在历经重重磨难之后，生发出持久的煜煜光辉。作者简介吴功青，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明德青年学者，中国古典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教父哲学、文艺复兴哲学、近代哲学，为学生开设“西方哲学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但丁的《神曲》”、“中世纪哲学”、“文艺复兴哲学”、“希腊语基础”等课程。著有《上帝与罗马：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6月）、《等待复活》（与徐诗凌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在《北京大学学报》、《世界哲学》、《哲学动态》、《读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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