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乡封面报道  少女小A的奇幻“漂流”

每一次宏大叙事下流淌的，皆是具体而微的个体变迁。我们不妨跟随一个18岁少女小A的“漂流”，借此管窥这一场改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新城乡记者 龙腾飞

无疑，“供给侧改革”至少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故事的主线，它的“横空出世”，影响深远。

但实际上，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实践并非始自今日，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等，均是供给侧改革。

正如每一次宏大叙事下流淌的，皆是具体而微的个体变迁。我们不妨跟随一个18岁少女小A的“漂流”，借此管窥这一场改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逃离“卖难”

2015年底， 18岁的小A从家中“出逃”了。

她的家乡辽宁绥中县，是远近闻名的苹果之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果园。与往年相比，今年苹果的地头收购价只有2.5元/斤左右，比去年整整低了1元。去年这些时候她家苹果就剩下了三分之一，而今年只卖出了三分之一。看着下跌的价格和卖不出去的苹果，她心里很着急。

梨也不赚钱。小A的父亲砍掉了祖辈留下来的数十棵上百年的梨树，卖给别人做家具，一棵还能卖60多块钱，腾出地来也好种点别的。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山东、辽宁、陕西、广西多省，蔬菜水果出现“价低卖难”，白菜、苹果、香蕉、梨等品种价格同比下降三四成。

待在家乡，小A愈发觉得烦闷。看着堆积成小山的苹果，她觉得自己也会像这些苹果一样“烂”掉。她决意离开，和父亲说要出去看一看。她的第一站是千里之外的山西太原，找她的哥哥。

小A的哥哥是太钢集团某炼铁厂的一名炉前工，6年前退伍后，来到太钢工作。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在铁水中加入各种成分，以满足不同的客户订单对“硅钢”、“镍钢”的要求。他的操作室就在红红的铁水上方，通过一个有盖的小孔可以观察下边现场的状况。每天与上千度的铁水做伴，他的衣服几乎一直是湿透的。

但就在今年2月底，班长通知小A的哥哥：“下星期停炉一周，全工段的人放假一星期。”前两个月都只是放了两三天，假越放越久，小A的哥哥越发不安。上月的工资条，到手的钱被打了“八折”，只有3000多元。但这一切让他很知足，毕竟没有轮岗，那就好。

厂里现在的两个炉子有一个已经停工了。在厂外小饭店吃饭时，小A的哥哥对她说，厂里一直都只是一个炉子，但是2002年左右，厂里效益好，于是就“玩命往大扩”，新建了一个更大的炉子，“那是一个‘大干快上’的年代，生产的节奏很快，一天能炼50炉，是现在的两倍还多。”

然而，从2012年开始，太钢的效益就在下行。到2015年，利润突然变为负数，亏损近40亿元。

为什么亏本也要卖呢？小A的哥哥不明白，只听到领导在开会时候说，集团不能停产，因为“停不起”。厂里的炼钢高炉一旦停产，封炉再点火就要花费1000万-2000万元。而且一旦停产，也就失去了现金流，所有的员工也都面临下岗。“现在我们亏本也要卖，要占领市场，要获取现金流，要承担我们的社会责任。”他的领导这样说。

太钢集团内已经有个别工厂开始执行轮岗的规定。此外，还有部分员工实行“转岗”，原先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调离生产岗位，转而从事物业或其他后勤类工作。此外，听说集团还在距离太原市区40公里的一个县建了“生态农业园”，一批转岗的工人也会陆续被安置到那里。

小A的哥哥怀念刚进厂的时候，每个月能拿到7000元，是现在工资的两倍。他说他以前每天上下班时，经常被拉着满满当当钢材的火车皮拦住，他就从自行车上下来，目送着这列火车缓缓开过，奔向远方。可是现在，拦住他的火车皮变少了。

“世界工厂”的天气变幻

小A在太原转了一圈，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哥哥给她买了车票，让小A乘坐K730一路南下，从春寒料峭的北国来到气候温暖的南方。此前，哥哥托他的班长给自己在东莞樟木头镇做企业的老乡打了一个电话，让小A去他那里打工。

对于东莞，小A知之甚少，一直听过那是“世界工厂”，当然，那里也是她的朋友们走出小村庄，打工的首选地。上世纪80年代，东莞开始承接香港纺织、制鞋箱包、玩具等传统制造业，90年代，台湾及日韩IT制造业大举进入，成就了“东莞塞车，世界制造告急”的“世界工厂”地位。然而她并不知道的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开始，“东莞制造”从30年欢愉之梦中惊醒，欧美订单萎缩，人工成本攀升，没有研发能力、没有自主品牌、没有市场渠道，成为“东莞制造”之痛。

在樟木头，小A见到了哥哥口中的“吴总”。“吴总”是70后，看上去还挺亲切，可脸上总带着一丝愁绪。

对于吴总来说，刚刚度过了一个艰难的2015，脸上自然愁容未消。他去年一直在忙着降库存、消化产能，库房里堆积如山的产品和“走钢丝”一般的资金流，让他彻夜难眠。去库存这条路无疑是艰难的，但吴总心里也很清楚，这条路如果不走，随时都有“垮”的危险。

他35岁辗转从深圳来到东莞，投资创办了这一家新材料公司，主攻改性塑料。其时，正是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年月，在出口形势严峻的背后，材料需求转向本土化的趋势也随之明显。对吴总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鼎盛时期，公司销售业绩一度冲上了5000万。

不过，他很快就感到了另一种压力——产能过剩。厂里的产品是为国内手机厂商提供手机外壳所需的材料，在樟木头，大概有100多家企业在做同样的事情。 产能过剩带来严重同质化、产品低端化，同类产品的厂商在周边比比皆是，“价格战”打得他心力交瘁。接近50%的库存，都是亏本甩买，他有着剜肉之痛。其后，他贷款投入了近300万元用于技术研发；另一方面，走向定制化生产，研发客户所需产品，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

小A来到的那天，吴总刚刚从笼罩在整个塑胶产业的产能过剩阴影中走出来，成功将库存减少了七成。

但是小A发现，厂里的情形和她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一进车间，她就在墙上看到了一个新词：“机器换人”。一张“机器换人”的前后对比表上写着：改造前产量7200支/天，改造后11.7万支/天；合格率改造前90.2％、改造后98.5％。车间里，电脑控制的机器手在有序地摆动，偌大车间工人很少。

“机器换人？”小A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听说吴总购买这十多台机器花了近300万元，在这背后，她又朦朦胧胧听到了一个新词，“供给侧改革”。在塑料厂工作了6年的工友告诉她，要适应自动化生产线的工作，就要加紧学习，“同样是机器人操作工，有的只会编程，但有的既会编程又能维修排除故障，后者就能拿更高的工资。”大专毕业的工友报了成人高校，学习机器人操作。

小A觉得这一切太神奇了。

做左撇子的生意

在塑胶厂待了3个月，小A决意离开，她的下一站是成都。

在偌大的火锅产业园，一股清香扑面而来，小A 觉得，这里的卫生间都是香的。

火锅店的电商部部长任总是80后，戴一副黑框眼镜，谈吐温文尔雅，更像一名书店老板。小A听说，在加入这家火锅店之前，他是一个报纸文娱版的编辑。

但是，火锅店的一切，和小A想象中“饭馆”油气熏天的样子都不一样。

小A被分到了王总所在的电商部，王总除了让她参加服务部的培训，还让小A业余时间多学习茶道。原来，王总准备把火锅和四川的茶文化结合起来，做一个跨界品牌。

小A不甚了解的是，成都的火锅店正处于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全城共有1万余家火锅店，新开火锅店的死亡率高达95%。去年，零售业持续下滑，餐饮成为线下商业体的重要租金来源，因此租金不断上涨，利润下降了3成，逼得这家火锅店的老板“进退两难”，不得不想办法提高营业额。小A听说，火锅店老板重金“挖”来王总，就是要甩掉传统火锅的“烟火气”，进行产业升级，打造一个年轻的火锅品牌，让火锅更“卖钱”。

王总和他的团队琢磨了足足半年。经过大量的调研发现了一个问题：火锅店用餐高峰期超负荷运转，翻台率高，但过了餐点便门庭冷落，座位和资源空置。这些闲置的资源怎样利用起来？他也判断，在未来五到十年间中国将出现一个比肩星巴克的连锁茶饮品牌。消费者在购物中心逛累了，需要一个喝东西休息的地方，目前这样的场所都是咖啡店，但里面的氛围偏商务，并不完全适合成都人的性格。

能不能在火锅店里卖茶？原来王总正在做的，就是要在火锅正餐之外提供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产品，实现错位经营。

小A问，这是不是就是东莞听到的“供给侧改革”？王总笑了笑，给小A讲了另一个故事。他朋友的儿子去年升入小学二年级，开始用到尺子。但儿子经常向父母抱怨尺子“不好用”“不对劲”。原来，孩子是个“左撇子”，一般尺子的零刻度都是在左边，而他习惯左手拿尺，总是挡住零刻度。朋友在成都遍寻左手文具，可发现商场、超市、文具店都没有卖的。最后，才在淘宝网上找到。可是这些文具大多数都是进口货，价格不菲。一把左手钢尺就要20元，一支左手钢笔130元，一整套左手文具买下来要花费数百元。

“我就是个左撇子，中国的左撇子有8000万人，全世界习惯用左手的人约占世界总人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约有7亿人，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我们火锅店现在要做的就是左撇子的生意。”

王总对小A这样说。此刻，小A哥哥所在的太钢刚刚成立了自己的电商平台，他被调进了这个部门。在这个平台上，全球的客户可以对自己需要的货源进行竞价购买，买钢甚至还“包邮”。她的哥哥是幸运的，很多同班组的工友至今仍处于无限期的“轮岗”中。吴总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痛苦的挣扎后，卖掉了所有的厂房设备，到鼓浪屿开了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客栈。

听了王总的话，小A也觉得她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来年的苹果能不能不再烂在地里了呢？出门漂流了这么久，她开始想念绥远的苹果和门口的梨树了。天下城乡事  一本新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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