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长庚：故乡的小年

故乡的小年是春节的前奏曲，一切都彰显着过年的味道，格外温馨，格外浓烈，总是长久地储藏在青春的记忆里，永远也不会衰老。...

故乡的小年是春节的前奏曲，一切都彰显着过年的味道，格外温馨，格外 浓烈，总是长久地储藏在青春的记忆里，永远也不会衰老。

我们南方是腊月廿四日为小年，但在廿三日晚上，相传是家家户户的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善恶之事，来年必有报应。因此不论良善之家，还是忤逆不孝，大家总是小心翼翼地、毕恭毕敬地完成这桩神圣的任务。在很小的时候，我曾经见过父亲跪在灶前，点上一炷香，摆上三碟果品，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一封鞭炮把一尊无形的灶王爷送出门外。于是，我们能够分享到灶王爷吃剩的糖果，那份高兴劲儿简直不可言语。渐渐地，等到我们上学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种场景。听说是一种封建迷信，但是每到这天晚上，母亲却总会掏出一包小小的片糖（我们习惯叫黄糖），先丢一块到灶膛里，然后就按人头分给我们兄弟姐妹们一享口福。尽管少得可怜，我们也一定会留下一小块，第二天到处炫耀。其实其他小朋友也有的是，有的甚至更多更大块，但谁也没有半点自负的感觉。



我们是街道人家，没有猪杀，但是一到小年早晨，自然有许多乡下人挑担叫卖。我家尽管很 穷，也照例会割下一大块猪肉或一串猪杂，除当天食用一小块以后，其余的都被母亲腌了，甚至烟薰火燎，备作大年之用。于是我们每天都要掰着手指数日子，盼望着春节飞速来临，那种望眼欲穿的心情，恐怕是现代人难以置信的。

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全家被强迫下乡，从此过起了乡村型的小年。乡下的小年其实比城里的小年更有人情味儿。一般从腊八开始，就有村民（那时候叫社员）开始杀猪，以防年关越近越难请到屠夫。尽管那时都在“农业学大寨”，要过革命化的春节，但在这件事上，生产队长都会“网开一面”，不论谁家杀猪，只要跟队长打个招呼，就可以在田间地头叫上几个劳动力去协助杀猪，也不会扣工分。当然，最有意思的是在杀猪后不久，杀猪户会为每户人家送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猪血汤，放有生姜大蒜，辣味十足。整个生产队有多少杀猪户，就有多少碗猪血汤，让人们在过大年之前，享受过年的味道。



在农村，我家六口人，只有我一个劳动力，养不起猪，生产队就照顾我家喂了一口“工分猪”，就是不要掏本钱买猪仔，还有饲料粮供应，但到喂大以后，或杀或送供销社，其收入按一定比例交给生产队，折算成工分进账，相当于出工计酬。喂得好的，除了工分还可以有个过年钱。好在我母亲心灵手巧又勤快，每年的工分猪都肉嘟嘟的，乡亲们一致要求杀了大家分猪肉。这样一来，我家每年也有猪杀，猪头猪脑肚肠肝脏一概归了自家，另外还可以按全年工分值分得几斤正宗肉，过年也就有了几分奢侈。



有了猪肉打底，就是蒸酒作豆腐，还要舂点糍粑。从小年开始，母亲也就不出工了，全力以赴忙过年的事，我们男劳动力就惨了，每天依然要扛着锄头箢箕扁担在工地上磨洋工，唯一的盼头就是有人杀猪把我们叫去帮忙。捉猪于我是外行，力气也弱，但仗着会写几个毛笔字，所以叫我的次数特别多，名为杀猪，实际写春联，惹得队上好多堂客们眼红，都说“养崽不读书，只能去捉猪”，也说得我心里热哄哄的，当然也有一种隐隐的痛楚，这是后话。

作者：李长庚，网名湘中更夫，1950年出生于湘乡中里青树坪镇，1968年上山下乡，1980年回城自谋职业至今，按知青身份享受企业职工养老金。无党无派无工作，近年应邀主修《青树坪镇志》和主编《抗战怒涛》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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