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刀——《长江七号》

“喏,那个家伙装着个猪头居然说自己是猪八戒！”“哇！大哥，你化这个妆就说自己是孙悟空喽？”“给点儿专业精神...

“喏, 那个家伙装着个猪头居然说自己是猪八戒！”
“哇！大哥，你化这个妆就说自己是孙悟空喽？”
“给点儿专业精神好不好？你看，那些毛通通都开叉了，头上象戴了两块年糕似的，出来混饭吃得花点本钱嘛！”

就是这样，我被这个孙悟空的造型吓到了。我是说《月光宝盒》。之前我的高中同学说：那片子很搞笑。那是1996年。选择不是很多的年代，“很搞笑”三个字足以打动一个傻不啦叽少年的心。然后我去租碟，然后我就被吓到了。孙悟空怎么可以长得这么丑。西游记的故事怎么可以改得这么乱七八糟。台词怎么可以这么莫名其妙。我不理解。尽管我一直在傻笑，但我觉得这片子让人不快，下意识的抵触。就像自家的毛巾被不相干的外人摸脏了，我表面上装作大方，心底很不爽。直到朱茵出来，我被雷到了。

一个女人的风情和一个女孩的清纯可爱，居然可以结合得这么完美。因为这个惊艳我硬着头皮看了下部《仙履奇缘》。估计是第一部的洗脑，让我渐渐适应了这莫名其妙的风格，我开始看得津津有味。坐在沙发里的姿势越来越放松，忽然觉得这样的天马行空，也未尝不可。这当然不是我看的第一部周星驰的片子，但绝对是让我对周星星这个人、对这个人的风格立碑铭记的电影。几年后我知道了这种风格叫“无厘头”。而同一时刻，最纯粹的无厘头电影正走向没落。

你看我又提到了往事，又在缅怀过去。这是现在看香港电影，或者说看曾经的香港电影人跨不过的一道坎儿。我们都有太多的回忆落在里面。从一个满脸严肃的时代潜移到一个嬉皮笑脸的时代，鱼龙混杂的“香港片儿”教给我们低俗的趣味。原来搞笑可以仅仅是为了搞笑。从小就被训练总结意义、总结中心思想的我们，学会放轻松，学会松弛面部。高雅和意义都滚蛋吧，现在我们需要一点儿简单纯粹的乐趣。我们都被这个神经兮兮的家伙逗乐了。当我们走出录像厅和碟店，一个人被我们记住，一个词汇被写入我们的词典。

然后网络出现，信息流窜。全民大话热潮在大江南北汹涌。新世纪的周星星同学被大伙儿兴高采烈地热爱。那时候我们刚学会网上聊天，刚学会在聊天室和OICQ上泡MM，刚学会用这样的句式作为开头：“曾经有一份XXX摆在我面前……”每个人都好像抱着一本周氏名言集锦，在没完没了的扯淡中幻想某个ID后面真实的脸。新世纪的周星星同学被大伙儿兴高采烈地捧上神坛。星爷，星爷，大伙儿开始这么称呼。一个扔掉端庄开始集体狂欢的时代，由这样一个总是没个正形儿的人扯开大幕热热闹闹地上演。

这样一个总没正形儿的人他成了王，喜剧之王。但我拒绝叫他星爷。就像我始终坚持《喜剧之王》是周星星作品的巅峰，我始终坚持把他称为星仔而不是星爷。星爷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而星仔活在我们身边。那些由星仔一一化身的小人物里面，有我们无尽的欢笑，也有我们的疼痛泪水。《破坏之王》里他在讥笑中抬不起头，让打小自卑敏感、感情受挫的我们不停地揉眼睛；《国产凌凌漆》里他穿过子弹去摘一朵花，让我们大笑后又凝重；《喜剧之王》里他大喊一声“我养你啊”，让我们终于再也抑制不住眼圈一红。在变化应接不暇什么都无法把握的新时代，这些低级趣味和小感动，让我们得以忘却生活中的烦心劳累，得到短暂的慰藉。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学会笑着面对生活，相信最卑微的咸鱼也会有翻身的一天。

那时候我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这样的低级趣味会带来那么深远的影响。多年后我们再看那些韩国的喜剧电影，不由嗤之以鼻——这样的插科打诨，这样的包袱笑料，早很多年前我们的无厘头电影就已经玩腻了。虽然随着香港电影的没落，我们越来越难看到纯粹的无厘头，越来越难看到有新意的喜剧，但无厘头的种子已经四处播下。多年后我们反观自身，发现随着无厘头成长起来的一代，举手投足开口说话都带着周星星的影子。

所以像我这样生在改革后长在彩旗下的人，就这样被不可救药地毒害。就这样我成为一个形而下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虚无感的人，一个脱离了高级趣味的人。像我们热爱的周星星同学一样总是没个正形儿，总是在该严肃的时候严肃不起来，又在不该笑的时候肆无忌惮地大笑。就这样再也无法一本正经道貌岸然，面对假大空装作无动于衷。周星星授予了我们，三把虚无之刀，一把用来斩断形而上的思考，一把用来将那些假模假样的东西解构得支离破碎，一把用来痛痛快快地朝那些装逼遭雷劈的人捅上一刀。

周星星给了我们刀，但是我们都没有回报。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和在哪里看到这种说法：我们都欠周星驰三刀。很形象的说法，事实也是如此。录像厅和盗版碟时代，我们都是抢劫周星星的帮凶。在碟机前，在电脑前，我们赤裸裸地抢劫了一个人应得的利益。一个我们喜欢得着迷的人，一个给予我们数不清的欢乐的人。现实中对忘恩负义这个成语最好的注解。许多年后我们才意识到对这个人的伤害，伤害已经无法弥补。我们只能希望这三刀有机会可以还。于是我们第一次花钱买票走进电影院，坐下来看《少林足球》。然后我们又举着棒棒糖被《功夫》砍了第二刀。今天当我们终于挨了第三刀，《长江七号》，它结结实实地割痛了我。

太痛了。在最纯正的无厘头电影伴随着背后的香港电影一同没落的年代，我们多么渴望周星星能让我们的欢愉得以延续，多么渴望他像曾经那样，驾着七色的云彩到来，把我们从乏味无趣之中带走、从卑微无望之中拯救。我们渴望在黑暗中笑得没心没肺，把刚喝下的水一口喷在前排的脑袋上；渴望把漫长平庸的一生中的两个小时，抽出来点燃发光。我们已经不奢求改变人生虚无这个残酷真相了，我们只是想要两个小时的跳离和超脱，只要两个小时。多么小的要求。

当散场的灯光亮起，我的脑海中响起一首歌，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人能够永远地拯救我们，即使是王。我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的。我猜到了这结局，可我却没有猜到它会来得这么快。以前他跑都跑得那么帅，现在他让我意识到，经过这么多年，我回来要找的不是他，而是那种草根的真实感觉。而他，已经不在我身边。我终于无可奈何地承认：他已经不再是星仔，他早已成了星爷，成了王。我都懒得说出到底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了，但感觉就是这么实实在在的，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

有失落感，有背离感，但不害怕。因为我钻进自己的胸腔，许多人的胸腔，我看着这个那个椰子，我看见了他曾经在我们心里留下的种子，无厘头的种子。即使成为王的他已经对这三个字不屑一顾，但他曾经留下的东西却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生长。就像我们每一天说着的话，聊过的天，就像我们在网络上的举手投足，发帖和回帖，就像我们面对生活困顿的嘲笑和自嘲，我们已经这么无厘头了，即使没有他，即使以后他的电影再不值得我们带着期望去膜拜，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解构生活之刀、后现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