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派地治疗哲学病

要治哲学病，可以用一根棍子把害了哲学病的人打成傻子，让他没法再反思，没法再号称自己身处存在主义困境中（比如伍迪艾伦，我就很想给他一棍）。当然，更正派的方法是还是靠哲学。...



苏格拉底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太相信这句话的人，即害了哲学病。如同周濂老师的一句话：『过度反省的人生过不下去』。

喜欢哲学式思考的人不断把生活对象化，把自己从生活中隔离出来。最后，他变成了生活的旁观者。

这在中国语境里，即『看破红尘』。真正看破红尘倒也算一种『得道』，然而大多数人对于实际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渴望，假装自己不在乎，实际上是自欺欺人。逃避实际生活提出的问题，这是哲学病发的症状。

人们很难真正的『看破红尘』。大部分人的反思非常初级：把外部世界假设成了一个独立的客体，而『我』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反思怎么操作这个世界。这样的『形而上学预设』忽视了很多的经验直觉。

比如，我们都觉得，小孩子是最快乐的。当小孩游戏的时候，他全身心地投入游戏中，物我两忘。几个小孩围在泥地上打弹珠，可以玩上一整天，而成年人就难以理解，把玻璃珠撞进小土坑，到底有什么意思。



小孩子看世界的时候，所有的物件都是自带游戏属性的，他会捡起地上的树叶，石块，把玩半天。成年人不解，因为在成年人眼中，石块是用来铺路的，树叶则没有任何用处。

文艺青年或许会大呼小叫一番『好美的落叶』，然而这无非是把树叶当成『美的东西』。小孩没把树叶当成任何东西，因此才能玩树叶。文艺青年看似逼格比普通青年高，实际上也是把某物贴上某种标签后，扔在一边。当然，真正的艺术家和小孩一样，可以对一块石头一片树叶反复把玩。

感觉自己『被抛入』这个世界，孤零零，没有家园，这是成年人的感觉。懵懵懂懂的小孩不会产生这种存在主义困扰。小孩子没有自我意识，活在『前反思』的世界里，活在大人建构的游戏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遵循规则，不用负责。小孩子会违背外在的规则，但大不了被臭骂一顿。他们没有内在的道德负担。小孩子是不自由的，处处受大人摆布，然而不自由算什么呢？他们马上就会把这种感觉抛诸脑后，开始追逐路上见到的一只蝴蝶。成年人『启蒙了』，自由和理性也带来了痛苦，很多人就这样抑郁了。

因为能反思，我们可以控制生活，可以对自己进行严格的『时间管理』，目标金字塔，Getting things down。当不能彻底控制生活，调配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得了『拖延症』（我认为实际上是哲学病的另一种表现）。

我们反思自己的时候，考虑的是，我的时间花到哪儿去了，我下次做prensentation的时候要避免今天的如何如何。我们的反思很少触及更加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我认为生活能够被操纵，时间能够像金钱一样被调用呢？』初级的反思让人得病。

高级的『哲学反思』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形而上学预设』。或许我并不是一个导演，生活也没有剧本。然而，如何能重新投入生活还是成问题。高级的反思也是病。

投入生活的能力不是一种『哲学能力』，而投入一场篮球比赛更加类似，要点在于身体的感觉，而不是思想。『活着没劲』是一种普遍的现代病，西方大众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起，开始变成大人，在二十世纪初『上帝死了』之后完全成熟，也普遍得了现代病。

中国人现在同时身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症状更加奇诡。前现代的人还在为体面的生活奋斗，现代的人在争取民主自由宪政，后现代的人已经看破一切。当然，我经常看到的是一个温饱还没满足的人，对民主自由不感兴趣，反而表现得看破了一切（如公众号『苔原』）。这种新的哲学病真是太有趣了。



要治哲学病，可以用一根棍子把害了哲学病的人打成傻子，让他没法再反思，没法再号称自己身处存在主义困境中（比如伍迪艾伦，我就很想打他一棍）。而更正派的方法是还是靠哲学本身。二十世纪之后，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意识到了传统哲学二元论的bug，开始强调一种『前反思』的『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在他们眼里（萨特除外），主体和客体不是对立的，意识和世界也不是两体。人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人不是操控存在而是做存在的牧羊人，思想和离科学更远，离诗更近。



但我也怀疑，这种思想有自我摧毁的倾向：哲学病治好了，也就不应该继续留在学院里写论文评教授（当然，教授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如果这样理解哲学，哲学教授的生活就只是哲学家生活的小小子集），应该回归生活，靠实际的手艺谋生，同时像孩童般成为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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