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制造”的历史_【派妮】

《激荡三十年》...

原创阅读分享文章第 6 篇

文/派妮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经说过，“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很难说，吴晓波写的这上下两册《激荡三十年》是属于记录当下中国经济的一本财经类图书，还是属于陈述历史事实的一本历史书。因为我们正伫立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参与和经历过的一段“历史”。

为了写这篇文章，最近我又重新翻阅了这两本书。不要随意给任何人、任何事物贴标签和下定义，是我近期生活中学会的一件重要事情。对待一本书也是如此，阅读是非常主观和私人的事情，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和立场，以我的思维逻辑和知识体系，最大限度地给出自己对于这本书的理解。在我看来，《激荡三十年》不止是一本记录当下中国经济的财经类图书，还是一本陈述过去三十年史实的历史书，还是一本记录人物尤其是小人物命运的故事书，同时还是一本以新闻专业主义态度写就的教科参考书。接下来，我就试图以这四个维度来阐述一下我的理解与看法。

1

财经书

吴晓波洋洋洒洒用近四十万字描述的这“激荡的三十年”，我们抽丝剥茧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为三条主线，分别讲述了这三股商业力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的发展过程。

在改革之初，国企曾经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充当先头部队的角色。然而兜兜转转之下，却依然打破不了自我束缚的禁锢。在无法突破产权体制的条件下，国企曾经试图在内部通过权利下放、改变工作考核机制等方式来突围。这些改变带来一时的效率提高，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这种困境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直到1998年朱总理上台，实施了“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的战略之后才得以改观。这两大战略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国家商业主义”的盛行。大的国有企业占据了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的垄断地位，聚拢起巨额的财富。这种光鲜背后的另一面，则是大量的中小国有企业被出售给个人，在这其中由于法律及制度的不健全，有的人瞬间成为千万亿万富翁，而多数民众则面临下岗、工龄买断等窘境，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则经历了一个试探到蜂拥而至的过程。最早是我们主动出面，邀请外资进入，那些有着长远眼光的外资企业将其视为一个机遇，试探性进入中国（最典型的就是日企率先进入中国占领了市场）；而另外一些外资企业则傲慢拒绝。最终，那些傲慢拒绝的外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中国对待外资企业的态度，始终是给予了“超国民待遇”。从这个角度而言，改革的红利很大一部分被外企所享用。

除了国企和外企，吴晓波更多把笔墨花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身上。这些企业多数出身草莽，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政策扶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次都在宏观调控中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不过，就是这样一介卑微的力量，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也是最坚决的推动力。“发生于民间的资本力量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在它们的行为被政策认同之前，失败总是会随时降临。它们既是计划体制的突破者，又是现行体制的违规者，不得不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所谓‘原罪’由此而生，无数企业的悲欢离合便是在这里层出不穷地上演。”

对于国企、外企和民企在改革开放中所起到的作用，吴晓波在整本书中给出的态度基本可以概括为：同情民企、批判国企、警惕外企。吴晓波曾说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做出这样的评价，或许是这位作家所能做的最具“良心”的事情了。

2

历史书

美国荒诞新闻学的教父亨利·汤普森曾有一段名言：“我们很难看清楚历史，因为那都是一些过期的垃圾。但是即使不了解历史，我们也绝对有理由相信，一个时代的能量在一阵耀眼的闪光之后趋于成熟，为何如此，当时没有人了解，事后回顾，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没有哪段话更能概括出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这三十年历史的认知了，80后、90后一代就是在这段历史中成长起来的。

“历史往往是重复的，只是经常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罢了。”历史最大的作用是“以史为鉴”，为当下提供参考和依据。太阳底下永无新事，把《激荡三十年》当做历史书来看，我们总能找出那些“重复又重复”的一些规律。

首先，不管是一个人的发展还是一个地区的发展，思维观念的改变是一切改变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处在剧烈变革的年代里，观念改变的大小、快慢甚至决定了一个人、一个地区的财富大小。“长期的计划经济，让人们已经习惯了在一种格式化的、有纪律、有组织的环境中生活，一旦要他脱离那种惯性，往往需要极其巨大的勇气。”王石、柳传志、张瑞敏、刘永好等这些日后叱咤风云的商业企业家无一不是在八十年代率先“革自己命”的人。他们都拥有着铁饭碗，却看到时代迸发出来的机遇，纷纷转变观念，辞职下海，历经沉浮才换得半生辉煌。

这本书中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官员是80年代初义乌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当年很少有人知道义乌这个小县城，不通铁路、没有工厂、资源匮乏，当地人们凭着“敲糖换毛”的精神，硬是孕育出了一个商品集散地。当有人举报“义乌出现资本主义”的温床时，谢高华却顶住压力，宣布了“四个允许”，这四个允许明显与中央文件相背离。如此，才成就了后来义乌“中国小商品批发基地”的地位。

所以吴晓波会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流动。很多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

一个对此有力的案例证据是，90年代的国企改革造成了大量工人下岗。在北方，由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严重，很多人把自己的人生“捆绑”在工厂上，以厂为家、世代相传的观念让他们丧失了独立的勇气和能力，下岗让他们慢慢沦为城市的贫民阶层。而在南方，早已经过一轮“思想解放”的洗礼，很多工人已经普遍能接受下岗或者工龄买断这样的方式，甚至有些人早已有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下岗安置费反而成为了他们做小生意或者自主创业的资本。

其次，当一种新的事物矛盾出现时，永远不要花过多时间在争论不休上，争论要给实践让道。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偶然的新事物总会出现，这本书中太多的案例表明，当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矛盾时，伴随着“口水仗”的新事物往往偃旗息鼓，而那些悄悄进行实践的行为往往却有意外收获。

发生在2005年的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明显的案例。由于当时股市已经跌破冰点，所有人都懒得理会的时候，改革悄然启动却收到意外效果，导致后来牛市的出现。“中国的改革运动具有明显的不争论特征”：每当某一项重大改革被激烈争辩的时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以及舆论的混乱。而当所有争论者都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改革却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取得突破。”

其实这条“真理”也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也不做明确的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

最后，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所有的伟大都是熬出来的。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每个人都变成“物质主义者”，每个人都渴望着致富。然而，有些人贪快求全，妄想一步登天；有些人则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最终，那些迅速起来的人和公司，也迅速倒塌下去，比如南德集团、巨人集团、三株口服液等等；反而是那些一步一步走的略显艰难的企业和公司一路走到了现在，比如联想，比如华为，比如海尔。

1984年是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很多公司在这一年创建。2004年再去细数这些公司，只不过20年的光景，那些曾经媒体眼中风光无限的明星企业却早已灰飞烟灭。

当下这个时代最热的话题无疑是移动互联网创业。然而，跟过去这三十年很多情景类似，这股创业风潮浮躁至极。很多人启动一个互联网创业项目，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流量，希望迅速做大然后融资，最后上市变现。迅速做大的同时，往往隐藏着很大的失败，过去如此，现在犹是如此。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懂得照镜子的人就不懂得如何把握现在。

3

故事书

之前我曾讲过这本书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甚大。之所以有如此的影响，是因为这本书中那些人物故事的命运深深震撼了我，尤其是这三十年间，那些一无所有的小人物，以极其顽强的意志力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

此前我一直天真地认为，这个社会的财富拥有者是“天生”的。直到读了这本书我才发现，如今的财富拥有者当年很多都是一些被边缘化的、体制外的“小人物”。“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些从事个体商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失业者、有刑事前科的人或者是低文化程度的人，这些人被排挤在温暖的、有保障的体制之外，在无可奈何之际，被迫走上了经商和创业的道路。”结果，这些人却成了最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

梁伯强，当年为了生存，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澳门。他四处打工，住在满是偷渡客、毒贩和娼妓的工棚里，整日提心吊胆，不知道未来。后来改革开放后又冒死回到大陆，但是那时候没有一家国有单位肯要他。唯一一家肯要他的工厂要求他在职工面前悔过自新，并要挂“叛国投敌”的牌子在胸前。他拒绝了，不得不去菜市场当菜贩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后来却办起了自己的工厂，20年后他成为了中国的“指甲钳大王”，产品占据全国60%的份额。在过去三十年里，像“梁伯强”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有的早早死去，有的却像野草一样顽强的生长起来。

《英国简史》的作者伍德沃德曾经写过：“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有的人湮没无闻，他们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从这个角度而言，吴晓波记录的这些小人物足够幸运，至少让后人们在读到他们故事时能产生一丝改变。当然，当年的一些小人物，现在也都变成了大人物。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财富阶层，然而当年他们在贫贱中胆怯卑微地活着的故事，给了我无比的力量和勇气。

比如任正非。在四十岁之前，他的生命可以用灰色来形容。从小贫穷，高中毕业后去当兵，因为父亲历史问题，却一直没有受到嘉奖，后来被裁军，去南方一家公司当经理，结果被骗。43岁时还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十多年的荒芜岁月，让他不再风华正茂，他被岁月嘲弄，被困难打磨，在底层社会的滚打历练和理想幻灭，让他对生活有着近乎残酷的清醒。”所以后来他说，“在华为的发展过程中，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正因此，华为才成了今天的样子。”

4

新闻教科书

这本书之所以能火遍大江南北，很大程度上跟吴晓波的新闻学背景有关系。论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的书应该有很多，但是很少能有一本书是用大量故事来串联起来的。对于大众来说，可读性强是一本书受欢迎与否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

我也是新闻学专业出身，如果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出发，可能需要一分为二、辩证地来解读这本书。

一方面，吴晓波下了四年的苦功夫是看得出的。这本书中的故事陈述、观点分析多数都引用当年的一些新闻报道。在浩如烟海的新闻报道中梳理出一条讲述的逻辑主线，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贡献。吴晓波在序言中也提到，“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都面临空前的考验。”

不过吴晓波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自从2004年夏天决定这次写作后，我便一直沉浸在调查、整理和创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一大段时间。一个人要让自己快乐是一件不难的事情。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实现它。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不是不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

更重要的是，在吴晓波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项工作，这本书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因而也成了一部经典。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从讲新闻故事的角度去阐述一段宏大历史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弊病也是一目了然。这本书是以“编年体”的形式展开叙述，每一年的内容都成了当年的“新闻合集”。新闻报道永远都是点状的，支离破碎的；而不是面状的，面面俱到的。它只是众多发生的事实中的冰山一角，不足以概括整个历史全貌。因此，纵观整本书，多数是蜻蜓点水式的提及，而不是全景观全方位的扫描。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新闻学讲求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只能是一种相对客观，而非绝对客观。因为作者本身在筛选新闻事实及新闻观点的时候，就已经带有某种“倾向性”了。文章第一部分提及的吴晓波对待三种不同企业的态度就是如此。

5

结语

这本书完成时间是在2008年。如今我们已经快要到了迎接“激荡四十周年”的时候了。从2008年至今，这个社会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本书的最后，吴晓波这样评价这个时代：“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模糊的时代，极速变化的世界，怅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撞与拷问，这是成长的底色。尽管有着种种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是的，或许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特别是对于我们80后、90后而言，我们没有经受过意识形态的煎熬，没有传统的羁绊与包袱，我们似乎比前辈都要幸运得多，不过我们即将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若干年后，我们的后辈也能以我们为传奇，说我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