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博信:中医的魅力(四)

 

1983年山西省针灸界耆宿谢锡亮受山西省卫生厅的委托,在曲沃县举办“山西省针灸提高班”,他通过上级部门把我借...



1983年山西省针灸界耆宿谢锡亮受山西省卫生厅的委托,在曲沃县举办“山西省针灸提高班”,他通过上级部门把我借调到这班里来给他帮忙。在他请来的省里讲课的老师中,有一位老师叫范其云,是当时山西人民出版社医卫编辑室的编辑。

范其云本是新中国成立前辅仁大学的毕业生,却酷爱针灸,也是“半路出家”。

范其云见到了我,发现了这儿有一个既懂医、又懂文的人,这不正是出版社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合适的医学编辑吗?他回到太原后马上把这个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于是省里的一纸调令下到了临汾纺织厂的党委组织部。

这次上边来调我,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婉拒”。

我开始犹豫不决了:去吧,意味着我这个“改行”的人又改回去了,重新从事文字工作,我舍不得中医这个职业;不去吧,当个这样“平不塌”的中医,也不是我“矢志岐黄”的初愿,如何是好?

我又一次走到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调令拿到手里,惆怅了半年之久。

有一天我突然猛醒,像梁秀清这样的传统老中医,如果不在世上了,这世界上还有谁知道中医的神奇呢?永远不知道了!!世上再也没有这回事了!!到出版社的医卫编辑室不就是出医书吗?纵使我自己当不了好中医,为梁秀清这样的传统中医出书,让世界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医,也不枉我此生热爱中医一场!

我开始有了使命感。我想,纵使我自己成了个好中医,能救几个人?不如让大家知道中医是什么样子,学好中医,那能救多少人啊?牺牲我个人的一点前途算什么?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毅然决然地到出版社报到。

就这样,从1984年起,我又开始了人生的编辑生涯,一干就是15年,发疯似的组稿、编辑中医图书。

在一次选举中,我当了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总编辑,还兼任过《中医药研究》杂志社的社长。

1994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出版参考》第9期在“读者心目中的名社名书”一栏里,国内500余家出版社中仅有14家入选,医药类图书只有一家,那就是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评语是这样说的“晋版医药保健类书显现风流,有关民间偏方、验方、食疗、养生类书香逸四野”。算是对我工作的一点嘉奖吧!

1995年,时任山西新闻出版局管理人事的张××副局长(后调离出版社当了地委书记)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当总编辑。

在各省的出版界内,人民出版社都是“龙头老大”,行政级别高出一格,其他专业出版社都是“小社”。这等于是对我的提拔,但还是被我一口回绝了。

因为到了人民出版社,我就不能出中医书了。那就意味着中断了我热爱的中医事业。

我想,恐怕张局长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不识抬举”的下属。但是,他不知道我整天忙忙碌碌到处出差组织编写书稿,天涯海角地寻找会治病的老中医,不管你是民间的、还是在职的;不管你是有职称的,还是没有职称的;只要被我发现,我就组织他们写稿,给他们出版,我这是在忙着自己的“中医事业”!

黄杰熙的书稿就是因为寄到北京一家专业医学出版社,人家没打开第二天就退回来了。因为你的稿件来自太原一个中学校,根本不是医疗单位!

黄师从此心灰意冷,我拿来书稿仔细一看,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何也?黄师虽是个中学教师,但对中医理解那个深,那个透彻,那个深入浅出,迄今未闻啊!

于是我立即将其编辑出版,并且还给他出了新的题目写作,故后来又陆续出了几本书。

在我发现黄杰熙后,每天一大早5点多我就到了出版社,忙着编稿和安排工作,等到8点钟大家都到齐了,我就骑着自行车跑到黄杰熙那里学号脉开方去了。差不多11点左右,我又回到办公室继续办公。为了不因为学医影响工作,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我很少在家休息过。

1991年我又得遇恩师灵石县中医院院长李可。所谓灵石县中医院,当时给我的印象不过是有几间古老低矮的瓦房而已。室内光线暗淡,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脸型瘦削,但却精神矍铄,两目炯炯有神,颇有古道仙风的感觉。

没说几句话,我就感到这回是真的又发现“新大陆”了,不仅拜他为师,而且立即约他写书。

我来往穿梭于太原、灵石间,达10年之久。

2002年《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终于出版问世了。我还为此书写了篇序言,所为者何?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太重要了,为当今中医治疗急危重症填补了空白。是的,毋庸置疑,每一位老中医干了这行一辈子,都有自己的宝贵经验,都是各有所长,都值得我们学习继承。

但李师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的经验却几乎是所有老中医都没有的,他与死神搏斗,“一心赴救”的忘我精神和胆略、他的特殊的经历,他对中医的无比热爱和执著,他对大毒附子的感悟,都是超乎寻常的。

至今回忆起来,得遇恩师李可是我主持中医图书出版以来最为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此书自10年前问世以来,已重印29次,仍畅销不衰!

1998年我从出版岗位上退下来,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平台——开办了中医诊所。诊所里除了堆满了中药饮片外,凭的就是“三个指头,一个枕头”,轻装上阵、爽爽快快地当起了“纯中医”。这回全部是我说了算。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购中药饮片,不计价格、不问成本,尽可能用地道药材。能用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质量好的,不用质量次的。为此,我不仅无数次到河北安国市药材集散地亲自选药,还到过许多省内、省外的山区采药,而且还要亲自尝药,拜师交友,白天看病,晚上看书。乐此不疲而不知老之将至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用自己的实践来验证中医的科学性,故而今天有是书之作。

回顾往事,我和李师有着非常相同的感受——“能够成为一名中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奇遇”。不过我还比他多了另一个欣慰,那就是在学习中医时虽然曾经“歧路亡羊”,所幸还能“迷途知返”!

我不曾遭受李师那样的人生不幸,我不曾“塞翁失马”。是中医的魅力使我在一次次面临人生道路选择时,一次次义无反顾地来选择了中医,又是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不断感受着中医的魅力!

我想,仅仅是我一个人感受中医的魅力是远远不够的。

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开了一次会,结束时作了一个破天荒的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1988年1月24日)是一位名叫帕特里克·曼汉姆的记者从巴黎发出的报道。

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解决医疗危机,又何尝不是必须回首两千多年前去吸取我们中华民族祖先所独创的博大精深的中医学的智慧呢?舍此难道有别的路可走吗?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而是全世界整个人类都将会感受中医的魅力!

最后,我想用荣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位女科学家居里夫人的一句话作为本书的结束语,也聊表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也是永远耐心地向一个极好的目标努力。我知道生命短促而且脆弱,知道它不能留下什么,知道别人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对自己的努力是否符合真理没有多大把握,我还是努力做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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