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感激小伙伴们对wuli小忆的关注，在5.20这样特别的日子里微妙很有幸可以与大家分享一则有关爱情的小说。

沈从文和张兆和：忘了去懂你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如果要评选民国最美情话，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这句话绝对可以名列前茅。

提起他们之间的爱情，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那些信，从第一封到最后一封，那些滚烫而真挚的情话，即使是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动容：

“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在信中，他叫她三三。三三，三三，多么温柔的称呼，温柔得像一声叹息。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已不在了，凭着这些信，他和她的爱情成了一个最动人的传说。
三三在他的信中永远不会老去，一如他初见她时的模样。沈从文遇见张兆和时，她还只有十八岁，正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她皮肤有点黑，据说年轻时挺漂亮，所以有个外号叫“黑牡丹”。

我见过她拍摄于1935年夏天的一张照片，老实说容貌并不出挑，在家里人的眼里，这位三小姐“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
“一点都不秀气”的兆和是如何打动沈从文的呢？据他们的儿子沈龙朱回忆说，一次沈从文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让人心动。

沈从文喜欢“小兽”一样充满活力的女子，也许正是这一瞬间，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张兆和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心。
做为老师的他开始展开对这位女学生的追求。当时张兆和追求者众多，不少男生给她写情书，她把这些情书编为“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看完就放在抽屉里，也不回。收到老师沈从文的信，她愣住了，看完后还是没有回。二姐张允和见了取笑说，这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13号”。

沈从文的情书攻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张兆和的沉默不仅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越战越勇。爱情本就让人卑微，在大家闺秀张兆和面前，“乡下人”沈从文口口声声称，只愿做她的奴隶：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这样的卑微，连自尊都不要了，可是爱情来到的时候，谁还在乎自尊呢。
除了写情书外，沈从文还动用了其他招数，比如去张兆和的闺密面前哭诉他的一片深情，甚至扬言说，如果她坚持拒绝他，他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刻苦向上，一是自杀。

这样近于死缠烂打的追求不仅没有打动兆和，反而让她感到厌烦。张家四姐妹中，元和深情，允和活泼，充和淡定，兆和则相当理性。这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关，她是家中第三个女儿，并不得宠，前面有两个姐姐，后面还有一串弟弟妹妹，从小就是在较为被人忽视的环境中长大的。带大她的保姆朱干干总是教她为人要本分知足，她由此形成了冷静务实的性格。

所以对沈从文的情书攻势，她实在是烦透了，于是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胡适是个和事佬，一心想撮合才子佳人，劝她说：“他顽固地爱你！”张兆和不客气地回答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闻言愕然，只得给沈从文写信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你千万要坚强，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不得不佩服胡适的眼光，她的确不了解他，也欣赏不了他。信中提到的拒人自喜四个字虽然未免刻薄，但张家三小姐把追求者们的情书用“青蛙N号”来编号，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沈从文这个湘西人，看起来斯文温和，其实骨子里一腔湖南人的热血和蛮劲，认准的事九头牛也追不回。张兆和的拒绝，他不管，胡适的劝解，他也不听，仍然一个劲地用情书轰炸意中人。他还是挺为她着想的，在情书里还叮嘱她不要因为干扰荒废了学业，弱弱地说一句，他难道没有醒悟到最大的干扰来源是谁吗。
在他自己都快要绝望的时候，张兆和紧闭的心扉居然被炸开了一道缝，对人说：“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沈从文特意去苏州看她，张家人对他挺友好的。二姐允和对他印象挺好的，叫他到家里来玩，还劝妹妹去旅馆看他，后来提起这段往事，允和也笑称自己是“媒婆”。兆和的弟弟们也特别喜欢他，因为他会讲故事，五弟寰和用自己的零花钱为他买了瓶汽水。沈从文暗暗感激，后来写《月下小景》时还特意郑重其事地标明为“张家小五”辑自某书。

兆和最终选择接受沈从文，固然是由于“他的信写得太好了”，也离不开家人的推波助澜。
在苏州住了一阵后，沈从文带着眷恋和希望离开了，临走前特意叮嘱兆和：“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允和帮他向父亲提亲，得到许可后，赶紧给三妹夫发了个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允”字，一语双关，既是同意的意思也是发信人的名字。兆和生怕她的沈二哥看不懂，偷偷又发了一封电报给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场持续了四年的苦恋，终于通向了婚姻。在新婚之初，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啜饮着爱情的甜酒，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结婚没多久，沈从文就回了一次湘西老家。对于一般人来说，分离意味着痛苦，可对于他们来说，分离带来的甜蜜也许要甚于痛苦，原因很简单，一分开他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写情书了。而只有在信里，他们的爱情才能够保持着火一般的炽烈。

沈从文照例称她三三，张兆和平生第一次露出女孩子的娇态，亲昵地称他二哥，在信里担忧地说：“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沈从文则回信安慰她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出现在信中的两个人，完全是一副昵昵小儿女之态。谁能够想到，一个是知名的大作家，一个是稳重的大小姐。爱情，就是有这种魔力，可以让再坚硬的人也能呈现出柔软的一面来。

可惜的是，婚姻除了写信和看信之外，还有太多实际的问题要解决。

回顾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生活，像上文中出现的甜蜜时光并不多见。和信中永存的爱情相比，他们的现实婚姻其实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矛盾重重。

他们婚姻中的首次危机出现在北京沦陷后。沈从文一路南逃，而张兆和带着孩子们留在了北京。两个人保持通信，这次不是说情话，而是在信中争执。沈从文想让张兆和南下，而张兆和则坚持留在北京，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沈从文的作品太多不方便带走。这些理由，说服不了读者，更说服不了沈从文，要知道，战火纷飞中，有什么比得上一家团聚更重要？当时文人大多举家南逃，留在孤城北京，换谁也不放心。到最后，沈从文火了，去信质问她：“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这场争执，最后以兆和带着孩子南下告终，两人总算团聚了。但裂缝已经出现，并随着时间对婚姻的磨蚀而日渐扩大。
他们两个人原本就是不同的两类人，一个出身于湘西乡下，一个出生于合肥名门，性格、气质、爱好都迥异。以爱好来说，沈从文爱听傩戏，这种咿咿呀呀的野调在张兆和听来根本入不了耳，她爱听的是昆曲。沈从文喜欢收藏古董文物，张兆和对他这个爱好不以为然，说他是“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冒充绅士”。沈从文爱结交朋友，有时也干些仗义疏财的事，张兆和整天都在为家里如何生活发愁，对此更是气恼不已。

写到这里，不禁有一个疑问，张兆和到底爱沈从文吗？我想，一开始是坚决不爱的，后来慢慢被他打动了，嫁给他后，应该还是爱他的。兆和性格本就冷静理性，她对沈从文的爱，更多的是在尽做妻子的本分，始终少了一点激情。她对婚姻的期待也同样务实，不过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要太拮据，也不需要什么浪漫。
这本来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她嫁的人是沈从文。沈从文一身的诗人气质，对爱情、对婚姻有着更多的憧憬，他期望婚姻在相濡以沫之外，还能有灵魂上的相知相惜，他当然不满足于婚姻中仅仅只有平淡的亲情。

所以，当张兆和在为柴米油盐之类的问题指责他时，他仍然沉迷在感情生活之中。他们这个时期的信完全是鸡同鸭讲：一个抱怨钱不够用，一个指责她不够爱他。对于这段婚姻，他们投入的感情不对等，期望值也不一样。

从张兆和的表现来看，她的确是不够爱他的。她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挑剔他信中的错别字，她甚至对他的稿子看不过眼，忍不住去改动里面的语法。殊不知，沈从文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文中的野趣，她对他，始终是不欣赏的。
沈从文呢，与其说爱张兆和，不如说爱的是心目中向往的一个幻影。婚后，三三成了他小说中一系列人物的原型，比如说《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还有《三三》中的三三，都是皮肤黑黑的，活泼俏丽，小兽一样充满生命力的女子。把张兆和与小说中的女孩子一对比，就会发现，她们其实只是形似而已，兆和为人太过务实，身上缺乏翠翠们生命的热度，没有那种爱起来不管不顾的劲儿。

对婚姻的失望一度曾让沈从文在婚姻外寻找安慰。

让他动心的那个人叫高青子，一个喜欢写小说的文艺女青年，对沈从文充满了崇拜。她在沈从文的老乡熊希龄家里做家庭教师，两人得以相识。一次，沈从文去熊家，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染了一点紫，这样的打扮是脱胎于沈从文一篇小说中的女主角。她的聪慧深深触动了沈从文。

沈从文坦承，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他对这段情史也并没有刻意隐瞒。那段时间，他常常出入“太太的客厅”，还特意为此跑去向林徽因倾诉，后者开导他说，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学着自己慢慢去化解。
张兆和对此很生气，为了挽回他们的婚姻，亲友们甚至给高青子介绍过对象。半个世纪之后，她提起来还耿耿于怀，不过她很公道地评价说，高青子长得很美。

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借此书对妻子忏悔，他在书中说 “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
可能很多人都会因此指责沈从文是渣男，我只想说，在漫长的婚姻过程中，厌倦、争吵甚至出轨都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如果单以一次出轨来论人品，那未免把人性想得太单纯了。

这次出轨事件只是他们数十年婚姻中的一次考验，更多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进入新时代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沈从文是顽固的理想主义者，美是他的宗教，除此外他并无信仰，也绝不愿意抛弃自己信仰了小半生的东西；张兆和则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属于那种适应性强、弹性较大的人。当她穿着列宁服，积极向新时代靠拢时，他却停滞不前，拒绝接受变化。

以前，他还可以遁入创作之中，可那时，他的作品被批评为“桃红色文艺”，而根正苗红的作品都要为新社会唱颂歌。既然不能再为自己写作，不能再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那他宁愿搁笔。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为自己选择的抗争方式。他总是那么顽固，顽固地忠于自己的心。

没有人理解他的顽固，包括他的家人。那段时间，沈从文孤立无援，被大学生贴大字报，被老友们孤立，被发配去扫女厕所，因为抑郁症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张兆和却适应得很好，后来还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她和两个儿子都无法理解沈从文，他的儿子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有那么几年，沈从文和家里人分居两室。每天晚上，他到张兆和那里去吃晚饭，然后带回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去住处吃。那几年的冬天，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了吧，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开始将精力从写作转移到学术上，一个人就着冷饭馒头，埋头进行学术研究。他的家就在咫尺之外，究竟是什么让他不愿意回家？
这个时候，他是否会想起胡适当年所说的话，“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

即使是在生命中最灰暗的时期，他仍然坚持给她写信，写给他心中的幻影，他的三三、小妈妈、小圣母，他的乌金墨玉之宝。不管她爱不爱看，能不能理解，他只顾写，他在信中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这样的字句，令人不忍猝读。他并不盼望她的来信，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得到安慰。
关于信的故事，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提到：“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那一刻，他怀念的不是相伴了数十年的妻子，而是多年前提笔给他回信，又温柔又调皮的那个三三。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致力于整理出版他的遗作。在1995年出版的《从文家书》后记里，她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不是不爱他，她只是忘了去懂他。等到终于懂得的时候，他已经离她而去。

一切都太晚了，几年后，张兆和因病逝世，死前已认不出沈从文的画像。                           --文素来源于慕容**



到这里，文章结束了。读到这里，几番唏嘘之后，聪明的你是否也会和我一样思索“爱”为何物？

忽而想起有人说过的一句话：“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虽然微妙对此尚不太理解，但微妙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在一个正好的季节与我们相遇相知相守下去，祝大家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