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MBA教我的事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这本书的作者RichardFlorida是多伦多大学Rotman管理学院的教授,领导学院下属的Martin...



这本书的作者Richard Florida是多伦多大学Rotman管理学院的教授,领导学院下属的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我在Rotman交换的时候没有选他的课,回来后却迷上了他的关于Creative Class的理论。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最早出版于2002年,我看的是2011年重新增订后出版的版本,长达400页,内容很丰富。这本书我在2014年年初就看过,时隔两年再看的时候我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随着“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时代大潮,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意阶层。

作者十年前提出creative class这个说法引起颇多质疑,而现在却被广泛接受,因为过去十多年美国的creative economy蓬勃发展,大步迈入了creative age。作者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职业统计,将劳动力分为Creative Class,Working  Class,Service Class以及Algriculture。其中Creative Class主要包括艺术类/设计/教育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工程师,管理人员,专业人士等。这部分人群的工作主要依赖mind,而不是physical,需要创意和灵感才能让工作发挥更大的价值。

本书Introduction里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说如果一个人从1900年代穿越到1950年代,另一个人从1950年代穿越到2000年代,谁会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更大?

作者说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说,前者会感觉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从马车到满大街的汽车,从船渡到跨海大桥,从舟车劳顿几个月才能去某个地方到仅需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就可到达。相比而言,1950年代到2000年代,科技在进步,但基本上是在1950年代的人可以预见的范围,比如太空飞行等。但是,作者说从社会文化,价值观,工作场所的管理方式等方面来看,从1950年代穿越到2000年代的人会觉得变化更大,因为从1900年代到1950年,人们处在工业革命后的时代,八小时以内工作,八小时以外在家,管理模式和工作方式没有太大区别,而2000年代人们的价值观更多元,工作更自由,人们更频繁地换工作换地点,也打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

作者分五个部分来阐述Creative Class,分别是part one: the creative age,part two: work, part three: life, part four: community, part five: contradictions。作者认为随着创意时代的来临,创意阶层颠覆了人们以往对工作的印象。他们喜欢从事更有创意的工作,比如高中生毕业后宁愿去发廊和美甲店工作,而不愿意去父辈呆过的工厂。他们喜欢随性的着装而不是西装领带,喜欢享受各种新鲜的生活体验,喜欢去到更有活力的城市居住。作者提出城市经济发展取决于三大要素:Technology,Talent,Tolerance,满足3T的城市就是能吸引creative class的有活力的城市。科技的领先和人才的聚集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个很容易理解,而宽容度是指对多元文化/人群的包容,作者认为多元文化/人群的思想碰撞对于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力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为了研究宽容度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提出了广受争议的Gay Index,他认为对同性恋人群的包容是城市开放度的体现,而数据显示同性恋人群较多的城市与科技创新活跃的城市呈现高度重叠。此外,作者还提出了Bohemian Index,就是波西米亚风格的各种小众人群,如画家,作家,设计师,音乐家等等,很多是移民或少数族裔,数据显示这个指标与城市的高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呈高度正相关。以我在多伦多短暂生活的经验来说,多伦多的各国移民聚居,唐人街,韩国城,小意大利,异国文化融合,大街上看到同性恋couple也不奇怪,所以我觉得多伦多在Tolerance方面是可以打高分的。

关于Creative Class,作者在增订版里对全球主要城市里creative class的占比进行了统计,其中位居榜首的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46%的劳动力属于creative class,多伦多的比例是37%。作者还提出了Global Creativity Index,欧美发达国家排名靠前,中国排名58,在印度后面(我发现印度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领先,而我们对印度的认识不多)。美国的劳动力40%以上是creative class,而中国的creative class只占7%,我想上海的占比应该能高于这个水平。

自从接触到Creative Class这个理论,我在周末逛马路和喝咖啡时,会留意观察上海的创意人群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发现上海的Creative Class有些共同的特点,和Richard Florida在书里提到的相同,比如身材苗条,(Fitness Index与Creative Index呈正相关的关系),比如穿着休闲而不失格调,比如爱好自行车运动,比如喜欢街头艺术等等。iSAY的粉丝应该发现我比较喜欢去上海的安福路,因为那里的Creative Class非常多。去看话剧的人会在咖啡馆等人,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会光顾那里的美甲店,话剧院旁边又新开了个照相机博物馆,是摄影爱好者聚会的好去处。总之,我可以在这条马路上把Richard Florida的理论温故而知新。

正是由于Creative Class通过mind而不是physical来创造价值,他们工作的方式也与以前大有不同。比如时间更有弹性,工作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工作完成的质量,比如地点不再是局限,可以在家工作甚至是在咖啡馆工作,而不一定要去固定的办公场所。时间和地点都不受局限,但是新鲜的创意却越发重要,比如话剧的制片人要思考如何打造出叫好叫座的话剧IP,就需要接触更多元背景的人,体验更丰富的生活,从而激发出有价值的灵感。对于企业来说,如何让Creative Class更有产出,也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我在读MBA时参观过Bloomberg的香港Office,发现Analyst们有半层的休息空间去欣赏落地玻璃的海景,还有各种新鲜的水果和零食来补充能量,这对于需要高度大脑运转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高科技的企业对于办公空间的打造非常用心吧。

作者在Contradiction这部分特别分析了不同阶层的收入不平等现象,Creative Class的收入往往比Working Class以及Service Class多很多,而富裕地区的Working Class和Service Class比其他地区的同等技能/水平的人收入要高。此外,作者还将Creative Class的健康状况和幸福程度与其他阶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Creative Class有明显的优势,比如他们去看牙医的次数更多("lose a tee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lose the chance to live the dream"),比如通常走路上班,比如居住地区的持枪人数更少等。但作者警告说,如果Creative Class不能发挥社区服务的价值,提升整个社会的产出,让其他阶层共享创意的成果,他们的幸福也是脆弱易碎的。

本书Conclusion部分,作者说Every Single Human Being Is Creative,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来提升人们的创意,比如保持开放和多元的文化,建立激发创新的教育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城市的集聚效应和活力等。"Today, for perhaps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history,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lign economic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is is embedded in and driven by the very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Creative Economy-its further development turns on its ability to utilize ever more talent and more creative capacity."

创意时代已经来临,Creative Class的舞台已经渐渐升起,你发现了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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