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小朋友在中国读书是种什么体验？

陌生与孤独，是人暗藏的天性...

1

这篇文章本来想起的名字是《我想，我已经厌倦了“社会资源”这个词》，但想想还是算了，不要把情绪化的东西首先亮出来。我越来越谨慎自己的感受与表达，不知道是否合情合理以及合乎不同层次的道德。我们来讲故事好了。

2

Y姐姐是2014年冬天，我在公交车换乘站附近认识的。她算是我来杭州后认识的早期的一批人之一，她是个韩国人。当时我准备过马路，她叫住我，自我介绍，同时请我帮个小忙，我给她留了电话号码，一个月后，她联系了我，我们自此认识。

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半像朋友半像亲人地相处了一年半。别的不说，如果让我回忆这段缘分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去年圣诞，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多少有些郁郁寡欢，她留住我，带我一起去晚餐，我们一起过了那个圣诞节，虽然没有白色，没有鲜花，没有灯光什么的，却是我人生遇到的温暖的事之一。

3

Y姐姐有两个孩子，两个小男孩，都不大，我喜欢跟他们玩，或许是因为我天生适合跟小孩子相处，哥哥和弟弟也很喜欢我。我时常觉得她带两个小男孩太辛苦了，但辛苦中也有做母亲的幸福，不管怎样，苦乐得失，我这个旁观者，多少有些心领神会。韩国人来到中国生活，除了丈夫、孩子，其他所有周围的人都与自己说着不同的语言，遵循不同的习俗，深谙不同的社会规则，包括超市、交通、银行、食物、商场，所有东西都和自己的国家不一样，我明白，国外生活，新鲜体验是一方面，不便和孤独是另外一方面。这种不便和孤独，大概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个两三天，就明白了。

4

Y的小儿子，今年从幼儿园升到小学。从去年冬天开始，Y就开始担心小儿子的入学问题，因为她不知道中国的入学政策，以及政策背后可能涉及的一系列“规则”。她托我帮忙，我打电话给教育局，没人接；再打，结果依然。于是我跑到教育局，办完一系列的手续之后摸索到教育局的办公室，推门撞见两个教育科的老师，急忙询问，得到的是语速飞快又言之凿凿的答案，别说韩国朋友，就连我也没明白其中的渊源。于是失望而归。回家我自己在网上查找资料，记录，翻译，然后告诉Y应该怎么办。尽管网上众说纷坛，但至少是我自己唯一能掌握的渠道了。

到了今年春天，我们基本上理清了杭州幼儿园升小学的政策，我以为我已经搞明白了。

但是因为Y担心外籍小朋友在中国即使有书读，但没有学籍，依然很麻烦。于是我开始新一轮地跑教育局的过程，并且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上一次去教育局，我几乎自信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流程、材料、时间全部都了解清楚，接下来只要Y去登记就好了。

5

你知道吗？写到这里我有些难过。我以为自己可以帮到她了，但并没有。当她准备好一切材料去教育局时，从不同老师的口中又得到了不同的答案。所有的中国人都说同一种语言，但对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却可以说出不同的内容。

不止她觉得担心害怕，迷茫无助，甚至动了回韩国的念头，连我也开始觉得有些疲惫，不是疲惫于奔波的过程。而是疲惫于：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规则办事？为什么同一种社会资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得到方式？

Y不知道在哪儿听说，说好的六月份报名，不一定在六月；说好的外籍学生可以录取，不一定录取；说好的按规则和日程走，却不一定按照表面的那一套走。

让我有那么一点点自我泄气的是，她搞不懂的中国规则，我也搞不懂，所以，我居然也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帮到她……

孩子上学是这样难吗？不谈外籍，谈外省，他们是不是也要跑各种学校、走各种关系，才能获得本应走正常程序可以拥有的社会资源？这其间的复杂、奔波、劳累和无奈，是不是不正常规则必须加载的附属品？

是啊，连我朋友都开始说，她不在乎花多少钱，只要让孩子有学上，有学籍，付出什么都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经历过这一遭后，还是觉得有些难过。

因为我明白，我看得到的，是当人们不再遵守光明的规则之后，开始用另一些手段去获取社会资源，有的人付得起，然而，有的人——我们看不见的“有的人”，可能就挣扎在所谓的社会资源之下，他们付不起。

我难过的是这些。

    关注 倒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