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真实写照，看了真的会流泪

流着奶和蜜的八十年代，我愿意穷尽一切美好的形容词来赞美八十年代：碧空如洗，清风徐来，唇红齿白，明眸善睐。...

征稿令 □闻正兵

野夫先生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并没有成为传奇。在电影上院线的前后，60年代、70年代甚至50年代的中国中产阶级纷纷为之站台，包括声名煊赫的传媒、学者、艺术家、企业家和网络大V。但是，这部事先张扬的电影，票房仍不足150万。

这部因爱情之名致敬八十年代的电影票房表现，基本真实反映了中国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集体情感生态：美好，澄澈，炊烟袅袅，白衣飘飘。然而，那个明信片般的年代，已经美人迟暮，我们除了礼貌性握个手之外，其他都懒得敷衍。对于生于七十年代的我来讲，八十年代当然是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年代。那个年代，元气大伤的中国正满血复活，格式化之后系统重装的国家机器开始高效运转，一切都是那么的朝气蓬勃、野心荡漾。

我愿意穷尽一切美好的形容词来赞美八十年代：碧空如洗，清风徐来，唇红齿白，明眸善睐。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热爱文学，关心诗和远方。那个清纯如处子的年代，文学才是硬通货，诗人才是偶像巨星。那时流行交笔友，参加文学社，类似于纸质的、1.0版的网友、论坛和朋友圈。我就是那时候加入了上海青浦中学一个名为“春晖”的文学社。那个时候，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拥有鳞次栉比的文学社。我为什么选择了上海的“春晖文学社”呢？对于当时生活半径不会超过十公里的小镇少年来说，离湖北铁路里程1300公里之外的上海相当于今天的洛杉矶。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上海满足了一个小镇少年对幸福生活的所有幻想，就像叶子媚能够满足一个小镇少年所有的性幻想一样。

今天，我仍然认为，让人有幻想有企图的年代就是黄金年代。今天的我们阅人无数，却逐渐鼠目寸光。那个时候，接到春晖文学社的社刊，闻到油印打字机留下的油墨香，就是最大的期待和幸福。如果在社刊上能够幸运地看到自己的名字和文章，无疑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几乎每次都能收到春晖文学社导师吴玉泉老师的来信，信签纸，钢笔字，牛皮信封，八分邮票，简短的问候，师友般的指导，父辈般的关心。30年间，我像候鸟般南北迁徙，和初恋之间的通信早已丢失殆尽，但我仍保留着和吴玉泉老师在八十年代的多封书信。

文学有什么用？在这个越来越势利的时代提出这个问题会显得滑稽。文学能够给予的，不是文字的奇技淫巧，不是仕途的旁门左道，也不是财富的独门秘诀。文学是一种力量，让我们在丑陋中看见唯美，在邪恶中找到良善，在绝望中坚守希望，在污浊中保持洁净。对于我而言，文学就是少年时期的一豆灯火，取暖，照明，正道。

2001年，也就是我加入春晖文学社近20年后，我在凤凰卫视上海记者站工作，第一次去了青浦，第一次见到了吴玉泉老师。吴老师如我20年来无数次想象的那样，如20年书信的字里行间那样，平易谦和，笑语蔼然，大儒雅士。

我站在老师面前，又成了那个清瘦明朗、白衣黑裤的少年。

 闻正兵

作者简介:  闻正兵，男，1974年出生于湖北浠水。资深媒体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曾任职凤凰卫视、香港亚洲电视（ATV）、深圳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和电视节目制片人、主持人。现任深圳市越众影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著有《加拿大的中国面孔：一个中国记者对加拿大华人圈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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