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先生！杨绛与交大的不解之缘_【上海交通大学】

缅怀先生！杨绛与交大的不解之缘...

昨天一则消息刷爆了朋友圈：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先生受到的教育与交大有着很深的渊源。杨绛的叔祖杨志洵（胡适的老师），父亲杨荫杭，两位叔叔杨荫溥、杨荫樾皆为交大人。从杨绛先生所写的《回忆我的父亲》文章和所著《杨荫杭集》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涵养以及父亲所给的开明教育，奠定了杨绛先生一生为人为文的基础。

杨荫杭（1878年—1945年），字补塘，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学者、法学家，杨绛之父。1895年入读天津中西学堂，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读书，因成绩优异，于1899年被学校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影响，于1900年春和一批留日学生成立了励志会。同年，与励志会会员杨廷栋、雷奋等人创办期刊《译书汇编》月刊。这是留学生创办最早的杂志，大量销往上海苏州等地。1911年辛亥革命后，经张謇推荐，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1916年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1919年辞职回无锡老家。1920年移居上海，任《申报》副总编兼主笔。1923年迁居苏州，任开业律师和自由评论家。1937年迁居上海法租界，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私立大同大学教书。1945年在苏州中风去世。

（杨荫杭在南洋公学时的学生成绩榜）

南洋公学资助杨荫杭赴日留学

从1898年底到1905年初的6年间，交大前身——南洋公学不惜巨资、接连不断地遣送学生，分赴日本、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留学。1898年9月17日，何嗣焜向盛宣怀推荐师范院、中院“年少质颖志趣远大，中学已有根柢，英文亦颇精进者六人”赴日游学，计划学法律、政治两科。这6名学生姓名、年龄、籍贯分别是：

师范生二名：

雷奋，年二十岁，江苏松江府华亭县附生，习英文。

章宗祥，年二十一岁，浙江湖州府乌程县禀生，习英文。

中院生四名：

胡礽泰，年二十一岁，江苏松江府宝山县人，习英文。

杨荫杭，年二十一岁，江苏常州府无锡县人，习英文。

杨廷栋，年十七岁，江苏苏州府吴县人，习英文。

富士英，年十六岁，浙江嘉兴府海盐县人，习英文。

留日学生抵达日本后，开始进入日本教育部门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预备学校，从速补习日语和基础科学，为正式进入专门学校和高等院校打基础。当时的预备学校主要有“文武两校”：一是1898年6月由高楠顺次郎创办的日华学堂，接纳准备升入诸如法政、工科类大学的“文学生”；一为日本参谋本部同年创办的成城学校，接纳拟进入士官学校习军事的“武学生”。南洋公学6名学生全部进入日华学堂学习。

日华学堂肄业后，除了胡礽泰由公学改派赴美国留学外，其余5名学生分别于1899年9月升入高等院校攻读专门学科。章宗祥入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时名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外交、法律；雷奋、杨荫杭、杨廷栋、富士英转入日本最负盛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时名东京专门学校），攻读政治、法律、理财等专业。

1902年5月，雷奋、杨荫杭、杨廷栋获得早稻田大学所颁政治、理财科毕业文凭，先期回国，被盛宣怀安排到译书院从事翻译工作。其中，杨荫杭又于1906年9月再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科，专研法律；次年7月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得法学硕士学位。

除了杨荫杭，杨绛先生的两位叔叔也在交大求学，甚至任职。

杨绛先生的叔叔杨荫溥求学交大，并任职交大。

（杨绛叔叔杨荫溥交大应聘书和职员履历表）

杨绛先生的叔叔杨荫樾求学交大。图为杨荫樾在南洋公学德行积分。

杨绛先生小时候照片

下面，让我们从杨绛先生《回忆我的父亲》中感受一下，杨荫杭对杨绛先生为人为文的影响。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天，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为“很有道理”。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xx（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在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辩。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个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完稿纸用，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

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找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个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杨绛与好友蒋恩钿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草坪上合影）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本文节选自杨绛《回忆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