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务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业内大咖观点大碰撞
在对话环节，招商王春阁、通用刘凤鸣、万科张伟三位大咖同台发声，众议“总法律顾问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地位与发展”……...
西小虹：各位嘉宾、领导，早上好！今天是一个更互动的讨论方式，今天的题目是总法律顾问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地位与发展。今天有幸请到三位超重量级嘉宾，包括刘凤鸣先生、王春阁先生以及张伟先生。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同类型的企业能够真正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不可缺少。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这种大环境下，对法务以及有代表性的企业来讲，对于各自的公司来讲，法务应该做什么？什么是法务更具有价值的机会？
招商局集团是一家国际化较早的企业，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60%，遍布于美国、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近几年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开发建设，先后在斯里兰卡、吉布提、坦桑尼亚、多哥、澳洲、土耳其等地并购了十几个港口，并参与了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开发，为中白工业园的主要管理者。中白工业园面积近100平方公里，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开发中最大的投资项目。
因集团总部设于香港，是最早走出去的央企之一，也是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招商局集团很早就设立了法律工作机构，初期主要是协调社会律师为上市公司处理相关法律事务，并协调处理诉讼案件。2006年在国资委的推动下设置了总法律顾问，由集团一位副总经理兼任，2010起设置了专职总法律顾问，为央企中较早设置法律工作机构和设置总法律顾问岗位的企业之一。
2、目前我国经济形势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L型发展阶段，并且成为新常态，具体表现就是经济下滑严重，煤炭、电力、建材、有色金属等行业产能过剩。因此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其影响之大，进展之快，超出了预料。概括来讲，“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有如下几点：
一是扩大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从以前侧重向东、向海开放转为向欧亚大陆国家开放，形成东西全方位开放，以获得更大的开放空间。
二是克服我国国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以前向东、向南发展转为向中西部发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动资源配置向中西部倾斜。
三是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一方面从战略上必须兼顾陆权和海权，两个方面都要有所依托；另一方面，也要达到帮助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实现共赢的目的。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实现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通过西伯利亚通道、欧亚大陆桥、输油管道、泛亚铁路、沿线港口建设，实现互联互通，进入欧洲腹地。二是通过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帮助沿线国家建立工业生产能力，同时输出我国的过剩产能。三是通过与沿线国家进行人文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
3、目前经济形势和一带一路战略给企业总法律顾问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经济形势下滑，可能会使企业投资风险加大，也会使企业经济纠纷案件增加，作为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应密切关注投资风险，并警惕由于经济形势下滑带来的合同违约问题。招商局集团相关下属公司已出现了多起因经济下滑引发的违约事件，主要是国外买方弃船引发的纠纷和取消订单引发的纠纷，也有部分商融通项目因融资方经营状况恶化而无力偿还借款。这些都是对企业总法律顾问提出的新的挑战。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给企业总法律顾问带来了新的机遇。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大量的中国企业将走出去在沿线国家或地区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落后，法制建设不健全，对我国企业来讲，走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与风险并存。相当多的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法律制度还不甚了解，也缺乏相关人才，法律风险防范就成为一个应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
4、防范境外投资风险应对措施
一带一路投资，既有政治风险，也有法律风险，同时也存在着经营上的风险。做好防范投资风险的措施，许多方面都离不开总法律顾问，甚至是主要是总法律顾问的责任。
（1）构建境外投资风险管控体系
对于投资企业而言，建立专门机构来进行风险管理十分有必要。境外投资项目受企业统一的风险防范体系的管理，并将其贯穿投资到运营全部过程。明确境外投资项目应符合国家主管部门关于境外投资的特别监管要求，关注投资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风险情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需聘用权威中介机构提供或出具的投资地区风险评估报告，需特别关注、评估拟投项目与我方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无法成功对接的风险，提出应对措施。
（2）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根据前述制度建议，在投资阶段，海外项目决策必须进行专项风险评估，而且还需聘用专业机构针对境外的具体情况出具相应的风险评估报告。在运营阶段，境外项目应受到公司风险管控体系的日常监控，定期接受投资主体的管理审计，持续对海外项目风险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提早解决问题，避免重大风险事故的发生。
（3）依法依规经营，尊重当地法律秩序
坚持依法合规经营，遵守市场秩序，避免不诚信、违法违规操作、无序竞争等行为，在国际市场树立良好的信誉。同时，还要注意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妥善处理当地与工会的关系；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懂得与当地媒体打交道；学会和当地执法人员打交道。
这里我举几个简单的数字，也许对大家全面的了解GE有所帮助。简而言之，GE是个多元化的企业。全球40%的电力由通用电气制造的设备产生的，全球每两秒钟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就有一架飞机是用通用电气生产的发动机起飞的。GE的产品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大量使用。如果大家到医院体检要做CT，核磁或超声，有一半机会您会用到通用电气的高端影像设备。GE照明业务从爱迪生时代就有了。现在通用电气的百年家电业务已经卖给了中国海尔，六月交割。相信在座的来自金融行业的同仁们会知道，通用电气的金融板块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照资产规模，可以在全美金融机构排进前十。去年，我们公司决定把金融板块绝大部分的资产剥离出去，回归制造业。最近我们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业务集团，专注数字化业务。公司的定位是“数字化工业公司”。GE每个业务板块在中国市场都有，我们在中国有几十家合资公司，有上百家法律实体，可以想象，在这样一家企业里做法务工作是挺有挑战性的。
第二，世界的经济环境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美国从2008年至今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欧洲至今没有走过低谷。由于经济不景气，公司业务人员的担子会相对加重，股东、董事会、董事长、CEO也通常会通过不同的渠道给营销人员施加压力。为了实现业绩指标，业务人员有时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和渠道达到目标，以前不想做不敢做的事，现在可能就会跃跃欲试，这往往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潜在风险。公司法务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妥善处理灵活性的业务需求，在原则性的法律层面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三，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主要国家的监管机构纷纷加大监控力度。像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就出台了很多相关法律，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法案是“Dodd Frank”法案。这些法案为金融机构设置了诸多更为严厉的合规程序。为了满足有关法案的需求，GE在过去的七、八年间，聘请了大量的法务和金融方面的合规人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以满足监管机构的严格要求。事实上，GE下决心剥离曾是公司最赚钱的金融业务板块与美国政府超严的金融监管是有直接关系的。在过去的几年里，不断增强的监管力度导致相当多的大型跨国企业卷入合规大案、要案，包括许多百年老店像摩根大通、劳斯菜斯、巴西石油、西门子，特别是最新的合规案，大众汽车柴油机清洁指标造假案。有机构测算，单就政府罚款一项，大众就可能面临高达180亿美元的处罚。加上其超过30%的市值损失。大众汽车由于本次合规事件的损失总和可能超过800亿美元。这些事例给我们的警示就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牌企业也有可能毁于一旦。这些大案要案与经济不景气，以及监管部门严厉执法是有直接关系的。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同样面临这些风险。这些挑战对法务人员来说是很严峻的。但同时，这又是一个机遇。这些压力对我们公司法务人员又是有积极意义的。没有这样的压力，企业首先想到的可能就不是法务，预算不给你，雇员也不给你。但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为了防范监管风险，企业就会加强内部监管部门的力量。对法务人员来说，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春天。企业本来不想给你的资源现在要给你了，我认为大家要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要告诉企业的高管，风险在哪里，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大控制风险的投资。
对于公司法务所处的地位问题，我认为，影响法务地位的因素是众多的，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法务人员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不同的行业，或处在同一行业不同产业链上的企业，其法务人员在本公司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一个公司法务人员的地位，我认为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来决定的：一是法务人员自身的能力。你的教育程度、实践经验、职业操守，你的沟通能力，你的领导力和团队精神，更重要的是你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你在重大公司业务上是否能为你的公司，董事长、CEO等高管提供有价值的咨询和建议。自身因素是第一位的。二是外在因素。你所处的环境包括企业的性质，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外企，这些都决定了法务人员在企业内部的作用。从大的方面讲，我们所处文化环境、法律制度以及法务人员整体的社会地位，决定法务人员在所在企业内部的地位。
我主要服务过三家企业，都是美资企业。美资企业的法务人员地位类似于美国律师在美国社会的地位。美国大型企业里，法务高管地位很重要，如果看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年报，公司前五位收入最高的里面大多会有一位是法务人员，也就是总法律顾问。原因很简单，公司在评价人员地位的重要性时，要从社会角度来看，要想找一个在社会上有经验和影响力的人，把他请到企业内部，需要提供与社会相应的待遇。如果公司提供的待遇（包括职务、薪酬）与你要聘用的律师在公司外的待遇相差太远，人家就不会到你公司来。美国的法务人员在公司内部的地位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演变，上世纪80年代是个分水岭。之前，美国公司法务人员的地位是不如现在的，往往隶属于某一个行政部门。公司律师的主要责任是帮助企业高管和外部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沟通。80年代后开始变化。这方面在美国有很多论述。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通用电气在这个领域里起了领头羊作用。GE前总法律顾问Ben Heineman先生是这方面的先行者。Heineman先生现在在哈佛法学院专门研究法律职业问题。GE公司要雇公司律师的话，一般不从学校直接雇，而是从外部律师事务所找有经验有社会影响的合伙人，高薪聘请这些人进来；这些人再高薪聘请下面的人，实现公司法务人才的良性循环。通用电气曾经拥有全美国最大的法律部，现在仍然是最大的法律部之一，律师和合规人员加起来大概2000人左右，中国也有100多人。这个因素就决定了法务人员在公司内部的定位。律师主要的职责其实并不一定是合同审查和谈判，对于大型美资企业来说，在总法律顾问的职责中，商业谈判及合同管理只是其关注的领域中的一部分，公司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公司合规文化的建立，公共政策立场的把握，诉讼和争议纠纷的解决，政府关系的维系，及其它特殊专业领域策略的把控，比如并购、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等。公司法务也是公司信誉的维护者。这些方面都是很主要的。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有总法律顾问的参与。
我在GE之前，在微软公司大中华区做了14年。当初微软大中华区成立战略决策委员会，四人之中，我就是成员之一。总法律顾问在GE是举足轻重的。通用电气现在有十几个业务板块，总法律顾问的地位是处在公司的最高层。我同时是通用电气全球副总裁，GE在全球三十多万员工中，有这个地位的不足200人；我也是GE法律合规部门2000多人当中，唯一的一位华人全球副总。这就决定了我和法务在GE大中华区的地位。另一点值得提一下的就是总法与公司高层、特别是和董事长、CEO、CFO的个人关系。这些公司高管与总法是否相互尊敬，信赖会直接影响总法及法务部门在企业的地位。再有一点是，公司法务人员地位的建立和维系，离不开外部律师的大力支持。没有外部律师给你提供法律分析，单凭自己的法律部门很难满足公司业务的要求。如果外部律师可以给你提供优质的法律意见，可以经过分析转给你的高管，良性循环建立起来，法务在公司的地位也就有保证了。我认为这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最后，我认为公司法务人员除了做好公司法务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我们行业目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确立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建立一系列培训机制和监管机制，这有利于帮助我们尽早成为在企业里有影响力的精英团队，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座的各位法律从业人员，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大家在这方面多加思考，共同推动这个机制和标准的形成和完善。谢谢大家。
一个法务部在公司里的地位，是由包括所有制、外在环境在内的诸多因素决定的。为什么美国法务在70年代地位不像今天那么高？我在美国念书时，有一门课是知识产权，学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美国人很务实。美国人在80年代之前，知识产权保护得不那么严格。我的老师告诉我，70年代的美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盗版欧洲书籍。那么，为什么今天美国把知识产权看的那么重呢？是因为美国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美国80年代初期，纽约满大街飘着啤酒花香，现在没有了，现在的美国是高科技和金融立国。当科技创新成为立国之本，成为生存的根基之后，知识产权的保护变得极为重要。所以，有时候法律人的地位问题不能只看法律，我们无法脱离大环境。
万科知道今天有新常态，经济增速会下滑，未来经济增长可能还会再下一个台阶。在新常态下，纵向对比过去，增速是下来了；但横向和美国、欧洲等大经济体比，我们的增长率仍是非常了不起的，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王总刚才提到煤炭、电力全行业亏损，但即便在煤炭亏损的行业里，还有神华是盈利的；既便在全行业亏损的水泥业，海螺水泥的盈利状况仍然很不错。这说明不同的企业的特质不一样。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下，象神华、海螺这样的企业，可以借助于管理优势、技术优势、甚至是规模优势实现逆势增长，通过以量补价，实现效益的增长。这样的故事，在过去30年里多次发生。比如，在纺织业，山东的鲁泰现在仍然盈利很好，是很了不起的企业。最近GE把家电部门卖给了海尔。2003年的时候，国内的家电行业的竞争也是非常白热化的，当时市场有几千家，但到今天形成了海尔、格力、美的三足鼎立的寡头垄断格局，这是经过行业内的竞争形成的，在竞争中大量企业主动退出。因此，在新常态下，即便在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行业，仍然是有机会上升的。当然对于新兴行业，比如腾讯代表TMT行业，比如迈瑞为代表的医药医疗行业，还是八、九点的太阳，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万科主要专注于房地产行业。2003-2013年是中国房地产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原来估计从2014年开始，大概有10年白银时代。但是，经过最近这一轮火爆的高杠杆去库存，我们内部很悲观，觉得中国房地产业的白银时代可能在两年内结束，很快迎来破铜烂铁时代。
与黄金时代相比，破铜烂铁时代和白银时代的差别，一是整个行业的利润下滑，利润率会降下来，增收不增利；另一个是容错度下降，以前可以很豪放的做事情，错了也没关系，行业在爆炸式增长；今天，容错度在下降，对内部管理提出很高的要求。地产业未来可能会经历过云家电行业的优胜劣汰过程，也许十年后，十多个大玩家占有80%的市场份额。万科作为行业龙头，我们判断正处在历史最好的时间点，不悲观。因为大企业有技术上的优势、有融资优势，我们发债的利率甚至低于国债，当然也有管理优势，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扩大市场份额。
当然更大的市场份额并不是天然就给万科或者保利等大企业，竞争要靠管理。2011年，我们从一个基金手里拿到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一期在售，还有二期未开发。我们在当地请了不知名的律师事务所，花了5万块钱做了一个尽调。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不错，投入20多亿，赚了7亿。在项目进行快清算时，当地的国土部门说你们还有1.8亿的地价没缴，加上滞纳金一共是3.2亿。这个事情很有趣，说明我们当初尽调只是为了满足内部合规的需要，花了5万块钱在当地做了一个20多亿项目的尽调。由于行业当时还不错，虽然损失3亿，但还赚了7亿。我觉得未来不会再有这样的好事情，损失3亿，可能就亏损了，不会再有7亿可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内部对于法务部门的地位和作用非常乐观，因为在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法律部门会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以前法律人员都是被业务部门视为拖后腿的，今天业务部门的同事会很谨慎的征求我们意见，这个改变是蛮大的。
为了适应新常态和白银时代，为未来的破铜烂铁时代做好准备。最近我也在调整，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组织架构调整。以前的组织架构是集团直接管，现在规模太大管不过来。把决策权下沉，提高效率；
二是分工调整。以前一线的基本不怎么管，只管放手让他们做。今天要从横向分工变成纵向分工，在后台实现集约化。我们知道，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的差异非常大，一线、二线、三线的城市差距也非常大，人才并不是等同分布的，优秀的人才在东部、在一线公司。一些复杂性、风险大、全局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放在更高层面商榷。比如我们上海总部管了10多家一线公司，都是高铁两小时可以到达的，这为实现纵向分工提供了便利。这是分工上的调整；
三是在人员上进行调整。我们现在人员结构主要为了适应过去的发展，在过去的时代里打造出的一个团队。今天，我们发现有些能力不足，比如管理诉讼的经验不足，在政策立法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也几乎一片空白。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外部引进、内部培养来尽快弥补人才的短板；
四是工作方式调整。以前的工作方式是被动式的，别人有事时找我们，我们就帮忙；别人没事时，我们不主动做什么事情。今天要改一改，要和业务部门一起，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全程帮助他们，而不是在某一个节点上做合同审查，提供交易结构，也就是提供全程全方位的服务，这是我们在新常态下最大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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