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曾看到的

除了拥有基本的品质之外，人还要常怀悲悯。...

西安的冬天不冷。

西安的冬天不冷，是因为每一年冬天回西安，我都能穿着单衣窝在暖气大开的房间里看窗外大雪纷飞的景象。房间太热的时候，我们就把门窗打开，我姐姐家的狗儿们一来，就趴在门口，伸着舌头哈嗤哈嗤地喘气。

《亚当之子》中，很多年前的西安是黑白的。冬天，街道上的雪沉沉的落下来，输送管道泄漏出来的暖气从地下喷出白色的热汽，流浪者裹着破旧的大衣或者棉被，昼夜栖居在井盖周围。

纪录片拍的是在西安的城市化扩张进程中流落街头的拾荒者和信仰上帝的人。沉稳的镜头下并没有批判。多数时候人们希望能在影片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可这部片子里也没有答案。

主人公王欢有什么样的过去和未来？他的同伴们后来都怎么样了？与那群信仰上帝的人相遇改变了他们吗？改变了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批判，没有答案，没有强烈的情感，甚至没有明显的情节。这让两个小时的纪录片显得冗长和零散。扫一眼豆瓣评论就知道，有些人大概只看了几分钟，就跑去丢了个二星，再评论一句不知所云。

但有人从片子里能到了漠视，也看到了悲悯。

“他们就睡在马路边，”交流会上这个头顶上已经显得有些稀疏的导演说，“有的人经过的时候，甚至不小心会踢到他们的鞋。就这样，也不会去看他们一眼。”

教会的志愿者带着馒头，蹲在流浪者身边，提着保温瓶为他们倒一杯热汤的时候，旁边围了一圈的人。一言不发。有的看了看镜头又看回去，有的直接走开。

片子里有一段，拍到的流浪汉是个和尚。我没有发现他是个和尚，直到在后面现场交流的过程中，导演提到了他。影片放到和尚对着镜头哭，说我为天下人流泪的时候，剧场里有个观众，拎起包走了出去。

城市的高楼在远处安静的立着，结尾画面由黑白变成了彩色。时光不会停滞，无家可归的人却依然停留在原来那些不起眼的角落。

我想起鲁迅的文章，第一次切实的感受到，麻木和漠视，真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每次看完能让我感到震撼的作品之后，我都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来理清楚自己的想法。

大多数的时候我试着去思考的都是对与不对的问题，可这样的问题是最难的，通常再长时间的思考也换不来任何的确凿的结论，最后只会让我想起鲁米的那句，“Out beyond the ideas of wrongdoing and right doing, there is a field.”

而镜头背后的陈长清也不表态。即使拍摄和制作影片的他所经历的情感起伏大概是观众的千百倍，可他只是静静地端着镜头。“我觉得解释作品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他说。

其实每个人都明白。很多事情是难以解释，或者解释不清楚的。但在我看来，一部不带有任何虚构或者刻意安排的情节的影片，已经把最直白的现实丢在观影者的面前。任何的解释都会显得多余。

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我依旧没能把自己产生的思绪理清楚，虽然观影结束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星期。

我只好努力去记住影片里那些零散的片段。

愤怒的中年人对着镜头说着朱门酒肉臭，路还有冻死骨，说着看到这样的人我就要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喋喋不休到最后夹克却始终没脱下。与他同行的女人不愿意被拍摄，匆匆忙忙的跑开，在镜头视角之外大喊着问他说完了没。

双手合十的学生说我们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有一位神，他爱你，流浪者露出了笑容，心里或许只是想着刚刚吃下去的馒头。

男人讲着他管一个娃一周的住宿和伙食，临走时那个娃还把他给偷了。“可我还是会帮一下，”他说，“不管他是以前偷过还是怎么，只要被困在这个地方了，我就帮一下。”

女孩不断笑着重复她自己早就戒了，最后却还是陪着老人抽了一根烟。她在鞭炮声中伏在老人耳旁，说我明天给你带饺子。老人反问她有没有地方睡，“没有的话，我这被子暖得很。”

主人公王欢努力劝着一个流浪汉，想让他多喝两口热汤，直到那人叹了口气说，“我活不长了。”

王欢的伸出的手停在半空中。

而他也自己在西安寒冷的街头，肆无忌惮的放声哭泣。

把垃圾桶找来的能吃的东西一把扔进嘴里，毫不犹豫。

说着自己从小没有父亲，只会偷的时候，他眼睛没有看镜头。

没人会去在意一个窝在城市角落的流浪汉，脚上的那双旧鞋分别系着两根不同颜色的鞋带。

可是他看到了。他看到了，被触动了，还记录了下来。

这大概就是悲悯。



他叫陈长清。百度没有他的词条。你搜《亚当之子》，出来的会是一部战争电影。网上没有这部纪录片的资源。

因为从来没有公开的谈论过自己的影片，看得出来交流环节开始的时候，他紧张又慌乱。有一位广州来的医生，与他在汶川大地震时相识。医生站出来发言，讲了一些刚认识这个导演时的故事，讲他对待独立纪录片的真诚，讲他现实生活中的清贫。

我们默默地听着，导演也默默地听着。一不小心情绪过于饱和的时候，他悄悄走到宣传板背后擦眼泪。

这样子的独立纪录片并不好做。耗时长，受众少。“没有性和暴力片子大家是不愿意去看的。” 这句话似乎有些偏激，但并不夸张。

在场还有一位辞掉了工作，顶着亲戚朋友的反对，坚持架着DV拍独立纪录片的年轻姑娘。她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泣不成声。我没有能力从她的只言片语中，想象出这个选择背后的心酸。

剧场并没有坐满，但交流的环节历时比想象要长得多，直到司机打电话来催他去机场，才匆匆忙忙的收尾。

“如果有别的选择，”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了看那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先前站起来和他探讨问题的深大影视专业的男生，“希望没有人选择和我一样。”

“我是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又加了一句。“我到死都只能继续去做这么一件事。”

我想起之前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去拍这样一个片子。“艺术是宿命，”我记得他这么说。

我不再觉得这个答案矫情，反而有些难过。

并不大的剧场里观众们零散的掌声响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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