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古文字篇）【3】

裘锡圭、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古文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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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二十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古文字学的范围有广义狭义之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它着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研究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通过唐兰等人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建国以来，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者的努力，先秦、秦汉文字的研究有了比较明显的进展。有人主张把“古文字”的范围扩大到秦和西汉前期的文字，即把小篆和古隶也包括在古文字里。1978年成立了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至今己举行过11届学术讨论会，研究会与中华书局合编的《古文字研究》已出版到第19辑。

二十世纪的古文字学研究可以三十年代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在前一阶段，吴大澂、孙诒让和民国时期的罗振玉、王国维，是最重要的代表性学者。三十年代以后的主要学者，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等人。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是第一部古文字学理论性著作。其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此书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古文字学的建立。

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古文字学通论性著作出版，如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等。这些书在古文字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对唐氏的《导论》都有补充和发展。

本世纪还出版了一些包括多种古文字资料的古文字字典和文编，在比较旧的字典中，汪仁寿的《金石大字典》(1926)较为有名。比较新的有高明的《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6)和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杜，1981)。

下面我们分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秦系文字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四项，对研究成果作简单介绍。殷墟甲骨文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自发现以来，至今通过私人挖掘和公家发掘而得到的有字甲骨，据胡厚宣统计，约有十五万片左右(《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5)。

  1．甲骨文著录情况

1903年，刘鹗把自藏的一部分甲骨编成《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序言中将甲骨文称为“殷人刀笔文字”。

此后，著录甲骨文的书不断出版。比较重要的有罗振玉编的《殷虚书契》前、后、续三编，董作宾编的、著录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所得甲骨的《殷虚文字甲编》和《乙编》。中华书局1979—1982出版了以郭沫若为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收甲骨41956片，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殷墟甲骨文资料著录书。1973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1991年在安阳花园庄，先后发现了重要的甲骨文资料。前一次发现的多达五千余片，已由发掘者编成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公布于世。

2．甲骨文字典和文编

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天津博物院印行，1920；增订本，1929)，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此后又有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1923)、朱芳圃的《甲骨学文字编》(商务印书馆，1933)、孙海波的《甲骨文编》(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34)。孙书在1965修订成新版，由中华书局出版，影响较大。1959年，金祥恒《续甲骨文编》出版(台北艺文印书馆)，收有一些孙书未及收的新材料，对孙书的误摹误释之处也有所校正。

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是一部有创造性的工具书。此书根据甲骨文的字形特点分部排字，除部分极常用的字外，每个字下都按甲骨文原样摹出含有这个字的所有卜辞，极便于研究者使用。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90)是近年出版的两部大型工具书。后者仿岛书而编，体例与岛书基本相同，但增加了释文和拼音检索等项目。由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的《甲骨文通检》(香港中文大学)从1989年以来已经出版了四册。另外，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吸收了近年古文字研究及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也是一部大型工具书。赵诚《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1988)、崔恒升《简明甲骨文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两书，对于研究商代词汇有一定的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出版的《甲骨文字诂林》(于省吾主编，中华书局，1996)。此书在每个单字下面把1989年以前各家与此字相关的、有代表性的说法收集在一起，比起李孝定在六十年代出版的《甲骨文字集释》，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书中不少“按语”，或评价已往各家的得失，或提出自己的新见，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综合性或通论性著作

1956年，陈梦家《段虚卜辞综述》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资料丰富，论述全面，并有一定深度，对于初学者和研究者都是非常有用的书。可惜成书仓猝，引用甲骨文资料有很多不应有的错误。陈氏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意见也不尽妥当。1978年严一萍出版的《甲骨学》一书。比较全面地总结近八十年甲骨学研究的成果，有的内容比陈书丰富。八十年代以后，通论性质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如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甲骨学通论》(同前，1989)，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王明阁《甲骨学初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687)，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台湾国立编译馆，1988)。

4．甲骨文字研究情况

1904年，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写成《契文举例》(此书遗稿由罗振玉在1917年印行)，是第一部考释和研究甲骨文的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对殷墟甲骨卜辞的内容作出初步的研究。下卷包含“文字”与”杂例”两篇。“文字”篇对见于《铁云藏龟》的甲骨单字的很大一部分逐个进行考释，释出了不少关键字。罗振玉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最早打听到甲骨的真实出土地点。1910年他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段王朝贞卜的遗物，把甲骨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当时误认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1915年，他在此书基础上写成《殷墟书契考释》，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并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都是关键字，如“旬”、“上甲”合文等，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的“二重证据法”，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殷礼征文》(1916)、《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1917)、《殷周制度论》(1917)、《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王国维还是最早进行甲骨缀合的学者。

罗王以后，对甲骨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有郭沫若、唐兰、董作宾、于省吾等人。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1930，人民出版社1952年再版)、《卜辞通纂》(1933，日本文求堂书店印行)和《殷契粹编》(1937，日本文求堂印行)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董作宾的主要贡献是甲骨断代研究，我们将在后面略作介绍。唐兰有《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殷虚文字记》(1934年北京大学讲义，1978年修改刻印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考释文字屡有创获。于省吾在1940、1941、1943年，先后出版了《双剑誃殷契骈枝初编》、《续编》及《三编》。1954年撰成《四编》(稿本)。七十年代末，作者将《初编》到《四编》文章加以删削改订，加上解放后发表的研究甲骨文的文章，成为《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反映了作者在考释甲骨文方面的主要成绩。唐兰和于省吾都很注意考释文字的方法，所得结论比较可信。此外，胡光伟、丁山、王襄等人在释字方面也都有一定的贡献。

  5．甲骨文缀合情况

自王国维以后，有不少学者做过甲骨缀合工作，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这方面的专著已经出版了好几种。如曾毅公《甲骨存》(1939)、《甲骨缀合编》(1950)、郭若愚等《殷虚文字缀合》(科学出版社，1955)、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1959—1972)、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和《甲骨缀合新编补》(同前，1976)等。另外，蔡哲茂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甲骨文合集》缀合的论文，很有价值。前些年有人尝试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卜甲(童思正等《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考古》1977，3)，但至今没有太大的进展。

    6．殷墟甲骨文的分期的断代研究

这是甲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董作宾在1931年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第一次指出殷墟甲骨卜辞中记“贞人”之名的现象以及“贞人”名在甲骨断代上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他初步提出了断代的八个标准。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中，董氏全面论述了他的断代学说，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五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断代学说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的价值，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后来，有好几位学者对董作宾的意见作出了补充和纠正。五十年代，陈梦家从董作宾所说的“文武丁时代卜辞”中分出了“午组”“组”和“子组”卜辞，并考订其为武丁时代之物，纠正了董氏所说的“文武丁复古”的错误。1953年。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和伊藤道治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再检讨》(《东方学报》第23册)，得到的结论与陈氏大体相同。1976年段墟发现了商王配偶“妇好”的墓葬，其名见于武丁时代卜辞和被一般人认为属于武乙、文丁(即文武丁)时代的有“贞人”历之名的卜辞，由此引起关于“历组卜辞”的时代的讨论。参加讨论的人分成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这种卜辞应当属于武丁和祖庚时代，另一派维持这种卜辞是武乙文丁卜辞的旧说。这次讨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促使人们对断代的标准进一步作认真的考虑，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的研究已经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早在1957年，就有学者指出甲骨的分类与断代应当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分类要依据字体、字形等特征(见李学勤《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3)。这在甲骨断代的理论研究上是一个突破。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以后在关于历组卜辞的讨论中，这一观点才真正受到重视。按照这种观点进行甲骨分期断代研究的代表性专著有黄天树的《殷墟王卜辞分期分类研究》(文津出版杜，1991)、彭裕商的《殷墟甲骨文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以及李学勤和彭裕商合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也有人从别的角度对甲骨进行断代研究。贝塚茂树较早注意到利用钻凿形态进行断代。后来，许进雄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其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5月16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正式启动，其目的是为了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由于加速器质谱测定14c方法技术的进展，过去不能取样测定的商周甲骨，现在可以取样测定其年代了，因而有希望测出有关王的大致日历年代。这项工作对甲骨分期学说也将是一个检验，具有重大的意义。

    7．甲骨语言研究及其他

本世纪以来在甲骨语言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语法研究方面。1928年胡光炜《甲骨文例》出版，此书涉及不少语法问题。五十年代，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文法》是甲骨文语法研究重要的两部著作。近年来的专著有沈培的《段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文津出版让，1992)、张玉金的《甲骨文虚词词典》(中华书局，1995)。其他还有一些关于句法、虚词方面的单篇论文、但是关于语音、词汇方面的论著一直比较少。1990年10月华中师大甲骨语言研究中心发起召开了全国首次甲骨语言研究方法讨论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3)。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在研究甲骨语言问题时较多地使用了甲骨分类、断代的成果，同时，有些学者在进行甲骨文字考释时，也注意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问题，这都提高了研究的质量。但是，总的看来，目前对甲骨语言的研究还很不够，亟需加强。

近年还出现了从文字学角度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如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93)和李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这在汉字的断代研究方面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利用甲骨文进行社会历史等方面研究的论著数量很多，其中不少涉及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释读。这里就不多谈了。

现已发现的甲骨文，除了殷墟甲骨文以外，还有西周甲骨文。下面我们简单谈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五十年代以来，发现了西周时代的甲骨。其中以七十年代在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古代周原地区发现的最为重要。己发现的刻字西周甲骨总计有300多片(参看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论文集》，1982)，其中少量卜甲的时代可能属于商代末期。已经出版了两种全面研究西周甲骨文的专著，即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和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目前，对西周甲骨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成果不很丰富，而且多侧重于探史，应用这些新的文字资料来作文字学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

这里附带谈一下古文字中所谓“易卦”的问题。在殷周时代的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有时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有很长时期没有确解。李学勤在1956年曾敏锐地意识到它可能同《周易》的“九”和“六”有关(见《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11)。1978年冬，张政烺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年会上，指出这种数字符号并非什么“奇字”，而是“易卦”。此后，张先生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4)等文，其他学者也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各家讨论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甲骨、铜器上的这些由数字组成的“奇字”已不再是不可理解的神秘之谜了。

这里所说的金文指商周金文。在古文字学中，对金文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是金文，有些学者主要生活在清末，但关于金文研究的著作则是二十世纪以后才问世的。如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是1902年问世的。孙诒让《古籀馀论》成书于1903年，但到1929年才出版。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完成于1896年，但1918年才出版。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899年完成，但直到1935年才出版。这几本著作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世纪金文研究的情况，我们分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1．全文著录情况民国以后，著录青铜器的著作很多。这里只能提到一些重要的著录书。1937年出版的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是当时最大的一部青铜器著录书。1957年，于省吾出版了《商周金文录遗》，为补充《三代吉金文存》之作。1983年，严一萍《金文总集》出版。此书收1983年以前刊布的青铜器铭文拓本8000多件，是收录资料较全的书。1984年徐中舒《殷周金文集录》出版。此书汇集解放以来至1980年底国内出版的书刊中已经著录的两周有铭青铜器和部分未曾著录的有铭青铜器。近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6)，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金文资料著录书。它包括铭文、图像、释文和索引几大部分，而以铭文为主。所收各器以类为纲，分乐器、炊器、盛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其它等七大类依次编排。每一类铭文皆以原大制版，按字数多少排列。铭文各册后附有“说明”，注明所收各器的字数、时代、著录、出土、流传、收藏、资料来源等情况。

2．通论性著作

1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此书分上下两编，共19章。对青铜器的起源、发现、分类、时代、铭文、花纹、铸法、价值、去锈、拓墨、仿照、辨伪、销毁、收藏、著录等方面逐一加以详论，在金文研究史上，第一次把有关青铜器的各种问题放在一起系统加以探讨，意义重大。1958年，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是在《商周彝器通考》的基础上增加新资料编写而成的，比较简明扼要，适合初学者使用。近年出版的、朱凤瀚撰写的《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充分利用了考古学的方法和成果，并结合古文字学和科技、美术方面的研究，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适合各种读者的需要(参看该书李学勤序)。

3．工具书

收录金文字形的工具书，以容庚的《金文编》最为有名。此书初版于1925年，1939年出第二版，1959年出第三版，1985年出版了经过增订的第四版(张振林、马国权摹补，中华书局)。此书收字比较全面，摹录也比较精确。但在释字方面比较保守。在通假问题上，往往本借不分，甚或本借颠倒。专门校订此书错误的专著已经出版了两种(陈汉平的《金文编订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4；董莲池《〈金文编〉校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校正《金文编》的单篇论文也发表了好几篇。除了《金文编》以外，陈初生编纂、曾宪通审校的《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比较方便实用。1995年，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出版(学林出版社)，该书的特色是所收金文都选自拓片，保证了字形的准确性。收集金文考释成果的工具书，有周法高主编、张日昇、徐芷仪、林洁明编纂的《金文诂林》(1975)和李孝定、周法高、张日昇等人编著的《金文诂林附录》(1977)以及周法高编撰的《金文诂林补》(1982)。这几本书汇集各家说法，并加按语以评价其得失，是非常有用的参考书。现在缺少的是汇集此书出版以后新出的研究成果的工具书。

查找金文原始资料的索引，对研究者也很需要。但至今还没有像《段墟甲骨刻辞类纂》那样的书，研究者查找金文材料不太方便。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编辑出版过《青铜器铭文检索》(原名《金文单字引得》，1995)，但大陆学者难以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张亚初已经编有《殷周全文集成引得》一书(见《疑难铭文拟定一览表》，《于省吾教授百年涎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希望能够早日出版。关于金文著录书目的工具书，王国维曾编有《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柯昌济编有《金文分域编》二十卷(1935)、《续编》十四卷(1937)。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辑了《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华书局，1983)、孙稚雏编辑了《金文著录简目》(1981)。

    4．文字考释、断代等方面的研究情况

本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对青铜器都有所研究。王氏在金文方面有《观堂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论文。

三十年代，郭沫若写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对所收铭文都作了详细的考证，有不少很好的意见。此书初版是1932年在日本印行的，只有考释没有图版。1934年汇集铭文及器形照片，编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次年又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择》。后来作者又对全书作了修改补充，抽换并增补了一部分资料，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名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此书在考释文字、对器物所作的分期和分域研究、利用金文资料阐发历史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郭沫若有关金文研究的论著还有《金文丛考》(日本文求堂书店印行，1932)、《金文馀释之馀》(1954)。1954年，作者把这两本书跟《古代铭刻汇考》正续编中有关金文的部分汇集在一起，加以删改补充，编成三册，仍名《金文丛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响较大。

杨树达从四十年代始研治金文，其成果大都集中在《积微居金文说》中。此书于195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他又写作了《积微居金文馀说》。1959年，科学出版社把二书合为《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出版。该书主要解释两周铜器铭文，参考前人的解说，将铜器铭文与经史相印证，解释字词深入细致，考释文字比较精到准确、不少地方超越了前人。

唐兰在考释金文方面也有不少贡献。他的代表作有未完成稿《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其他论文见故宫博物院所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

于省吾考释金文的文章有不少篇，他综合运用各种考释方法，从对形、音、义纵横关系的分析和对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研究解决了一些难字的释读问题(见《双剑誃吉金文选》，1934；《释盾》、《择能和  以及从  的字》、《释两》、《释从天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分见《古文字研究》3辑、1980；8辑，1983；1O辑，1983；15辑，1986)。

李学勤研究青铜器铭文的文章除已结集为《新出青铜器研究》出版(文物出版社，1990)以外，还有很多。其中有不少文章涉及对文字的释读，往往颇多新意，很有启发性。此外，白川静的代表作《金文通释》(1964～1984)以及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5～1990)都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参考书。

八十年代以来有几批八十年代之前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获得的重要青铜器铭文经过整理而发表，其中不少新材料引人注意。如尹盛平主编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卢连成、胡智生编写的《宝鸡渔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编写的《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周代金文的分国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有的研究已延及战国时代)。三十年代郭沫若在《两周全文辞大系》一书首次对东周的161器进行了分国考察。近年来，有刘彬徽、李零等人对楚国铜器加以收集研究(见刘彬微《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19辑，1992)；董楚平对吴越等国金文的研究，《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徐少华对周代南方国家金文的研究(《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等等。前几年，从位于山西曲沃和冀城之间的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基地盗掘出土的晋侯铜器，在香港等地的古玩市场上屡有出现。1992年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组的曲村考古队，在对墓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确定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早期晋侯墓地即在此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晋侯铜器，这些铜器对研究晋国历史有重大价值，对我们了解西周晚期青铜器的整个面貌也有帮助(参看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l；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8；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7)。

青铜器断代研究对金文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一直是金文研究者注意的重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发明“标准器系联法”，奠定了青铜器的断代基础。除了郭书以外，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陈梦家未完成稿《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9册至1956，4)都是重要的著作。唐兰和李学勤在西周铜器断代上跟郭沫若有较大分歧，他们的讨论促进了青铜器断代研究的进步。近些年来，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一个较大的特点是比较充分地发挥了窖藏和墓葬出土的铜器群的作用，学者们往往选择具有标尺作用的铜器群，通过同群和异群各器间的纵横联系来进行断代研究。(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村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刘启益《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考古》1978，5)

有人还尝试利用金文的记时资料来推定铜器的年代。周代铜器铭文有些具备王年、月份、月相和记日干支，可以结合历法研究推定其年代。但“月相”所指日期间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关于西周各王在位年代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当热闹，但目前还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周代金文语法的研究也有比较大的进展，这都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对金文语法作全面研究的专著，作者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比较细致。此外，马国权、张振林、陈永正、杨五铭、唐钰明等人对代词、语气词、连词、被动式、复音词的研究，可以补正现有汉语史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崔永东《两周金文虚词集释》(中华书局，1994)是第一部金文虚词词典，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但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地方还有不少。    金文材料往往能够跟古文献材料相印证，学者们利用金文进行商周社会历史等方面研究的著作非常多，这些著作对于青铜器铭文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原载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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