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一般性的汉字学研究）【2】

一般性的汉字学研究...

研究汉字的性质，就是要弄清汉字属于哪一种文字类型。这个问题是西方语言学传入后才提出的。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这个问题一度曾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参加讨论的人很多，意见颇为分歧。人们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来给汉字定性。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起的表意、表音等作用来为它定性，另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也可以说语言单位的大小)来为它定性。属于前一种的，主要有表意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在早期，一般都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到五十年代才由周有光提出来。此外还有极少数人主张表音文字说(见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再论古汉字的性质》等文)。多数人认为汉字的性质自古至今没有本质变化，但也有人认为汉字的性质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从后一角度提出的观点主要有：商代甲骨文为形意文字周代以后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古汉字为表形文字隶变后汉字为表意文字说。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给汉字定性的，主要有语素文字说和语素—音节文字说。持语素文字说者，一般都承认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古代，汉字可以称为表词文字。持语素—音节文字说者一般也承认那个时代的汉字可以称为表词—音节文字。

裘锡圭首先提出要分清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裘氏称之为“字符”)这两个不同层次。词和语素都是音义结合体。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不管哪种文字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要划分表音、表意等类型，必须从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即字符的性质着眼(参看裘锡圭《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1985，1)。虽然以前研究汉字性质的人也常常根据汉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来给它定性，如说形声字的形旁是表意的、声旁是表音的等等；但是他们之间的有些分歧确实是由于对两个层次的区分没有明确认识而引起的。例如说汉字是表音字，就不是着眼于汉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而是着眼于汉字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具有一定读音这一点的。因此，明确汉字的性质应当由汉字的字符的性质来决定，是有意义的。不过，对这一看法已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有必要继续进行讨论。

裘氏主张汉字在早期阶段(隶变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即意音文字)；隶变后由于汉字里的很多意符、音符，已经变为既无表意作用也无表音作用的“记号”，这时的汉字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但隶变后的汉字所使用的符号仍以意符和音符为主，所以汉字的性质自古至今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由记号构成的字就是“记号字”。“记号字”的概念并不是裘氏首先提出的。唐兰在《中国文字学》“文字的构成”一章中专立“记号文字和拼音文字”一节，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因为我们认识一个‘同’字，就可以很容易地认识‘铜’，‘桐’，‘筒’，‘峒’等字，可见这还是形声文字。”龙宇纯《中国文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7)指出汉字中有一种“纯粹约定”或曰“硬性约定”的文字，字形跟字的音、义毫无关系(该书第108一109页)，这也就是记号字。裘氏发展了他们的说法。

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的人，主要着眼于汉字与表音文字的本质差别，并不是否认形声字声旁等有表音作用。

此外，还有人提出了关于汉字性质的一些新的说法，但影响不大，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

跟汉字性质有密切关系的、汉字是否适合汉语的问题，也有不少人加以讨论。在五六十年代，人们往往强调汉字与口语脱节的一面。近年来则有很多人认为，由于在汉语里迄今为止单音节语素仍占优势，而且新词大都由已有的语素合成，所以作为语素文字或语素—音节文字的汉字，跟汉语基本上仍是适合的。

本世纪以来，一般文字学者大都接受了文字源于图画的观点(孙诒让、沈兼士、唐兰、蒋善国等人都曾明确指出象形文字与绘画的源流关系)，但对汉字起源的具体情况和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过程，并没有认真讨论。

中国考古学兴起以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在原始社会时代的遗址(这里所说的“遗址”包括墓葬)里发现了不少刻划或描绘在器物上的符号。主要有两类。一类多作几何形。例如在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一些半坡类型遗址里发现的刻划符号。另一类以象形符号为主，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里发现的一批符号，在传世的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也刻有跟大汶口文化相似的符号。这些符号大都是单独出现的，两个以上符号排列成行的例子为数不多，主要见于良渚和龙山等文化的陶器上。

排列成行的符号大都发现得较晚。在注意到这类符号之前，学者们对上述原始社会的符号是否文字的问题已经作了很多讨论，但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它们是文字，有的甚至直接把它们当作早期的汉字加以辨释(如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2)。有些人认为它们都还是非文字的标记(如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1)。有些人认为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以及与之相类的那些符号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则是原始的汉字(如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判定这些符号是否文字应当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这就是看它们是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他们认为，上面所提的前一种符号不可能是文字。因为这类符号已经被用来记录语言的确凿证据，一点也没有发现过。我们不能因为它们跟古汉字里形体比较简单的字偶然同形，就断定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而且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种族的情况了解得很少，把使用者的种族和语言情况都还不清楚的那些符号看作古汉字或其前身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妥当的。

至于后一类符号，从外形上看，有一些跟古汉字的确很接近。因此才有很多学者把这种符号看作原始汉字。但是由于谁也不能证明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几个孤立的图形”，就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仍无法断定它们确实是文字。

对于多个成行的符号，多数人认为它们是原始文字，有些人并尝试加以释读。但是，也有人认为，由于材料太少，而且我们对它们的使用者的种族和语言情况缺乏了解，正确辨释这种原始文字的可能性恐伯很小。

在汉字起源的研究中，研究者除了大量使用考古资料外，还普遍把兄弟民族的各种原始记事方法和纳西原始文字(或称纳西图画文字)用作比较的资料。有些人还提出了关于汉字形成过程的一些比较具体的设想，如认为在汉字形成过程之初，假借方法就已普遍应用；在汉字的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曾混杂在一起使用；形声字在原始文字阶段就已出现等等。(参看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1～8页)

从现在研究的情况来看，汉字起源的问题虽然讨论得比较热烈，但是如果没有更新的重要资料发现，恐怕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

七十年代末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汉字从萌芽到形成能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的。有些学者提出了“原始文字”这一概念，以指称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文字。

对汉字最后形成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时代，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形成于夏商之际(见《文字学概要》第27页)，一种认为形成于夏初(见孟维智《汉字起源问题浅议》，《语文研究》1980，1)。

本世纪中叶以前，研究汉字字体变迁的人很多。各种汉字学通论性著作大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的著作也不少，比较重要的有尹桐阳《中国文字来源及变迁》(1925)、吕思勉《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蒋善国《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1930)、容庚《中国文字学形篇》(1932)等书。但由于有关的考古资料还不很丰富，多数著作研究得不够深入。在研究字体演变的单篇论文中，除了王国维关于《说文》“古文”性质的一些文章外(详后)，比较重要的还有钱玄同《章草考序》(《师大国学丛刊》l卷1期，1930)、魏建功《草书在文字学上之新认识》(《辅仁学志》14卷1、2期合刊，1946)等文。五十年代以后，有关资料不断发现，研究也渐趋深入。启功对先秦以下各种字体作了全面研究，见所著《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等书。由于魏晋时代的碑志上所用的字体跟传世的王羲之等人的字体不一样，六十年代中期郭沫若等人提出了《兰亭序》真伪的问题。魏晋时代楷书、行书的真面貌究竟如何这个老问题，又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兰亭论辨》，文物出版社，1977)。通过讨论，对魏晋时代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和不同用途上使用着新旧不同的字体的现象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七十年代以来秦汉古隶的发现，使关于隶书形成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后面将会比较具体地谈到。

由于资料越来越丰富，研究越来越深入，人们对汉字字体的整个演变过程有了更探的认识。过去习惯于把汉字演变的过程描述为由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篆文、隶书、楷书，简单地把甲骨文和金文看作两种有先后关系的字体。有人指出，应当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与之同时代的金文则代表当时的正体，并指出俗体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如隶书)；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四章)。

本世纪出版的各种字体的字典多不胜数，就不一一介绍了。

《说文》是传统文字学研究的中心。二十世纪以来，研究《说文》的论著仍然非常多。本世纪初期，章太炎及其弟子黄侃对于《说文》学有重大的贡献。他们的特点是以《说文》为基础，把对《说文》的研究扩展到语言的研究。章氏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黄氏这方面的著作经后人整理出版的，有《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说文笺识四种》(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等。

由于古文字研究的进步，很多人能够利用古文字对《说文》的篆形和解说进行订正。早在清末，吴大澂和孙诒让等人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此后不断有人做这这种工作，由于《说文》研究己多历年所，本世纪以来，出现了不少总结前人研究《说文》的成果的著作。如马叙伦创始于1911年完成于1928年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科学出版社，1957，上海书店1985年重印)，对《说文》逐字进行疏证，既利用清人的校勘和研究成果，也表述自己新的见解。书中大量运用古文字的资料印证《说文》或纠正、指出《说文》的疏失。但马氏利用古文字资料往往不够准确甚至有明显的错误。马氏还有《说文解字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一书，指出了《说文》的一些体例，谈了研究《说文》的方法和途径。丁福保编的《说文解字诂林》是《说文》学的集大成著作(1928年上海医学书局初版，1932年又搜集新的著述增刊补遗16册，共82册；1982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博采研究《说文》之书，将众家说法列于每字之下。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中州书画社，1983)，说解比较简约，但对古文字成果利用得不够。

八十年代以来，《说文》研究有明显的进展。关于《说文》的通论性著作出现了不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姚孝遂的《许慎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3)。陆书通过对《说文》分析形、音、义的方法的总结，结合文献典籍和古文字资料，说明了《说文》在解释古代典籍上的重要性、同时也阐发了《说文》中蕴含的语言学素材，揭示了《说文》在探讨古代社会状况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姚书的特点是大量运用古文字研究成果纠正《说文》的错误。此外还有任学良《说文解字引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语文出版社，1988)、余国庆《说文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等书。

有关《说文》的学术活动也比较频繁，1985年4月中国训诂学会在河南郾城召开首届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许慎研究会。会后，中国训诂学会和许慎研究会编辑了论文集《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990年12月河南省社科院又在郾城设立了许慎研究所。1991年9月河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许慎研究会、漯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说文解字研究》第一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为了普及《说文》学的知识，王宁、董希谦主编了《许慎与〈说文〉小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这方面的书还有《说文解字助读》(苏宝荣，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说文解字释要》(王梦华，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等。《说文》系列的书也有很多人作了研究。特别是对于段注的研究比较多。清人已经对段注作了不少订正工作。民国时期关于段注的著作侧重于发凡举例，对指导初学者读段注很有裨益。虽仍有一些订误之作，但不占主要地位。建国以后的段注研究是多角度的，从文字学、词汇学、训诂学、音韵学、辞书编纂学等角度都有人作过研究。郭在贻关于段注的系列论文，如《说文段注与汉文字学研究》等(见所著《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响颇大。前人研究段注，对篆形问题不够重视，蒋冀骋《说文段注改篆评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弥补了这一缺陷。

还有人对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作了研究(古敬恒《徐锴说文系传》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5)

本世纪中，研究跟《说文》有关的字体、六书、声韵以及部首与检字等方面的问题的人很多。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下跟字体和六书有关的研究情况。

  先谈有关《说文》字体的研究。《说文》中收有小篆、古文、籀文三种字体。小篆方面，上面已经提到，不少人根据古文字(包括秦汉文字资料)对篆形作了订正。对小篆的形成的研究也有了进步。不少人认为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而不是像《说文》所说的那样由籀文“省改”而成的。古文和籀文讨论得比较多。古文的时代的确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里，已经根据《说文古文多与较早的金文不合而有些字形却与战国文字相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末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故……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其说见《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卷六)、《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同上卷七)、《史籀篇疏证序》以及就古文问题答容庚的信(《王国维全集·书信》436—438页)。他认为籀文是秦国文字，不一定可信；关于古文为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文字的说法则是正确的，已为古文字学界所普遍接受。

传统的看法，认为籀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随着古文字研究的发展，对籀文的时代也产生了怀疑。吴大澂和陈介祺已经提出了《说文》所收籀文里有时代较晚的文字的看法(分别见《说文古籀补自序和陈介祺的《说文古籀补》序)。王国维和唐兰都明确主张籀文是东周时代的一种文字(王说见《史籀篇疏证》和《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唐说见《中国文字学》155页)。但近年来却有不少人认为这种说法的根据不足，结论不能成立，传统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但是籀文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一些讹误。

    下面谈谈对“六书”的研究。

传统的六书说中象形和会意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例如“立”、“步”等字，讲六书的人多数看作会意字。但是它们的性质跟“止戈为武”一类会意字显然是有区别的。郑樵在《六书略》里则把“立”和“步”列入象形字。他说“立”字“象人立地上”。“步”字“象二趾相前后”，解释字形比《说文》高明。民国初期，林义光在《文源》里明确主张，只有像“止戈为武““人言为信”那样“取其词义连属”的字，才可以算会意字。像射、涉、舂等字，林氏认为从古文字看都应该算象形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会意字跟所谓声旁有义的形声字也不易区分。

有的人仍然使用《说文》“会意”的名称，但又用现代的理论对会意字加以分析。如最近出版的石定果所著的《说文会意字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以构形和造意两方面的标准，对会意字作了新的界定，划清了会意字与合体会意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的界线”(见该书王宁序)。

由于有些人把原始社会时代遗址里发现的、外形跟指事宇比较接近的简单刻划符号看作文字，指事字和象形字究竟哪一种先出现的老问题，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1)一文中说：“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于省吾的看法与郭沫苦相近(见《甲骨文字释林·释一至十之纪数字》)。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讨论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早在文字形成过程开始之前，‘指事’和‘象形’的表意方法就都已经在广泛使用了。文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候，这两种方法当然都会被用来造字，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讨论二者出现的先后呢?”(裘锡圭《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语文建设》1989，3)

   在六书中，讨论得最多的是转注和假借。

《说文》所说的“转注”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争论了一千多年的老问题。直到九十年代还有人写这方面的专著(孙雍长《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但也有人认为，在今天再花大力气讨论这一问题，意义不大。从古到今对转注的不同解释非常多，几乎所有可能想到的解释都已经有人提出过了。有些说法所涉及的语言文字现象是有研究价值的，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把对这些现象的研究跟“转注”定义问题纠缠在一起。

对假借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其症结在于假借和引申的分合。传统文字学曾把字义引申看作典型的假借现象，直到现在还有人如此主张。但是，字义引申毕竟是语言现象而不是文字现象。所以现在多数文字学者主张把二者区分开来。

跟假借有密切关系的通假字的问题，有比较多的人进行研究。“通假”有狭义、广义之分。一般认为狭义的“通假”指本有本字的假借。广义的“通假”跟古人所说的“通用”相当，不同的字被用来表示同一个词的各种现象，几乎都可以纳入其范围。但也有人主张把“通假”看作通用和假借的合称，认为“通用”不包括假借(刘又辛《大型汉语字典中的异体字、通假字问题》，《中国语文》1979，4)。通假字的读音问题，即本读A音的字用作一个读B音的字的通假字时，究竟应该改读B音还是仍读A音的问题，曾引起较多的讨论。经过讨论，多数人认识到，一个字用作另一个字的通假字，意味着这个字被用来表示通常由后者表示的一个词。两者应该读同一个音(参看盛九畴《通假字小议》，《辞书研究》1980，1；《通假字再议》，《辞书研究》1982，5)。此外，还有人对古代文献如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假现象进行了研究。近年来，通假字字典性质的专著已出版了好几种。其中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收集用例比较齐备。

对于形声字的研究，已有专著出现(如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形声字结构方面的一些现象，如省声、多形多声、“右文说”等，都有不少人撰写专文或在文字学通论性著作里作过研究。其中讨论“省声”的论文尤其多。对于“右文说”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沈兼士1933年所作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该文对右文说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探讨，旨在建立汉语字族学。历史上主张“右文说，的人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流传下来，其中王安石的《字说》在当时还是有影响的著作，今天也看不到原本。有人对此书作了辑佚工作，以胡双宝的《王安石(字说)辑佚》(《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3辑，1987)收集材料最多。

近年，王宁等人提出“汉字构形学”的说法(参看《中国教育报》的《语言文字》副刊从1996年年初开始连载的、由王宁撰写的“汉字构形学讲座”)。这种分析汉字字形结构的方法与传统的六书说不同，我们附带在这里介绍一下。王宁认为：汉字的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形位是由个体字符中依层次切分出来的最小的、具有独立的表现和区别造字意图功能的构形单元。其中大部分是独体字(成字构件)，少部分是不成字的绘形或指事符号(非字构件)。近些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所根据这种理论，采用计算机处理的新技术，对隶书、小篆和某些古文字的构形系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这是汉字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汉字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跳不出“六书说”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唐兰才试图以自己的“三书说”来代替“六书说”。他的“三书说”是象形、象意、形声(见《古文字学导论》)。五十年代陈梦家提出了新的三书说，主张把古汉字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殷虚卜辞综述》76—80页，科学出版社，1956)。裘锡圭基本同意陈说，但把“象形”改成了“表意”(见《文字学概要》第106—107页)。他认为，从字符的性质上看，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这样分类，眉目清楚，合乎逻辑。他还指出了一些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如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

还有人提出了关于汉字结构类型的别的说法。例如张世禄的“写实法”、“象征法”、“标音法”(《中国文字学概要》)，林沄的“以形表义”、“以形记音”、“兼及音义”(《古文字研究简论》第一章)。龙宇纯也提出了新的分类，有纯粹表形、纯粹表意、纯种表音、兼表形意、兼表形音、兼表音意、纯粹约定等七种(《中国文字学》)。詹鄞鑫《汉字说略》把假借排除，又把表意字加以细分，得出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六类。对汉字结构类型的研究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现在还得不出公认的结论。

五六十年代以来，由于汉字整理和简化等语文实践的需要，对异体字、古今字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公布前后，有不少学者讨论到这类问题。八十年代以后，有人对五十年代规定的异体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改进的意见。还有人专门对某些大型工具书中的异体字进行了研究(参看陈宜民《(康熙字典)的异体字及其整理》，《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1；陈抗《评〈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的处理》，《中国语文》1994，4)。

在异体字整理问题上，不少人注意到不仅要整理单个字的异体，还应该整理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的异形(如“交代”和“交待”、“折中”和“折衷”等)。这在五十年代整理异体字时注意不够，后来有人指出了这一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少研究词的异形的人，为了强调自己的观念跟旧的以单字为本位的异体字观念的不同，使用了“异体词”或“异形词”的名称，混淆了语言现象和文字现象的界线。这却是不够恰当的。

古今字指同一个词的、通行时代有古今之别的不同书写形式。在古今字的范围应该怎样划的问题上有分歧意见。有些人主张把古今字跟通假字分开来，只把有“造字相承的关系”的那些字(如“县”和“悬”、“说”和“悦”等)定为古今字(见洪成玉《古今字概说》，《中国语文》198l，2；《古今字概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3)。有些人认为古今字跟通假字是从不同角度对同词异字现象作出的“不同归类”，二者“不是平行关系”，古今字应该包括通行时间有古今之别的通假字，而且古今字不但“可以指形义不同的两个字，也可以指形不同但义同的异体字”(见陆锡兴《谈古今字》，《中国语文》1981，5)。后一种意见符合历史上使用“古今字”这类说法的实际情况。

同形字的现象，王力(《字的形、音、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1)等人都曾加指出。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对这一现象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同义换读指用一个字表示意义跟它原来所代表的词相同或相近的另一个词，这两个词的音可以截然不同。现代学者中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有沈兼士(《汉魏注音中义同换读例发凡》，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65，2)、吕叔湘(《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等人。揭示这种现象，对于了解文字异读产生的原因很有帮助。

关于汉字研究的历史，本世纪以来有不少论文和专著。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是第一部文字学史专著。近些年来，出版了好几种汉字学史方面的专著，如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微教育出版社，1990)、孙锡钧《中国汉字学史》(学苑出版社，1991)、姚孝遂主编《中国文字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本世纪以来不断有人撰写汉字字源的论文或专著。在近年出版的专著中，邹晓丽编著的《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部首今读本义》(北京出版社，1990)、李乐毅编著的《汉字演变五百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比较有影响。这种工作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对普及汉字知识，都是有用的，但不容易做好，因为学术界对于很多字的说法还没有统一的结论。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附带谈谈汉字字典的编纂。

1915年，徐元诰、欧阳溥存等编的《中华大字典》出版(中华书局)。它以《康熙字典》为基础，校正其错误2000余条，并充实了一些词义。收字48000多个，分214部。1968年，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在台湾出版，共有40册。该书博综古今文献，选收单字49888个，解释比较精确扼要，并注重汉字的源流及其音、义的发展变化。1990年，四川辞书出版杜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汉语大字典》。这部字典收54000多字，还在字头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形体，并附有简单的字形解说。1994年，出版的《中华字海》(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收字8万多，是迄今为止收字最多的汉语字典。在中小型字典方面，1953年，出版了《新华字典》(人民教育出版社)。该字典经过多次修订，最新版是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一部使用十分广泛的字典，释义准确，编排合理，影响非常大。

本世纪以来，研究古代各种字典的论著也很多，这里就不谈了。

（原载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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