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全福班”：江湖上的奇妙船队

张允和（1902-2002）：原籍安徽合肥，随父移居苏州，是当地著名昆曲研究家，语言学家周有光的夫人。夜行船...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同一年中先后死去。为了国丧，全国的大城市停止了各种戏剧和其他文娱活动。苏州城里，“文全福班”（又叫“坐城班”）也无法演出昆曲。这样一来，整个戏班断了生活来源，不得已和“鸿福班”（又叫“江湖班”）合作，大家走江湖去。虽然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演员的阵容扩大了，文戏和武戏的剧目更为丰富多彩了。

全福班在一个码头演完了戏，连夜上船开往另一个码头。船是他们的流动旅馆和饭店，船也是那些笨重的道具和服装的运输工具。

初步统计，他们到过六十六个码头，这些码头是在江苏、浙江的太湖平原上，也就是长江三角洲。这些地方，土地肥沃，丘陵起伏；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是景色秀丽的江南鱼米之乡。

全福班走的两条水路，都是以“东方的威尼斯”苏州为起点：一条是到太湖东面的苏松太（苏州一松江一太仓）线，以苏州河为主要航路；另一条是到太湖南面的杭嘉湖（杭州一嘉兴、嘉善一湖州）线，以大运河为主要航路。前者属于江苏省，后者属于浙江省。

昆曲走这两条水路，由来已久，并不是由全福班开始的，四百年前就这样走了。据王伯良的《曲律》说：“昆曲派以太仑魏良辅为祖，今自苏州而太仓、松江以及杭嘉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所谓昆山腔就是由太仓起家，经昆山这条水路到苏州落户的。再由苏州回到太仓、昆山，可以说是回娘家。后来又发展第二条水路到浙江杭嘉湖一带。

这两条水路几乎绕了太湖大半个圈子，像戏剧上大花脸展开的大折扇：一、东北到近长江的吴市。二、东到近上海的泗泾。三、东南到浙江的海盐。四、南到世界闻名的西子湖边的杭州。五、西南到上柏（浙江）。六、西到以丝绸出名的湖州和长兴。七、北到“石塘湾”（江苏）。

全福班走码头有两句口诀：一是“菜花黄、唱戏像霸王”；二是“七死八活、金九银十”。

什么叫“菜花黄、唱戏像霸王”呢？前一年的除夕，吃过年夜饭，就上船出发。第二天——也就是新年的大年初一，在最近的第一个码头演出，为农村的新春敲起了欢乐的锣鼓。从新年一直唱到田地里盛开了油菜花。他们说，菜花黄的时候，小麦还没有收割，又没有到插秧的时候，唱到这时候是高潮，越唱越来劲，大有楚霸王的雄伟气概。

什么叫“七死八活、金九银十”呢？下半年7月里，农事正忙得不可开交，下乡唱允是“死”路一条。8月里过了中秋，桂子飘香，江南农事已毕，下乡唱允就有了“活”路了。9月、10月庆祝丰收，酬神谢佛，这时候唱戏准能赚钱，“金九”月，“银十”月，是生意兴隆的两个月。

1 1月他们回到苏州城里演出。不管在什么地方演戏，最后一定要在苏州镇抚司前的老郎庙，赶上1 1月1 1日的老郎生日演几台戏。腊月底照例唱过“反串戏”就封箱了。

秋去春来，岁月如流。全福班的艺人们，一年中总要度过浪漫而又辛酸、欢腾而又流离的大半年的水上生涯。

他们白天在舞台上，扮演着帝王将相的忠奸贤愚、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晚上则蜷伏在船舱里，在筋疲力尽、颠簸动荡中睡着。他们没有心情欣赏江南水乡的春光和秋色，他们想的是如何度过现实的艰难岁月。

当他们“梦回莺啭”的时候，已经是“杨柳岸，晓风残月”了。他们如花似锦的青春，就这样在“似水流年”中溜过去。

全福班有自己独特的船队。它们由苏州阊门解缆。“阊门。表示“昌”盛的意思。清末，阊门是商业繁荣的地方。这种船苏州人叫它“乌舢船”（我想就是鲁迅说的“乌篷船”），都是绍兴帮的，两头尖，吃水浅，赶路快，一天或一夜可以航行一百里。

每到一个码头，就有人群聚集在桥头岸边欢呼：“全福班来了，唱一台戏吧！”即使没有预定在这小码头唱戏，只要不耽误前面大码头的日程，他们总是高兴地停下来，满足乡镇人群的愿望。遇到了大风雨，就停留在任何一个码头上。船队总是趁着“一江风”，顺利地航行，以便一个码头接着一个码头唱戏。

这个船队至少有三只船，外表和内舱都不相同。演员阵容较强的时候，也会有四五只船。第一只船装载衣箱和道具，主要一个箱子叫“青龙箱”。第二只船是艺人们住的，主要的一个铺位叫“天王铺”。第三只船是伙食船。

上面不是说“乌舢船”船头船尾都是尖的码？可是这只先行船，船头不尖，方头大脑，吃水很深。船头上横放着一个高二尺半、宽二尺、长七尺五寸的长方形朱红漆的箱子。箱子正面从右到左，有三个粗大的黑字“全福班”。人们老远就能见到船头上这个朱红耀眼的箱子。

这个箱子叫“青龙箱”，俗名“靶子箱”，里面放的是演戏用的刀、枪、剑、戟等道具。其中有一把关公用的“青龙偃月刀”，这就是青龙箱的由来。

箱子放在船头，有两种作用：一是全福班招揽生意的招牌；二是告诉走江湖的人，这箱子里都是武器，你们可别来找麻烦！据说，早先确实有真武器藏在舱板下面。可是江湖上的人从来也没有侵犯过他们。大家都是吃江湖饭的，不但不找麻烦，反而互相帮助。以后，船上不再带真武器了。

普通的船，见到这只方头大脑的、载着大红箱子的船，都乐意让它先行。这只船不到码头，戏就开不了锣。没有它就像孙行者没有了金箍棒。所以这只船必须早五六小时开出，以便及时配合演出。

“青龙箱”是这只船上最大的箱子。舱里还有大衣箱、二衣箱、盔头箱、巾帽箱、旗包箱、靴箱、场面箱等。大衣箱放的是大件戏衣，如帝王将相的龙袍和官衣，有趣的是里面必须夹一件东补一块红、西补一块蓝的乞丐穿的衣服，美其名日“富贵衣”。二衣箱是武将的甲胄、靠旗等。三衣箱是普通服装。盔头箱和巾帽箱，分别放武人的头盔和文人的头巾及帽子。旗包箱放的是旗帜伞盖和其他道具。靴箱是放各种靴子和鞋子的。最后一个场面箱，放各种伴奏乐器。

对待这些箱子有许多禁忌，尤其是青龙箱，艺人们不能脚踏，更不可坐在箱子上。唯一例外是演小丑的可以坐。他们认为戏剧的祖师爷“老郎”，就是唐明皇。他喜欢混在“梨园子弟”中串戏，而且喜欢演小丑。因此小丑在前台可以“插科打诨”，在后台不但可以坐戏箱，而且是第一个化装的人。要等他在鼻子上画了一块“白豆腐”，再勾上几笔黑——“黑白分明”，就是说唱戏的目的是分清是非，辨明忠奸，劝人为善的意思，然后其他角色才能抹彩上装。

各个箱子里的衣服道具，都有一定的放法。下一代“昆曲传习所”的“传”字辈第一次走江湖时，来不及做箱子，还是借用了全福班的青龙箱放在船头上。各地乡镇的老人见到它，像见到亲人一样，都奔走相告：“老全福班来了！”

这只船的项篷和舱板可以拆卸，以便搬远箱子。顶篷上放一个长梯。梯子有许多作用，到岸上可以做搭草台之用。真是一只奇异多彩的船。

第二只船，外表和乌舢船一样，但是舱里的铺位，却与众不同。没有前舱后舱，是一个大统舱。普通艺人睡在舱的两侧，是上下两层直长的通铺。上铺睡的是官生、老生、正生等，下铺睡的是付、丑、花旦等。当中有个较大的横着的单人铺，位置在船尾前面的正中间，离船梢只隔一层舱板，叫“天王铺”，是班子里唱第一名大花脸睡的。

提起天王铺，就不能不谈到全福班的班主沈寿林。沈寿林和他的二儿子沈斌泉睡过这张铺，孙子沈传锟也睡过这张铺。祖孙三代都唱过大花脸。为什么大花脸睡这张铺呢？其中有个缘故。

沈寿林的祖上是浙江吴兴做锡工的（过去婚丧大事使用锡器，如烛台、茶瓶、杯盘和各种小摆设）。后来移居苏州，跟苏州的堂名、昆班挂上钩。沈寿林的祖父就能演昆曲。有人说，沈寿林小时候在他父亲的“金凤班”、“银凤班”当过小演员（我疑心“金凤”、“银凤”是“大章班”、“大雅班”的俗名）。

在太平军进入苏州时，沈寿林不过十三四岁，跟随太平军到了南京，做了天王洪秀全一名小亲随。天王升帐时，寿林就吹“将军令”助威。洪秀全很喜欢他，亲昵地叫他“小林”。

当1864年，洪秀全知道大势已去，便把小林叫到身边，给了他一些财务。对他说：“小林，回去成家立业吧！你千万替我留一个根！”小林哭着点点头。他回到苏州时，还不到二十岁。家中只剩下一位寡嫂和侄男侄女。他为嫂嫂和侄儿购置了房子，自己参加了“小高天班”。

小高天班解散后，由原来班子里演“作旦”的聚林重新组织班子。聚林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聚福班”。沈寿林在聚福班里，是一位“十门俱全”的名演员。班主聚林去世后，班里的同伴推沈寿林做了班主。聚林和寿林，只差一宇。有人认为改作“寿福班”好啦，但沈寿林却改为“全福班”。大家认为改得好：一是“全”字笔画少，写起来眉眼清楚；二是用“全”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意思：三是既通俗又吉利。但谁也不知道沈寿林还有更重要的想法。直到船上特别设立了“天王铺”，船里又有一句江湖话叫作“同船革命”（这句话不许在其他地方讲），这样大家才明白：沈寿林是有意识地纪念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呢！

至于第三只船，是伙食船，放的是柴米油盐，大师傅们起早摸黑替艺人们烧饭做莱。好在江南是鱼米之乡，只要走江湖挣得来钱，有饭大家吃。如码头上有人家生了孩子，怕不容易养大，就向船上“讨饭吃”。艺人们虽然饥一顿饱一顿的，他们从来不吝啬，总是分给孩子一碗饭一杯羹的。六十六个码头中，以吴江（杭嘉湖线）和甪直（苏松太线）最盛行昆曲。

全福班在乡镇唱戏，没有戏单，只写一个“水牌”，挂在庙门口或是茶馆的柱子上。戏多在白天演出，如果晚上演，就用“大青缸灯”，缸里注满了油，点的是大把的灯草。把这种灯吊在戏台上，作为照明之用。有一种人叫“排下”，预定乡村各场的剧目。“排下”等于现在剧场的经理。

六十六个码头中，以吴江（杭嘉湖线）和甪直（苏松太线）最盛行昆曲。吴江连傀儡戏都唱昆曲。有个叫“鸿兴”的木偶班子，能唱一百多折昆曲。每年4月底，全福班一定到甪直（甫里）唱几台戏。这里是唐代文学家陆龟蒙（别号甫里先生）的故乡。甪直从来只唱昆曲，不演别的戏。戏台搭在“甫里庙”后面的广场上。开场戏多是“同场”戏，就是在这折戏里，生旦净丑都要上场，如《上寿》、《回营》（《浣纱记》）等。昆曲在中国戏剧中是首屈一指的，别具一格，有风趣而不庸俗。全福班的艺人们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给后代戏剧留下了宝贵的表演艺术。

全福班走江湖，不是游山玩水，是卖艺玩命。全班角色齐全，这里简单谈一谈他们的阵容。

生行中早期第一名演员自然是沈寿林。据《菊部丛刊》中的《南部戏录》里说：“……苏人以小生负盛名者沈某，佚其名（按，即沈寿林），周剑泉、强玉泉、赤鼻阿张（应是阿掌，即尤凤泉）咸出其门下。……沈多才多艺，能演巾、官、纱帽、雉尾、黑衣，而无不精妙绝伦……沈子茂泉（海山）、玉泉（月泉）、昭泉（斌泉）、水泉（润福）……[寿林]《白兔记》中的咬脐郎，《铁冠图·别母乱箭》中的周遇吉。自沈死后，无人能演者。”他的二儿子沈月泉和孙子沈传芷继承了他的生行，三儿子沈斌泉和孙子沈传锟继承了他的净行。

全福班的老生后有李子美、李桂泉父子，老外有吴庆寿、吴义生父子。他们父子相传，功力深厚。后期的老生有施桂林、沈金钩，均有独到的表演。

旦行中最负盛名的是周凤林和丁兰荪。各种旦角的戏，周凤林无所不能。嗓子清亮，扮相又好。五旦戏的《题曲》（《疗妒羹》）和《游园惊梦》的幽娴贞静；六旦戏的《跳墙·着棋》（《西厢记》）的活泼传神；刺杀旦的“三刺”（《刺虎》、《刺梁》、《刺汤》）的跌扑，都是空前绝后的。有时周凤林也当配角。如《水斗》中的蚌壳精“跳蚌”，至如《安天会》的月孛星，简直是在耍杂技了。这出孙行者大闹天宫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全班人马一律登台。有人说，周凤林简直是昆曲中的梅兰芳。

另一位旦角是丁兰荪。据许姬传先生告诉我，梅兰芳的昆曲开蒙老师是“内廷供奉”乔惠兰，苏州人。后来经许伯遒先生的介绍，梅先生又邀请丁兰荪说戏，主要排的是《断桥》、《乔醋》和《瑶台》。《乔醋》是一出很难演好的戏，以五旦当行，要有六旦的底子，才能演得恰到好处。梅先生说，乔惠兰和丁兰荪的精神和身段不相上下，可是丁兰荪有他独到之处，更能丝丝入扣地体贴剧情。许姬传先生小时候，在上海“雅叙园”茶馆里，看过丁兰荪所演《达旦》（《呆中福》）中的葛巧姐。新娘巧姐对替人代做新郎、忠厚老实人陈直十分有意，假新郎却对巧姐十分冷淡，演来极有情趣。陆寿卿演陈直，尤为生动传神，陆是名丑王传淞的老师。

全福班还有徐金虎的花旦，小长生的作旦，又有江湖班加入的刺杀旦双庆和小彩金，一时人才济济。

净行，沈斌泉外，早期有江湖班的祥林与后来有坐城班的茂松、金阿庆。茂松嗓子好，响亮而跌宕有味：阿庆响亮不及茂松，但白口老劲，咬字清楚，嗓音低而宽，适合白面口吻。徐凌云的《昆曲表演一得》曾提到全福班净行的表演艺术。

昆曲在中国戏剧中是首屈一指的，别具一格，有风趣而不庸俗。如《芦林》（《跃鲤记》）中的姜诗，把一个近视眼的书呆子演得穷酸有趣。又如《醉皂》，原来在《红梨记》中仅仅是皂隶的“过场”戏，后来却改为以皂隶为主角的单出戏。它描写一个吃醉了酒的皂隶（衙役），送请帖请赵汝舟“吃月赏酒”的事，文辞、身段极好，想来是“文人”和“艺人”合作产生的剧目。全福班丑角人才出众。早期以小阿三的丑最为突出，后期有小金寿、小仁生等人。

全福班的艺人们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给后代戏剧留下了宝贵的表演艺术。

上面谈到全福班的艺人，早已是录鬼簿中的人了，我都没有见到。但我有幸能见到全福班三位先生，他们是尤彩云、沈盘生和徐惠如。

尤彩云是后期全福班演旦的，后因目疾，不能演出。他是“昆曲传习所”的老师，也是我的昆曲开蒙老师。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年大年初二，我父亲把大姐（元和）和我叫到书房里：“小姑娘们，来学唱昆曲，爸爸替你们做花花衣服，上台唱戏，美不美？”因此我们丢下了新年里如“掷状元”之类的游戏，跳跳蹦蹦地被“关”在书房里。尤彩云教得很认真。他教《游园》的曲子和身段，“没揣菱花偷人半面”，杜丽娘和春香照镜的身段。他把着我们的小手，教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花了他多少心血和工夫。

1955年春天，我和胡忌先生去访问尤彩云，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见，我和这位开蒙老师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是传习所的老师中硕果仅存的一位。

他住在苏州一间简陋的小楼上，木板墙上挂了一支笛子。见我们去，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转头对胡忌先生说：“你们是来看李龟年了！”那时，尤老师有了严重的老年病，已经步履艰难，勉强站起来接待客人。我们扶他坐下。三十多年前教我们唱《游园》、诲人不倦的情景，又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们问候了他的健康。尤彩云老师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艰苦地在全福班学戏和唱戏。他又说：“昆曲身段不容易掌握。身段有上七段、中七段、下七段。有了这些身段的基本功还不够，还要有一个‘神’字，才能演好戏。”我们怕他太兴奋，谈一会儿就告辞了。尤彩云就在这年8月1日去世了。我懊悔当时没有追问他，上、中、下七段是怎样的身段。后来问他的学生，“传”字辈先生也是茫然，也许是尤老师自己教身段的总结吧！

第二位是沈盘生先生。他是沈寿林的孙子（长子海山的次子），全福班最小的演员，在全福班长大的。班子解散的时候，他才十四岁。他的特长是雉尾生，他的《出猎回猎》可能得到祖父的指点。他的巾生在《玉簪》、《红梨》和《西厢》三记中都有很细致的表演。1956年俞平伯先生主持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曾请沈盘生做我们的身段老师。我能勉强说几句苏白，在曲社里我曾自告奋勇演过《寄柬》（《西厢记》）和《守岁》（《金不换》）中的书童，身段就是沈盘生教的。《寄柬》中的一段：“盆儿盆，我说的是《西游记》，东土大唐僧，他往西天去取经。行者来开路，沙僧在后跟，八戒挑行李，白龙马上坐唐僧……”身段不简单，要学孙行者、沙和尚、猪八戒和唐僧的样子，又要“扯四门”。那时候我快五十岁了，老师也近七十岁了。老师教得一身大汗，我还是学得不够理想。

沈盘生也是生旦净丑无所不教。他教身段讲究“手眼身法步”。我想“手眼”属于“上七段”，“身”属于“中七段”，“步”属于“下七段”，一个“法”字，也可能相当于尤彩云的“神”字吧？

沈老师晚年在北京这一段时期，最爱到北海公园度假日：渴时在双虹榭泡上一壶茶，饥时吃的是“仿膳”的弟子糕。高兴时倚着栏杆眺望湖上的游艇，困倦时找一块青石板美美地睡一觉。我们也经常在北海公园请沈老师教戏。这些情景，到今天仿佛如在眼前。

1957年6月16日的一次昆曲座谈会上，沈盘生说：“我不愿把身上的东西带进棺材里去，什么人要我教，我一定好好地教。我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文化遗产。我平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把昆曲传下去！”说着说着就哭了。

第三位是徐惠如先生。他在全福班叫徐金龙，是唱花旦徐金虎的哥哥。九岁学戏，原演小生，因扮相不好，改为音乐场面，有时也演丑角的戏，如《狗洞》（《燕子笺》）之类。他也在“北京昆曲研习社”教曲，为我拍过许多曲子。我记录下来他能吹的昆曲有四百零四折。这样看来，全福班演出的戏可能在四百到五百之间。其中较多的有：《琵琶记》十九折，《荆钗记》十四折，《长生殿》和《铁冠图》各十二折，《十五贯》十一折，《牡丹亭》十折，《幽闺记》八折。所谓“唱煞《琵琶记》，做煞《荆钗记》”，是有事实根据的。

有一次我问徐惠如先生：“昆曲的唱词，像《琵琶记》那样文绉绉的，乡村不一定听得懂。是不是《荆钗记》靠做工，乡村里比较欢迎吧？”徐惠如大不以为然，他说：“不是这么回事，还是《琵琶记》最受乡村欢迎。我在全福班吹得最多的就是《琵琶记》，它连台一唱好几天，台上跟台下的人喜怒哀乐融成一片，那情景才叫动人呢！”他又说：“你别瞧乡村人不懂昆曲，他们才会挑毛病呢！演钱玉莲（《荆钗记》中的女主角）如果戴了一枚戒指，观众就起哄。他们说：钱玉莲的聘礼只是一根‘黄杨木头簪’，哪里会有金的银的戒指呢？”

以上三位先生于1955年后的二十年间先后去世。最后的一位沈盘生是1975年在苏州去世的。我写此文，谨表我对他们三位的哀悼和怀念！全福班不在江湖唱戏的时候，他们就坐原船回苏州。有家的回家，无家可归的就由班主安排他们的住处。

1977年春天，我在苏州，偶尔听说全福班的后辈——昆曲传习所的演员们，由江湖上回来，曾经住过一位顾先生（忘其名）家里的“旱船”。这不禁引起我的好奇心。打听到地址，于是我做了一次访问。下面是我的日记摘录：

3月12日下午，在斜风细雨中，走过苏州有名的观前街，过了醋坊桥，不久就到了大儒巷迎晓里（原名仁孝里）。主人陪我进了东侧门，经过一条长长的夹弄，穿过大厅（主人告诉我，他“小时候，大厅两旁有金瓜、钺斧、旗牌和灯笼），再走过西厢房，就到了所谓“旱船”的所在。

“旱船”，仿佛北京颐和园和苏州拙政园的石舫。但它不在水边，也不是石头做的。苏州过去大户人家，总喜欢搞点园林。掘池堆山做石舫太费钱，所以就用木头造一条“旱船”。它是长方形，像一条没有船头船尾的三间“大统舱”。前后“舱”两边都有窗子，中舱有前后门出进。三个“舱”都不间隔。没有什么上下铺，传字辈睡的是帆布做的折叠床。白天折叠起来，就可以在“旱船”里排戏。夏天还好受，冬天晚上冻得够戗。老实说，看上去“旱船”实在不像船，倒像所谓的“花厅”，或是北京故宫的过道厅。

现在，“旱船”已隔成三间，住了人家。我们还是由“中舱”的前门进、后门出。到了后面的一进屋子，有一间极小的东厢房。顾先生说：“这间屋子那时住的是朱传茗和顾传玠，他们是昆曲传习所的主要演员。因为有点小名气，所长给他们一间小屋。”现在也住了人家，门锁着。我站在门边，似乎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音容笑貌。顾先生又告诉我：“你别瞧这舞台上情意相投的小两口子，在台下，在这屋子里，两个人却常常吵嘴打架。”这也难怪，那时他们还只是两个小男孩。朱传茗、顾传玠也先后去世。

归途时，雨下得很大。访问了“旱船”以后半个月，我还是念念不忘全福班。在4月4日，我由苏州坐船去杭州。在苏州南门上船，坐的也是“夜行船”。我此行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去寻踪觅迹那全福班的航路。

上船后，人静了。我倚靠在船窗上，望着堤岸上的杨柳，一棵一棵地慢慢向后移去，是哪一棵树曾经系缆过全福班的船呢？我们的船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小桥，到了一个小小的码头，这里是不是全福班敲过新年锣鼓的村庄呢？天暗了，朦胧的月色透进了船窗。只听得船头前进的拍水声。渐渐水声也听不见了。江南夜晚的小河上，是多么安静、安详。

似乎有许多人站立在桥头，我仿佛也在人群中。远远地、远远地来了那有大红箱子的船。红得很，红得好耀眼；大得很，方头大脑的。人群沸腾了，欢呼跳跃：“全福班来了！”大船很快驶到了我的身边，撞在桥上了！有人叫：“靠码头啦，吴江到啦！”我睁开眼，码头上的红灯照着我。我望着红灯，想的仍是全福班。

——选自《我与昆曲》

张允和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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