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特稿|衡水围城_【微文阅读推荐】

本刊记者 | 田淼谷雨薇王嘉璐周珏张弛陈柱玲编辑 | 吴呈杰 ▲衡水中学本部校门 1去衡中修行郑晓辰出生在河北保定市高阳县，现在在衡水中学读高一。初中时候的他身上常带着一些“痞气”：不写作业、身为班长却带着全班同学和老师对着干，还“经常要回家反反省”。周末，他有时候还会出去泡一天网吧。上了初三后，郑晓辰觉得自己必须改变一下：在努力学习、成绩进步的同时，他把目标瞄准了两百多公里外的衡水中学。按照他的中考成绩，在前几年是来不了衡中的；但是，他在中考后顺利进入了这座理想学校，“其实是因为衡中扩招了。” 郑晓辰有一个堂兄，衡中三年后考入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这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告诉我，衡中确实严，但是你想要不一样的人生就来这儿。这让我觉得我必须来衡中。” 孙一甘是石家庄人，初中毕业于省会一个推崇素质教育的外国语中学。同郑晓辰一样，他也有一个“衡中出来的哥哥”；哥哥在衡中复读一年后涨了100多分，考上了北京科技大学。这让他觉得，虽然衡中管理严苛，但很能出成绩。 “在衡中再苦也就是这三年，就当自己在这儿死三年，然后有一个好的结果，也是挺（好的）。” 抱着这样的“信念”，他选择了走进衡中。石右是一个脸庞清秀，却有点苍白的女孩，从小在农村长大。母亲在工厂打工，弟弟还在上小学，父亲是一个大车司机，工作不定时，十分辛苦。不久之前，她的爷爷奶奶因半月板损伤做了膝关节修复手术，医药费用成了她家不小的负担；在这一年，因为大车的前任车主曾经出过事故，“迷信”的爷爷奶奶不让爸爸再开下去。父亲卖掉了开了十几年的大车，转而跑去邻县经营了一家烧烤店。她的第一次高考考了584分，“比本一线只高20分，只能上个普通的一本。” 梦想是北外的她，在复读和上大学间纠结许久。 “当时我家里特别不支持，我爸妈觉得已经可以了，不想给我太大压力，也担心我身体承受不住。” 她向父母承诺，来年考的一定会比今年好。最后，在她的坚持下，父母还是同意了。其实，石右没有和父母讲明的一件事情是，和她异地恋三年的男友也考砸了，“我们没法实现当初考到一起的诺言，所以一起选择了复读。” 她期待着，衡中能让自己的大学梦和爱情梦一起变为现实。对与孙一甘毕业于同一所初中的梅鑫洋来说，衡中的成绩也成为她选择高中的重要因素。 “衡中的高考成绩，在河北省很难有学校能和它抗衡”。另外，她还怀揣着另一个想法：治治自己浮躁的“坏脾气”。她曾经历过开放自由的办学模式——初中时候的她，加了学生会，参与了诸如校服设计大赛、篮球联赛、新年签名等学生活动，却觉得自己“不够沉稳”。 “吃不了苦，有点生活上的问题就会怨天尤人，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 她还不满意的是，自己做一件事情时候很难专注。 “那个时候总是想让自己尽可能多的接触到事情，没有想过踏踏实实把每件事情做好。”梅鑫洋想找个地方“磨一磨”。在父亲影响下，从小喜欢哲学的梅鑫洋喜欢读禅宗。在她看来，自己去衡中是一种“修行”：“如果你把这个过程当做修行，那衡中就是素质教育；如果把这个事情当成应考，过去了就忘掉他，那当然就是应试教育。” 或是受亲人影响，或是受爱情鼓舞，亦或是追寻更高的理想，对于在河北省的他们来说，梦想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出众的高考成绩和一所理想的大学。衡水中学，显然是实现梦想的捷径，尽管这条路可能遍布荆棘。在衡水中学2015年的高考成绩单上是这样的数字： ◆7人进入河北省文科前10名；6人进入河北省理科前10名； ◆11人进入河北省文科前20名；12人进入河北省理科前20名； ◆18人进入河北省文科前30名；18人进入河北省理科前30名； ...... 傲人的高考成绩是衡中为外界熟知的重要原因，河北本地学生对于这样的成绩则早已见怪不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衡中和“名校”之间几乎没有关系； 1992年，李金池担任衡中校长； 1993年，学校改成全封闭制，开始实施十几年后备受外界争议的“衡中模式”，即所谓“半军事化管理”、量化考核制度； 1995年，衡水中学一举夺得全地区11个县的重点中学的第一名，“衡中模式”崭露头角； 21世纪初，衡中在全省范围内崛起。在16年内，一步步发展成省内高考成绩无可匹敌的“超级中学”。衡水中学的清北人数，在2004年还只有19人，2005年就达到35人，2006年达到42人，在2007年短暂回落后连年攀升，在2015年创造了119人的历史新高。 2014年，投资9个多亿、不到一年就建成的衡中南校区投入使用。坐落在郊外的它，位于两条宽阔车道的交叉口，校门口有上千平方米的平坦地面：每到开学、或者考试完放假，这里总有上辆汽车聚集，把停车地和两条道路堵得水泄不通，甚至连自行车也难以通行。每辆汽车上面，都承载着一个家庭，它们拥有着不同的幸福和忧愁；而在上高中的孩子，则永远是它们悲喜之情的共同交点。 2两条被子有几盏怪兽之眼般的千瓦高功率大灯，向这个围墙内的世界用力甩出镁色的灯光：灯光的色调虽冷，却又因为照亮了书本和前路，带给人一种奇异的安全感。衡中高一学生李天腾有两条被子：一条是睡觉盖的被子，一条是“样被”。当起床铃声在每天5点40分准时敲响，他会闪电般地从床上弹起来，套好衣服，抹两把床单后翻身下床，蹲下蹬上鞋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搬出在整理箱里已经叠好的“样被”，再小心翼翼地摆在床上。然后，他迅速把没叠的被子揉成一团塞进行李箱里，跳起来冲向跑操地点——围绕着教学楼的校园甬路。这样，既可以省去叠被子的时间，实现“早到位”，又可以防止因被子叠的不够整齐而被“扣分”。 ▲整齐的“样被”用来应付检查；真正用来盖的被子会被揉成一团，塞到床下的整理箱里。从睁开眼睛到冲出宿舍，他大概需要五六分钟的时间；至于洗脸刷牙，如果他想早点到跑操地点，是必须要放弃的。但是，就算他再快，每次到操场时，往往也会有9个女生在跑操位置开始背书了——因为女生宿舍离那里近一点。衡中南校区坐落在冰封85平方公里的衡水湖边，周围是一片荒凉的田地、几家价位高低不等的酒店和零零碎碎的低矮建筑。清晨5点的郊区没有市区的喧闹，雾霾也比市区略小一些，如果李天腾有心情抬起头，他还能看见被灯光绞碎了的稀疏星影——有几盏怪兽之眼般的千瓦高功率大灯，向这个围墙内的世界用力甩出镁色的灯光：灯光的色调虽冷，却又因为照亮了书本和前路，带给人一种奇异的安全感。他拿出跑操之后晨读的资料，抓紧时间大声朗读起来——尽管只有十几分钟时间——但这备受外界质疑的十几分钟，对他来说却弥足珍贵。 5点58分，从第一个班级的方队排头们迈出第一行脚步开始，曾让这所“超级中学”卷入舆论漩涡的“激情跑操”就在衡中大地上演了。李天腾安静地缩在班级的方队里，跟随着同学一起迈动整齐的脚步，同时用眼角的余光标齐着自己所在的排面——他全神贯注地向前跑——用不着注意脚下；因为他知道，只要放下对摔倒的恐惧，跟着大家往前跑，是不那么容易摔倒的。当大家跑到那个固定位置时，他同往常一样喊起了班级口号：激情澎湃，八一不败！斗志昂扬，八一自强！再过几分钟，他会随着涌动着的人流回到教室，这场堪比军事演习的“天下第一操”就此落下帷幕。早操每周六天，风雨无阻，一个衡中毕业生在三年内会度过800多个这样薄霭轻笼、却让人热血沸腾的清晨。 6： 40响起的早读下课铃像是冲锋的号角：李天腾迅速起身、抄起勺子冲出教室奔向食堂——因为人数很多，为了避免排太长的队，他必须努力奔跑。吃完早饭再回来，他挤到自己行动不便的第四排最中间的座位，基本上就不再出来。一上午，从7： 05开始，有1节30分钟的“早预备”，4节40分钟的正课，1节40分钟的公共自习，还有4节10分钟的常规课间和1节25分钟的大课间。但是最常见的情况是：老师拖堂3分钟，下一节课老师早来4分钟，只剩下3分钟，他也“懒得再出来。” 在他的班主任的观念里，课间就是自习。因此，李天腾很少有那种“可以好好喝口水、上个厕所”的课间，常常黏在位子上度过一整个上午。只有必须出去问一些题的时候，他才会依依不舍地起身，“顺便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校园北面的田地上不知道在焚烧什么东西，蓝灰色的烟在广袤的大地上垂直而上，和阴沉沉的天空融为一体。楼道内的空气，的确比教室内人群的味道和教学楼外的雾霾更好闻些。上完五节课后是12点，按照学校12:00-12:40的吃饭时间规定，李天腾已经可以去吃饭了，就像他身边同学会做的那样——但是他会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继续学习，等到12点半才起身去食堂。现在的他，吃完饭“最快也要8到9分钟”。但是实际上，衡中人“越往后吃得越快”。他听一位已经成功进入北大的学姐说过一个极端案例：高三一个女生，打完饭后不找座位，直接端着盘子边吃边走，走到门口收餐具处正好吃完，然后放下盘子就从门口离开了衡水中学的食堂。 “以后我会不会也是那个状态？”对于这个问题，他不知道答案。 12：43，挂在宿舍墙上的铃响起，李天腾乖乖爬上床开始近一个小时的午休；13：35醒来后，再次到达教室。 13:55，下午的学习开始了——5节40分钟的正课和3个10分钟的“课间”，一节20分钟、用来做眼保健操的大课间。这天下午，有2节正课和3节已经安排好学习内容的“学科自习”——在“数学自习”上，课代表们会发下今天讲的三角函数部分的“作业”、“学案”、“自助餐”，他迅速抓过它们，把它们“刷完”，然后拿出自己的《小题狂做》，把上一节课的内容再做完。完成这一切，他只需要40分钟。当然，他也习惯了周围还在埋头苦做的同学们投来的嫉妒的目光。 18：10，他冲去食堂“抢饭”，再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吃完饭，回来开始看30分钟的“晚新闻”。 19点05，三节晚自习开始，每节45分钟。21:40，第三节晚自习下课，他又奔回宿舍，把床上的“样被”小心翼翼地搬下来，放到整理箱里，然后再把早上放进来的被子拿出来扔到床上——22:00熄灯。对于他来说，“今天”结束了；“今天”，和“昨天”、“明天”，似乎也没什么不同。晚上7小时40分钟的睡眠，让他有充足的精力，去应对明天的一切。李天腾在进入衡中之前也曾担心自己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毕竟外面传的有点可怕。但是，后来觉得想了想也没什么，毕竟衡中这么多届、这么多人都适应了，我为什么适应不了呢？” 但是，实践证明，对他而言这个过程居然只需要半个月。他认真地说：“衡中对外的那些形象，传到那些新入学学生的耳朵里，其实反而有利于新入学的学生来衡中适应。他们不会觉得作业那么多又怎样，或者说管得那么严又怎么样，因为他们已经提前听到了，甚至听的比那个还可怕。” 对于李天腾来说，正因为之前的传言“太可怕了“，所以亲临其境的他竟然觉得“挺不错的。” 但并不是所有衡中人故事的开端都是这样一帆风顺的。梅鑫洋抱着“修行”的心态踏入了衡中的大门，但却遇到了难以适应的巨大压力。“周围的同学都太优秀了，都是各地市的尖子生。”同样从众多优秀学子中脱颖而出的她，在来到衡中的初期，“突然一下子在衡中就排的特别靠后”。有一次考试，全班80多个人，她考了60多名，“就特别接受不了。”压力越大，她越不愿意上课，结果考试时理科卷子上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上课时，她心里总是感觉很郁闷，什么都不愿意做；自习课上总是自己写东西发泄，不愿意做作业。她开始逃课，并且会在中午放弃去食堂吃饭，用这段时间跑回宿舍给家里打电话倾诉。班主任发现了这个现象，开始找她谈话，帮她舒缓心中的压力。每逢班主任的学科自习，老师就会和她来到楼道里，从她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脑洞”开始聊，一聊就是两个小时，最后常常会聊到“宇宙、人生、哲学”的层面。这样的聊天，每周一次，一直持续了一个半月；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时间短一点的交流。出乎意料的关怀让她意识到，衡中的老师对学生是“够亲的”：“感觉老师可以很平等地和我交流，而且老师在这些方面研究很多，所以感觉聊起来还是挺广阔的。” 每次聊完，她都会感觉生活明朗了很多。在老师的帮助下，她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对于石右这样一名复读生来说，巨大的压力则要在她身上压一整年；每次考不好，她都会“担心自己配不上自己的梦想”，“不能更好的为爸爸妈妈分忧解难”。她心里还牵挂着在另外一所中学复读的男友，“担心不能和他考到一起。” 在衡中复读期间，她的成绩波动很大，在年级1500个人里，她好的时候可以考到年级三百多名，差的时候会考到年级七八百名。 “考不好的时候经常哭。” 在衡中，这样几百名开外的波动曲线，与她的梦想北外基本无缘。她对于自己的要求，比时间表上严得很多，即使刚刚吃完饭，她也要从食堂跑回去学习。一万四千名衡中学子，在学校作息表这张密密麻麻的大网下，各自舒展着看似束手束脚的生活：起床铃响，有不少人第一时间冲到操场，也有人继续梦会周公；教室、宿舍和食堂的三点一线，有人精密计算最快的路线，也有人热衷于无意义的折返运动；甚至，像是全天下的中学生一样——有人睡觉脱衣服，也有人不脱衣服。但围墙外的视线，往往被作息表的大网生生截断。 ▲网络流传的衡水中学作息时间表，几乎成了外界了解衡中的唯一窗口，它也为外界提供了充足而丰富的想象空间。至于时间表后的生活怎样，没有多少人知道。李天腾知道自己是他们所谓的“高考工厂”培养出的“考试机器”之一，也同样知道自己的学校被称为“魔鬼学校”和“监狱”。但是在他看来，虽然自己已经是“身在此山中”，但还是比外面的媒体更加客观，“我觉得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他们外界的一些传言可能出于媒体的某些目的或者什么的，我觉得不要去管他就可以了。” 想想初中的自己，他觉得这半年来在衡中成长了太多：“在初中的时候，我对成绩的要求就是得过且过；来到衡中之后，我会想‘多学一点就都是我的’，劲头很足，每天过得比较开心，处于一个比较向上的状态。从性格方面说，衡中让我变得更坚强，性格变得更加成熟和健全；现在想想初中的事，还是觉得挺幼稚的。” 他平淡地说：“既然进了这所学校，就得把它当成自己的家。” 衡水中学的一位老师表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很多人来衡中几个小时、一天、两天就得出这样的论断，其实是不足为道。就像特别俗套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只要我们觉得自己走的路是对的，就这么走。如果别人说的是对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断章取义”、“捕风捉影”、“你们接触到的是对衡中模式有意见的人”、“很多媒体和学者其实没来过衡中”，也是衡中校长张文茂在媒体上用来回应外界质疑的几大“法宝”。在记者采访的多名学生和老师中，每当问及对于外面舆论的看法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那是他们外面的事，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上自习课时，衡水中学的楼道比很多学校都要安静许多，只能听见如春蚕食桑叶般的写字声和翻书声。衡中的围墙也仿佛受了感染，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外侧挂着135位考上清华、北大、港校学子的照片：照片排成一列，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 ▲衡水中学的外部围墙，挂着2015年考入清华、北大、港校学生的照片。还有不到4个月，新一代的“衡中骄子”就会取代学长学姐们的位置。这些照片的寿命，不过一年的时间。 3精神特区雷鸣般的掌声如海浪般横扫了整个礼堂，有的复读生甚至为之潸然泪下。在这样的氛围中，七百多名文科复读生起立，在年级副主任带领下，宣誓，“冲刺期中，全力以赴！” 郑晓辰个子不高，但身板比同龄人结实许多。一双怒目炯炯有神，嘴唇上有一抹黑黑的胡须，对自己和同学考试排名的“最高纪录”记得了如指掌。说话时，他语速极快，激动时甚至会有点语无伦次。他特别喜欢竞争，但他觉得自己“基本上一直在输”。而他“输”的定义，就是考不过一个女生。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加快，脸颊也因激动而轻颤起来：“我们县九年的第一都是一个人，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直到最后一次中考。我一直想超越她但从来没有，经历过无数次考试有过无数次失败。” 现在那个女生同样来到衡中；郑晓辰在衡中的年级排名，也终于超过了她——这是他坚持九年的梦想的首次实现。在郑晓辰眼里，衡中能给他一种“很坚强的感觉”，因为衡中“有一种很强大的气场”，而这种气场在他眼里是“无法形容”的。 “我不在意做大批作业、时间超短，我在意的是这种梦想的精神，竞争的精神，这种回宿舍大家都谈论学习的精神。” 如果非要总结出来的话，那就是：“求学的地方就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衡水中学的奖状比其他学校多，因为竞争本身就比其他学校多得多。每次调研考试完，每个级部都会召开表彰大会，成绩最高、进步最快、跑操最整齐、宿舍纪律卫生最好、班级纪律卫生考核最好，只要衡中学生能做到“最好”，就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奖励。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学习成绩，“在衡中，学习好你就是老大。” 高二时候的孙一甘积极参与学生会、模拟联合国等社团工作，也体会了绝大多数衡中学子不曾体会过的学生工作的压力。大量的时间投入让他的班主任很不乐意，“他很多次找我说，你把学生会退了吧。”对此，他也只能以“我会努力协调好”的理由来和老师周旋。他感慨，“在衡中学习就是一切，干什么都需要有一个成绩的保障。在衡中的评价体系下，很少有人说他能力特别强就能获得大家的广泛认同。” 即使是像他一样活跃的学生干部，在衡中的竞争氛围下，也只能像绝大多数衡中学生一样，把学习放成绩在最重要的位置。复读上学期的11月份，在昏天黑地的竞争中暂且脱身出来的石右，给她远在170多公里外的父亲打去了一个电话，“爸爸，你干什么呢？” “……我在给别人拉砖呢。”——因为雾霾严重，石右父亲的烧烤店多次被政府责令歇业。每次歇业期间，烧烤店的收入被掐断，她的父亲只好去给那些盖房子的人拉砖来补贴家用。石右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那个默念了百遍的信条再次在她脑海中出现，“一定要考好，绝不能对不起爸爸妈妈！” 这个电话打完后的调研考试，石右的成绩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她当选为优秀学生代表在表彰大会上发言。她始终记得在台上的那一刻，在演讲的最后，她以自己的经历为例，情绪激动地告诉大家： 一分努力，零分收获； 两分努力，零分收获； 三分努力，零分收获； 四分努力，零分收获； 九分努力，零分收获； 十分努力，百分收获！ 雷鸣般的掌声如海浪般横扫了整个礼堂，有的复读生甚至为之潸然泪下。在这样的氛围中，七百多名文科复读生起立，在年级副主任带领下，宣誓“冲刺期中，全力以赴！”此刻，礼堂两侧的竖型电子屏被十六个大字映得鲜红： 不苦不累，高四无味！ 不拼不搏，高四白活！ ▲网传衡水中学14高考百日誓师照片，气势恢宏震撼。台下几千名同学齐声宣誓，但实际上并非所有人都真心喜欢这种氛围。这种热血的、渴求竞争的范围下，梦想、大学、回报父母成了最常见和最管用的词汇。它们在大大小小考试的表彰大会、冲刺高考百日誓师乃至“高考壮行会”上，被学生代表、老师、校领导们反复提起。但是，并非所有衡中学生都喜欢这样的氛围。来自石家庄的复读生张元龙，在衡中学习半年后，发了这样一条动态，“是紧跟老师步伐，还是坚持不被洗脑？” 每次放假，他都会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默默数着自己剩余的自由时光。” 在外人无法想象的压力里，他对现在和未来产生了怀疑；“或许一年的囚禁或得到长久的自由，也或许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当我们跳出一个牢笼，就又落入一个陷阱。” 在已经大一的衡中毕业生刘美邑看来，衡中营造这种精神氛围是“必然的”，学生们并不能试图去改变它的方法。衡中有自己的体系，那就最好顺潮流而行。她突然笑了，“虽然有时候被灌的可能有些恶心，但是还是接受了。” 现在的她，想起当时的氛围，也会感到由衷的震撼；当她回头再看百日誓师的视频时，也忍不住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段时间对她来说无比宝贵。和刘美邑相似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大三学生吕梦煊也会主动接受这种氛围：“谁没有个喝鸡汤的年纪呢。这些鸡汤可能上了大学就会表示反感或者鄙弃，但是既然选择了这样的教育模式，干了这碗鸡汤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拒绝鸡汤反而会少掉一些本应该有的斗志。” 与刘美邑和吕梦煊的主动接受不同，现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就读的孙纬地则对此“或许还是有一些抵触”。性格平淡的他不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既不容易有特别强烈的负面情绪，也不容易被鼓舞。所以对于这些东西我也只能抱着姑且听之的态度。”当然，他也不会跟这种氛围“唱反调。 “精神特区”是衡水中学的教学理念，由衡中模式的创始人李金池提出。在他的自述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理念：“学校要抵御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要筑起一道精神隔离墙、优化内部小环境，在学校里营造一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氛围。” 如今，“让精神特区充盈卓越文化”，已经作为办学理念，制作成一张红底白字的竖型条幅，挂在衡中本部校区的求真馆里。 2016年2月26日，一年一度的的百日誓师大会，又如约在衡水中学的大礼堂开始了。类似的百日誓师，近乎河北省每个高中都有，但是只有这里最出名。 4背光面爱情的滋味终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尝到；在高考的压力和学校的管理下，绝大部分衡中学子还是选择埋首于书山题海之间。 梅鑫洋在入学三个月分完文理科之后，算是逐步适应了衡中的校园生活；她也努力在校园内开辟着自己的空间。在选择社团时，衡水中学模拟联合国成了她的第一选择，尽管那时的模联还只是一个40人左右的新兴社团。在她看来，模联活动还是“蛮水的”。一开始，她跟随着高二模联的负责人一起工作；在包括她在内的四个人的努力下，衡水中学召开了第一届小规模的校内会——当时，只有40人参加，而且全部是衡中学生。升入高二的梅鑫洋接过了衡水中学模联秘书长的职务，同时也在校团委和国学社做着繁杂的工作：在她主持的扩招下，衡中模联壮大到180人。日益繁重的任务也逐渐压在了她的肩上：9月份，她就开始准备第二年三月召开的下一届校内会：这次，她发了通告：“欢迎外校参加衡中模联”。很多学校应邀而至。梅鑫洋心里明白，“（它们）一方面是来看模联，一方面是来看看衡中能办成什么样的模联。”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对校内会的规划：列好一个时间轴，每个星期、每个月的任务，她都做好了详细的安排。每周结束后，她都会和其他负责人“碰个头”，看看工作做的怎么样了。 “在衡中学习很紧，但是要规划好自己的时间。要想把时间挤出来，而且要坚持这样下去，还不能耽误自己的学习。” “背景文件”的撰写成了她面临的最繁重的任务。她开始动用以往几届的校友资源，“找各种各样学校的‘大腿’帮着一起弄。” 等到这项漫长的工作结束后，她再开始根据衡中同学的适用情况进行修改，一轮一轮的筛查，每场的文件都要修改到指定程度。除了会务安排，参会代表的交通、住宿等待遇问题，拉赞助筹措资金、进行学术准备，这些都需要她一一考虑。她跟宿管老师达成协议，晚上留在教室继续工作。但是，仅靠校内的时间难以完成社团工作：她不得不把寒假也“贴进来”。 2014年3月15日，衡水中学第二届模拟联合国大会召开，共4省130多名代表参会；衡中模联的成员们，也向外界展现了自己的面貌。自此之后，衡中模联逐步走上正轨，成为河北省高中最优秀的模联社团之一。在衡水中学模联社团逐渐兴起的同时，也有社团在辉煌后画上句号：衡水中学微电影社就是其中一个。 “窗外的蝉鸣一浪高过一浪， 夏天的气味透过窗户的缝隙涌了进来。 我转过头去想问他些什么， 但却最终没有开口。 因为透过他的目光， 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这年夏天》的剧照，图为衡水中学教室窗台上的一株植物。男女主角最精彩的对白就在这里上演，剧情推向高潮。这是衡水中学微电影社2015年作品《这年夏天》女主角的一段内心独白。微电影讲述的是关于暗恋的故事：男女主角内心的感情“像一株植物一样恣意生长”，但在学校的环境里，却最终没有结局。分饰男女主角的梁泽楷和殷立典都是衡水中学高二在读生，在拍微电影前，他们并不相识。梁泽楷甚至并没有报名微电影社，而是后来才被“挑去”试镜男主角。从试镜、拍摄到后期制作，整个微电影拍摄的过程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饰演女主角的殿立典觉得并没有多占精力，“其实一开始拍了一天，然后隔了两个星期再拍。就连着拍了几天，花了几个中午睡觉的时间就过了。” 微电影拍摄的过程完全被拆分：有时是占用午休时间，有时是体育课，有时是放假提前返校一会儿。每个时间段只拍一两个镜头，几乎不占用上课时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不影响学习——也为了不影响衡中的运转秩序。整个微电影社团没有“社长”。微电影的导演、摄影都是同一个老师，拍摄过程中，也都是由那个老师一人调配人员、安排时间、指导演技。梁泽楷说，这一届微电影社导演组的成员都没有导演功底：“有时候只负责叫人，有时候连来都不来。” 除了主演参与拍摄，一个同学撰写剧本、一个同学负责后期制作外，其余的事情，都是由老师一手包办。即便男女主演，也没有完全参与到微电影的策划过程中，更没有经历任何培训，“完全是拿到一个本就立刻开拍。” 梁泽楷他们也不太清楚微电影社团的具体情况，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只是社团的成员；社团的代际传承，实际上近乎为零。衡水中学微电影社团拍摄的第一部微电影是2013年的《绽放梦想》，女主演刘美邑现在已经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大一。她回忆当初的拍摄情况时表示，“技术性的镜头需要老师来指导，但主要是我们自己拍……当时的导演还是两个学生。剧组的成员们关系很好，因为这部戏大家也成为了好朋友。在气温很低的礼堂拍完那场演讲的戏后，一下台就有人给你把衣服披过来，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然而，在老师的指导下拍成的《这年夏天》，虽然同样有很多有趣的经历，这种温馨的感觉就相对少。他们更多的印象，是因为演技原因被老师“骂”。想起拍摄过程，梁泽楷不无牢骚，“（拍摄的过程）没什么好玩的，被老师骂特别多。老师老是不满意，我就得重来。”一个奔跑的镜头，因为老师不满意他的跑姿，他反反复复地跑，“一次要跑三四圈。” 拍完微电影的梁泽楷和殷立典已经不再参与社团活动了；微电影社的名字，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衡水中学的社团名单里消失了。在《这年夏天》里，他们扮演的男生女生，在青春期萌芽般的感情中，获得了阵痛和成长；而这一切并非只在电影中存在。戏外的梁泽楷同样有喜欢过女生，而且曾经在一起过；但是现在，“已经没了”。他提起当初被抓到“非触”（全称“男女生非正常接触”，衡水中学违纪条目，即禁止男女生过度亲近）的经历，“就和她在前面走，我们那个年级主任跟了我们一路，我们都没有发现。” 等到他们要分开的时候，年级主任走上前来，把他们“抓住”。 “其实年级主任后面还有四对儿呢，他们见我们被逮了之后就跑了。”他略羞涩地笑了笑，语气中带着一点自嘲。《这年夏天》的链接发到网上后，引起了衡中毕业生的朋友圈转发潮。当时已在对外经贸大学就读的孙一甘看完后回忆起一段往事：模联社团开完北京令德会议后，他和同学们坐高铁到了山东德州。因为天色已晚，学校派车把他们接了回来；巧的是，那天恰好是他的生日。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一个女生突然坐到她身边，开玩笑地说：“我是今天第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的人。” 那个女生后来成了他的女友。因为模联的工作，他们熟悉起来，“我们一块儿翘课、一块儿准备会议、一块儿出去开会，一块儿去北大、去北京令德。” 他们的感情像萌芽一样，在衡中的围墙里生长起来。孙一甘用自己学生会副主席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感情的增长。在他心里，同样存在着对“出事儿”的恐惧，他清楚地知道，这份感情意味着什么。 “出事儿”发生在寒假结束后。当学校组织全体同学看《感动中国》时，他按捺不住，向之前那样，再次偷偷地向她“传条儿”，结果这次“就被老师逮住了。” 孙一甘当时“特别害怕”，他预料到了后果——学生会副主席要被撤职，不仅自己需要回家反省，还要连累女朋友：他日夜战战兢兢，不敢告诉妈妈，也觉得“对不起她”。令他庆幸的是，“后来就没事儿了”——这件事最终被班主任压了下来。爱情的滋味终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尝到；在高考的压力和学校的管理下，绝大部分衡中学子还是选择埋首于书山题海之间。即便有了心动的人，也大多会像殷立典饰演的女主角一样，“进行一场漫长的蛰伏。” 在石右所在的复读班，伴随着第二次高考的残酷压力，班内终究也没有出现过“修成正果”的感情。绝大多数人，还是像刘美邑和孙纬地一样，从来不知道“在高中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是什么滋味。《这年夏天》最后的结局是，男主角远赴加拿大上学，女主角留在衡中，等待着“一场漫长冬眠之后的苏醒”。背景音乐选择了日本女歌手宫村优子的《It's only the fairy tale》。在微电影结束前的一瞬，屏幕变暗，闪动的白色字母组成最后两句歌词： They 've never been allowed to love in this cursed cage It's only the fairy tale they believe 这段由主管微电影社的老师亲自选用的歌词，或许宣告了围墙内绝大多数感情的归宿。 5走出围城每年的六月，总有一批衡中的学子们在经历了高考的洗礼后，走出围城、开始他们的漫漫人生长路；也总有一批学子和家长们，为这批人的成绩而倾倒，从全省各地奔赴而来，期待着三年之后一个满意的结果。高三时期的梅鑫洋脱下了跟随自己参加模联的精致西装，重新穿回和大家一样的衡中校服——深蓝色的化纤棉校服面底，左胸前写着“衡水中学”，背后是用深红线织成的几个大字：“追求卓越”。在前两年可以跑出去四处开会的她，终于要在到来的高三前，变成了一个戴着厚眼镜、把脑袋深深埋在书本里的高考生。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在她回忆衡中的文章中，她的高三生活简单到乏善可陈：“每天早上不到一分钟就收拾好然后冲出宿舍；中午吃饭从12：38出门变成12:40出门；晚上一度10点了还仍然不走。每天坚持写计划本；坚持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回顾当天所有知识点。” 她自觉“真的做到了摒弃杂念”：“不管北京上海跑着开会有多开心，不管下一节筹备多么想参与，说放下就放下，学习的时候绝对不再有丝毫挂念。” 梅鑫洋现在就读于北京大学，进入了她曾经把名字写在课桌上的元培学院，她想在未来继续学习自己喜爱的哲学。在大一寒假放假后，她回到母校，和现任模联的负责人商讨即将召开的“2016衡水中学模拟联合国大会。” 她告诉学弟学妹们，衡中也是一种素质教育：“衡中它会教给你一种踏实干活的精神，而且你可以为了很多事情去很勇敢的拼。” 在和负责“欧洲难民问题”会场组织的学妹商讨会议安排的时候，她提醒学妹关注现在的国际形势，“你准备的是欧洲难民问题，那你需要注意欧洲议会的动态。欧盟现在表态已经很明确了：难民来了，你们就得接，克服困难也得接！所以，准备的时候，要把这个考虑进去。” 学妹点点头表示记下了。梅鑫洋转过头，开始听另一个学弟讲述他的准备情况。孙一甘去年考入了对外经贸大学。在大学里，他是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我是我们院的大班长，加了我们院的外联部，还加了校学生会的公关部。社团里面加的也比较多：轮滑社、街舞社、校企社、数学协会，金融学社。” 但是，他也渐渐发觉，实际上这些活动他无法完全兼顾，“因为事情太多了，不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他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也不太满意，“不太适应大学学习，本来高中里是给你非常精密地安排好，然后进入大学突然一下没有人管你。你要自己安排你的大学学习，感觉比较吃力。” 至于那段他曾守护过的感情，也在去年的十一长假结束：他们最终还是一起走过了高考。石右在一年复读后仍然没有考入理想的北外，没能实现和男友“一起考到北京去”的诺言。在第二次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她和男友几年的感情也画上了句号。 “两个人信任的程度不够，而且很多事情缺乏沟通，都想要按着自己的想法来。而且我们高中就一直是异地；他说很累了，不想再这样了。” 现在，她在暨南大学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汉语教师。目前，她正准备着申请去东南亚一些国家当汉语教师志愿者。回首一年的复读生活，她感慨颇深，“觉得自己居然能挺过来，没有半途退缩，好坚强。很多事的确只能靠自己，只有自己才能对自己真正的负责。做事要竭尽全力，无愧我心。” 对她来说，“追求卓越”的校训，已经印进了她的骨子里。被郑晓辰的班主任经常当作榜样挂在嘴边的胡昕阳，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大一。在衡中度过三年的他，仍然和当年一样，认为衡水中学的制度存在着一些不合理因素，但是他觉得自己更多地理解了“衡中现象”为什么会存在：“在河北这个地方，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你想上好大学只有高考这一条出路。而它通过这种管理，确实客观上起到了一种让更多学生进入名牌大学的这样一个效果。”他总结道，“在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均的情况下，衡中走这样的道路自有其道理。” “每年的六月，总有一批衡中的学子们在经历了高考的洗礼后，走出围城、开始他们的漫漫人生长路；也总有一批学子和家长们，为这批人的成绩而倾倒，从全省各地奔赴而来，期待着三年之后一个满意的结果。有幸位于新落成的衡水中学南校区旁边，孕育着衡水灵气的衡水湖，从今往后将见证着这一切。在六月份33℃阳光的炙烤下，衡水湖的水面上下起伏着，像是这座位于中国“黄金十字”的四线城市沉沉入睡时的呼吸。它吸纳了慕名而来的游客、繁殖又老去的水鸟和不足为外人道的城市污垢——热闹的、光鲜的、腐烂的，当然了，还有那些面色平静地坐在教室里、听着一堂仿佛永不休止的数学课的高中生们。（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姓名为化名；本文获骨干培训学校寒假返乡实践一等奖） 衡中人说搜索对衡中是有很深刻的感情，不避讳的讲，是所有学校最深的感情。不曾有过的，就是把完整加之于完整，一个完整的自己投入到完整的学习生活中，这种契合不会有了，别的地方不会再有了。苦中作乐呗。不可能什么都得到的，得到一定有失去，我有这段经历我很满足，我不会介意它让我失去了什么。 ——中国传媒大学2015级本科生刘美邑 回忆衡中生活 八十华里远足，高二的成人礼，高三的运动会，这都很令我难忘。但是这些难忘都跟成绩有关：因为远足和运动会的时候我的成绩处于高峰期，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两个活动就很美好；而成人礼正好在我的低谷期，所以就被蒙上了阴郁的色彩。总之就是一切离不开成绩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文系2015级本科生刘嘉森 回忆衡中生活 教育资源的分配确实很不平均。其实伴随着教育的，还有你的家庭背景、你享受资源的条件。其实有一些衡中的学生，他们来到大学以后，会感到尤其在组织能力和交往能力，哪怕仅仅是见过的世面来讲，都和来自发达地区的同学有不小的差距。只有大学这个更加开放的平台才能给他们锻炼和学习的机会。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衡中毕业生来讲，用一张统一的标签来遮蔽他们作为每一个个体的个性，是绝对不公平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5级本科生胡昕阳 谈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衡中一日站在河北高考的制高点，就一日有人给衡中学生贴标签。如果哪天衡中败走，自然会淡出舆论视线，也就自然没有人再顾得上给衡中学生贴标签，毕竟他们有新的目标了。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整个社会去真正将视角放在衡中每一个个体，衡中人又何德何能要求如此？而且从衡中的某些理念来看，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考试、为了高考，这也是中肯的评价。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14级本科生孙纬地 谈“衡中标签” 我倒是觉得很多人乐于、善于对衡中口诛笔伐，却不觉得珠穆朗玛峰是因为放在青藏高原上才海拔高，或者是明明知道这一点却觉得青藏高原无从下口、单挑软柿子捏，是一种颇为有意思的心理。不论是“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还是仅仅为了稿费就做了斗士，都未免吃相难看了点。当然，这是诛心之论了。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14级本科生孙纬地 谈衡中舆论现状 衡中对学生发展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对我我就觉得是利远大于弊的，如果当时选择了其他学校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平台；同时可能对有的人来说就是不适用的，可能一个宽松的更有启发性的教育方法更适合。严厉的教育模式一定有其受众，外界的抨击多少也有出于伪善的目的。对教育体系的话，我觉得整体存在一个平衡，就像大自然一样，它有自己的反馈调节机制，所以衡中的出现只是增加了它的多样性，我觉得无所谓利弊吧。 ——香港城市大学2013级吕梦煊本科生 谈衡中模式利弊 高中阶段，孩子阶段性的目标，就是走进理想的大学。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一所学校的成功，首先是把孩子送到理想的大学。一个老师的成功，就应该是把学生送到他的理想大学。如果我的推论成立的话，学校之间比拼升学率、清北人数、一本率、二本率，这是作为学校成全学生、成全学生背后的家庭的最最重要的体现：它能够量化的东西只能是这个。 ——衡水中学某高三老师 谈“比拼清北人数” 责任编辑｜高梓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