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商人秦国

读《史记》33 商人在中国赢过吗

谁又肯做没有权利的纳税人呢？被迫缴税时，商人们纷纷谎报个人财富数目，几乎全体装穷。正中组织下怀。领袖就在中央的会议上笑着说，组织上给商人们端出两杯酒，一杯敬酒，一杯罚酒，他们果然端起了罚酒这杯，既然如此，组织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就动手吧。...

组织上治国牧民，社会无非士农工商，而商人最符合“不稳定因素”的标准，是韩非子眼中的“五蠹”之一。

是以组织上虽曰“抑商”，其实也是“重商”，所谓如临大敌也。

权力与财富常常博弈。那么，商人在中国赢过吗？不妨先看看秦皇汉武的做法。

杰出的商人都具有情报意识和政治眼光。

韩国巨贾吕不韦，很了解秦国宗室的政情，又有野心，在商业投机大获成功后，便转而进行政治投机。

起初，他见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居处困，不得意，就认定此奇货可居，遂大烧冷灶，破家为子楚活动。

吕不韦善走“夫人路线”，终于让秦国太子安国君立子楚为世子。

吕不韦的思路十分清晰，认定搞政治也无非是谈交易。

所以他试探子楚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对方，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吕不韦说，“吾能大子之门。”

而子楚的反应也很微妙，只是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

你还是先想办法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一下再说别的吧。

语气中透着反讽。

作为庶出的公子，子楚虽落魄，却也觉得一个布衣商人，反来关心一个贵族的前途，作出如许大言，不免好笑。

于是，吕不韦便挑明了一切，坦率地说，“吾门待子门而大。”

一句话，说透数千年交易精神，是财富必得攀附权力。

子楚乃与吕不韦约定，大事若济，必与其共分秦国。

这大约是一个商人以财富追逐权力时所能企及的极限了。

不料吕不韦一念之动，竟又玩得更大，可谓豪赌，惊世骇俗。

他本在邯郸有一爱姬，已怀孕。子楚不知，从吕不韦饮酒时，见而悦之，便向吕不韦讨要。

司马迁说，当是时，吕不韦怒，但考虑到已经破家为子楚，不能前功尽弃，索性就再进一步，欲以钓奇，遂献其姬。

此姬也自匿有身，后来生下赵政。

司马迁一家之言，说这便是后来的秦始皇。

如此看来，吕不韦似乎赢得就太多了。

而司马迁八卦后，又语焉不详。毕竟于床榻之上谋国，诡谲至甚，故始皇本纪又存疑。

嬴政即位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封十万户，称文信侯，号曰“仲父”。

秦王少时，尽委国事于大臣，吕不韦乃权倾秦国，门下招致宾客游士三千人。

吕不韦好事，主持编《吕氏春秋》，示秦国非仅虎狼耕战而已，亦有文化。

书成，布咸阳市门，敢以千金求能增损改易一字者，也是一朝春风得意的做派。

但及秦王冠，带剑，即动手收回权力，以嫪毐案牵连吕不韦，欲诛之。

考虑到政治上的敏感性和其他一些事情，嬴政又不忍致法，遂免相，令其离开咸阳，就国河南封地。

岁余，秦王见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竞赴河南拜访吕不韦，乃大忌惮，恐其为变，就给吕不韦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件。

秦王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赶快举家迁徙到蜀地去！

这就是要在政治上搞清算的意思了，要一揽子解决所有历史遗留问题。

吕不韦恐诛，乃服毒自杀。

司马迁说，大约吕不韦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闻人”吧，这种人在意权势，不甘沉寂，活动能力很强。

他的智慧足以攀附权力，让自己名动天下，但权力也能轻易地将其拿下，最后都不能保身，实在可悲。

这是商人介入宫廷政治的惊人案例。

统一天下后，为了维稳，秦始皇除了收缴民间兵器销毁外，还下了“除末令”，并刻在石头上，表示组织上警惕商人的决心坚如磐石。

司马迁说，有野心的商人攀附权力，无野心的商人忍受权力。

权力傲慢，财富屈卑，巨贾豪富拟于王者之乐可长久乎？

本朝建政之初，高祖令商人不得穿丝制的衣服，不得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可知当时权力不但要从商人手中掠夺财富，还要从人格上加以打压羞辱。

吕后时，为了搞活，稍稍放松了对商贾的一些法律管制，但仍然规定，商人的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不得进入体制。

仿佛以商人的思路，一旦获得权力，就会给组织生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甚至改变制度本身。

司马迁说，今上好事，尤好办大事，对内对外，全面出击，所以有一个时期，财政就感吃紧。

而汉武帝搞钱的路数也非常灵活，除了卖官鬻爵、以钱赎罪、币制改革、官家垄断之外，还特别喜欢用法律手段同商人玩游戏。

这时，酷吏就又成了领袖用得最趁手的工具。

既然商人有钱，那就先立法，征收财产税，是为“算缗令”。

即规定从多少“缗”中，抽取多少“算”，作为税金，上缴国库。

由于当时组织上控制社会的技术手段还比较粗糙，很难做到精确统计和数目字管理，所以就实行由商人自行申报个人财产的做法。

其实，这也是组织上深谙人情，有心要把商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果然，谁又肯做没有权利的纳税人呢？被迫缴税时，商人们纷纷谎报个人财富数目，几乎全体装穷。

正中组织下怀。

领袖就在中央的会议上笑着说，组织上给商人们端出两杯酒，一杯敬酒，一杯罚酒，他们果然端起了罚酒这杯，既然如此，组织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就动手吧。

反正法是自己用来管别人的，方便得很。

于是，便立新法，大搞群众运动，鼓励检举揭发商人们隐藏个人财富的行为，是为“告缗令”。

组织上宣布，商人们很不诚实，不爱国家，不体谅组织上的困难，在财产申报问题上，要么自报不实，要么干脆隐瞒不报，已经要危害到长治久安了。

所以，组织上不得不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共赴时艰。

如果群众揭发属实，则组织上依法没收该商人全部财产，并处以戍边一年的惩罚，同时，将没收财产的一半，奖励给举报者。

中央一说这话，群众都疯狂了。

司马迁苦笑着说，告缗遂遍天下。

中等以上的商人之家，没有不被举报过的。有关部门当然也严格执法，酷吏出动，侵掠如火。

毕竟，抢钱谁还不积极呢？还能算政绩。

于是，商人们大规模破产，组织上的财政问题也便迎刃而解。

权力短视如此。

而今上又有钱办大事了，遂为盛世。

读史可知秦皇汉武都是给后世立规矩、做榜样的，摆弄商人的事情就这样成了。

尽管从前，商人白圭曾经自负地说，我做买卖，好比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门道多了去了。

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的人，不要跟我学商人之道。

但那是从前啦。

司马迁叹曰，现在，谁也玩不过组织了。天下是组织的，组织是领袖的，在这样的传统中，富可敌国，是危险的，投机政治，更加危险。要做商人，就要做好随时应对“告缗令”这类群众运动的心理准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