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半局

将来的历史要记载台湾的文人，他们共有的可爱之处便是人人都灰头土脸地编过杂志。...

大家都叫他杜公——虽然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

他没有教过我的课——不算我的老师。

他和我有十几年之久在一个学校里，很多时候甚至是在一间办公室里——但是我不喜欢说他是“同事”。

说他是朋友吗？也不然，和他在一起虽可以聊得逸兴遄飞，但我对他的敬意，使我始终不敢将他列入朋友类。

说“敬意”几乎又不对，他这人毛病甚多，带棱带刺，在办公室里对他敬而远之的人不少，他自己成天活得也是相当无奈，高高兴兴的日子虽有，唉声叹气的日子更多。就连我自己，跟他也不是没有斗过嘴，使过气，但我惊奇我真的一直尊敬他，喜欢他。

原来我们不一定喜欢那些老好人，我们喜欢的是一些赤裸、直接的人——有瑕的玉总比无瑕的玻璃好。 



杜公是黑龙江人，对我这样年龄的人而言，模糊的意念里，黑龙江简直比什么都美，比爱琴海美，比维也纳森林美，比庞培古城美，是榛莽渊深，不可仰视的。是千年的黑森林，千峰的白积雪加上浩浩万里、裂地而奔窜的江水合成的。 

那时候我刚毕业，在中文系里做助教，他是讲师，当时学校规模小，三系合用一个办公室，成天人来人往的，他每次从单身宿舍跑来，进了门就嚷：

“我来‘言不及义’啦！”

他的喉咙似乎曾因开刀受伤，非常沙哑，猛听起来简直有点凶恶（何况他又长着一幅北方人魁梧的身架），细听之下才发觉句句珠玑，令人绝倒。后来我读到唐太宗论魏征（那个凶凶的、逼人的魏征），却说其人“妩媚”，几乎跳起来，这字形容杜公太好了——虽然杜公粗眉毛，瞪凸眼，嘎嗓子，而且还不时骂人。



有一天，他和另一个助教谈西洋史，那助教忽然问他那段历史中兄弟争位后来究竟是谁死了，他一时也答不上来，两个人在那里久久不决，我听得不耐烦：

“我告诉你，既不是哥哥死了，也不是弟弟死了，反正是到现在，两个人都死了。”

说完，我自己也觉一阵悲伤，仿佛红楼梦里张道士所说的一个吃它一百年的疗妒羹——当然是效验的，百年后人都死了。 

杜公却拊掌大笑：

“对了，对了，当然是两个都死了。”

他自此对我另眼看待，有话多说给我听，大概觉得我特别能欣赏——当然，他对我特别巴结则是在他看上跟我同住的女孩之后，那女孩后来成了杜夫人，这时后话，暂且不提。

杜公在学生餐厅吃饭，别的教职员拿到水淋淋的餐盘到要小心的用卫生纸擦干（那是十几年前，现在已改善了），杜公不然，只把水一甩，便去盛两大碗饭，他吃得又多又急又快，不像文人。 

“擦什么？”他说，“把湿细菌擦成干细菌罢了！” 

吃完饭，极难喝的汤他也喝：

“生理食盐水，”他说，“好唉！”他大概吃过不少苦，遇事常有惊人的洒脱，他回忆在政大读政治研究所时说：

“蛇真多——有一晚我洗澡关门夹死了一条。” 

然后他又补充说：

“当时天黑，我第二天才看到的。” 

他住的屋子极小，大约是四个半榻榻米，宿舍人又杂，他种了许多盆盆罐罐的昙花，不时邀我们请赏，夏天招待桂花绿豆汤、郁李（他自己取的名字，做法把黄肉李子熬烂，去皮核，加蜜冰镇），冬天是腊八粥或猪腿肉红煨干鱿鱼加粉丝。

我一直以为他对莳花深感兴趣，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只是想用那些多刺的盆盆罐罐围满走廊，好让闲杂人等不能在他窗外聊天——穷教员要为自己创造读书环境真难。 



“这房子倒可以叫‘不畏斋’了！”他自嘲道，“四十、五十而无闻焉，其亦不足畏也——孔夫子说的。”

他那一年已过了四十岁了。

当然，也许这一代的中国人都不幸，但我却比较特别同情民国十年左右出生的人，更老的一辈赶上了风云际会，多半腾达过一阵，更年轻的在台湾长大，按部就班地成了青年才俊，独有五十几岁的那一代，简直是为受苦而出世的，其中大部分失了学，甚至失了家人，失了健康，勉力苦读的，也拿不出漂亮的学历，日子过得抑郁寡欢。 

这让我想起汉武帝时代的那个三朝不被重用的白发老人的命运悲剧——别人用“老成谋国”者的时候，他还年轻；别人用“青年才俊”的时候他又老了。

杜公能写字，也能做诗，他随写随掷，不自珍惜，却喜欢以米芾自居。

“米南宫哪，简直是米南宫哪！”

大伙也不理他。他把那幅“米南宫真迹”一握，也就丢了。



有一次，他见我因为一件事而情绪不好，便仿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中“大丈夫之不得意于时也”的意思作了一篇“大小姐之不得意于时也”的赋，自己写了，奉上，令人忍俊不禁。

又有一次，一位朋友画了一幅石竹，他抢了去，为我题上“渊渊其声，娟娟其影”，墨润笔酣，句子也庄雅可喜，裱起来很有精神。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喜欢他，远在米芾至上。米芾只是一个遥远的八百年前的名字，他才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杜公爱憎分明，看到不顺眼的人或事他非爆出来不可。有一次他极讨厌的一个人调到别处去了，后来得意洋洋地穿了新机关的制服回来，他不露声色的说：

“这是制服吗？” 

“是啊！”那人愈加得意。 

“这是制帽？” 

“是啊！” 

“这是制鞋？” 

“是啊！”

 
那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始终没有悟过来制鞋、制帽是指丧服的意思。

他另外讨厌的一个人一天也穿了一身新西装来炫耀。

“西装倒是好，可惜里面的不好！” 

“哦，衬衫也是新买的呀！” 

“我是指衬衫里面的。” 

“汗衫？” 

“比汗衫更里面的！” 

很多人觉得他的嘴刻薄，不厚道，积不了福，我倒很喜欢他这一点，大概因为他做的事我也想做——却不好意思做。天下再没有比乡愿更讨厌的人，因此我连杜公的缺点都喜欢。 

——而且，正因为他对人对物的挑剔，使人觉得受他赏识真是一件好得不得了的事。



其实，除了骂骂人，看穿了他还是个“剪刀嘴巴豆腐心”，记得我们班上有个男孩，是橄榄球队队长，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地分到中文系来了。有一天，他把书包搁在山径旁的一块石头上，就去打球了，书包里的一本“中国文学发达史”滑出来，落在水沟里，泡得透湿。

杜公捡起来，给他晾着，晾了好几天，这位仁兄才猛然想起书包和书，杜公把小心晾好的书还他，也没骂人，事后提起那位成天一身泥水一身汗的男孩，他总是笑孜孜的，很温暖地说：

“那孩子！”

杜公绝顶聪明，才思敏捷，涉猎很广，而且几乎可以过目不忘，所以会意独深。他说自己少年时喜欢诗词，好发诗论。忽有一天读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大吃一惊，原来他的论调竟跟王国维一样，他从此不写诗论了。

杜公的论文是“中国历代政治符号”，很为识者推重，指导教授是当时政治研究所主任浦薛凤先生，浦先生非常欣赏他的国学，把他推荐来教书，没想到一直开的竟是国文课。

学生国文程度不好——而且也不打算学好，他常常气得瞪眼。

有一次我在叹气：

“我将来教国文，第一，扮相就不好。”

“算了，”他安慰我，“我扮相比你还糟。”

真的，教国文似乎要有其扮相，长袍，白髯，咳嗽，摇头晃脑，诗云子曰，营养八卦，抬眼看天，无视于满教室的传纸条，瞌睡，K英文。不想这样教国文课的，简直就是一种怪异。 

碰到某些老先生他便故作神秘地说：

“我叫杜奎英，奎者，大卦也。”

他说得一本正经，别人走了，他便纵声大笑。



日子过得不快活，但无妨于他言谈中说笑话的密度，不过，笑话虽多，总不失其正正经经读书人的矩度。他创立了《思与言》杂志，在十五年前以私人力量办杂志，并且是纯学术性的杂志，真是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杜公比大多数《思与言》的同仁都年长些，但是居然慨然答应做发行人，台大政治系的胡佛教授追忆这段往事，有很生动的记载：

“那时的一些朋友皆值二十与三十之年，又受过一些高等教育，很想借新知的介绍，做一点知识报国的工作。所以在兴致来时，往往商量着创办杂志，但多数在兴致过后，又废然而止。

不过有一次数位朋友偶然相聚，又旧话重提，决心一试。为了躲避台北夏季的热浪，大家另约到碧潭泛舟，再作续谈。奎英兄虽然受约，但他的年龄略长，我们原很怕他涉世较深，热情可能稍减。"

"正好在买舟时，他尚未到，以为放弃。到了船放中流，大家皆谈起奎英兄老成持重，且没有公教人员的身份，最符合政府规定的杂志发行人的资格，惜他不来。说到兴处，忽见昏黑中，一叶小舟破水追踪而来，并考上我们的船舷。打桨的人奋身攀沿而上，细看之下竟是奎英兄。大家皆高声叫道：发行人出现了。"

"奎英兄的豪情，的确不较任何人为减，他不但同意一肩挑起发行人的重责，且对刊物的编印早有全盘的构想。"



其实，何止是发行人？他何尝不是社长、编辑、校对，乃至于写姓名发通知的人？（将来的历史要记载台湾的文人，他们共有的可爱之处便是人人都灰头土脸地编过杂志。）他本来就穷，至此更是只好“假私济公”，愈发穷了，连结婚都要举债。

杜公的恋爱事件和我关系密切，我一直是电灯泡，直到不再被需要为止。那实在也是一场痛苦缠绵的恋爱，因为女方全家几乎是抵死反对。

杜公谈起恋爱，差不多变了一个人，风趣、狡黠、热情洋溢。

有一次他要带我带一张英文小纸条回去给那女孩，上面这样写：

“请你来看一张全世界最美丽的图画， 会让你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
小宝（我们都这样叫她）和我想不通他哪里弄来一张这种图画，及至跑去一看，原来是他为小宝加洗的照片。

他又去买些粗铁丝，用槌子把它锤成烤CHE（火臿），带我们去内双溪烤肉。

也不知他哪里学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本领，问他，他也只神秘地学着孔子的口吻说：“吾多能鄙事。”

小宝来请教我的意见，这倒难了，两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曾是忠心不二的电灯泡，但朋友既然问起意见，我也只好实说：

“要说朋友，他这人是最好的朋友；要说丈夫，他倒未必是好丈夫，他这种人一向厚人薄己，要做他太太不容易，何况你们年龄相悬十七岁，你又一直要出国，你全家又都如此反对……”

真的，要家长不反对也难，四十多岁了，一文不名，人又不漂亮，同事传话，也只说他脾气偏执，何况那时候女孩子身价极高。 



从一切的理由看，跟杜公结婚是不合理性的——好在爱情不讲究理性，所以后来他们还是结婚了。奇怪的是小宝的母亲至终也投降了，并且还在小宝出国进修期间给他们带了两年孩子。

杜公不是那种怜香惜玉低声下气的男人，不过他做丈夫看来比想象中要好得多，他居然会烧菜、会拖地、会插个不知什么流的花，知道自己要有孩子，忍不住兴奋的叼念着：“唉，姓杜真讨厌，真不好取名字，什么好名字一加上杜字就弄反了。”

那么粗犷的人一旦柔情起来，令人看着不免心酸。 

他的女儿后来取名“杜可名”，出于“老子”，真是取得好。

他后来转职政大，我们就不常见面了，但小宝回国时，倒在我家吃了一顿饭，那天许多同事聚在一起，加上他家的孩子，我家的孩子——着实热闹了一场。事后想来，凡事都是一时机缘，事境一过，一切的热闹繁华便终究成空了。 



不久就听说他病了，一打听已经很不轻，肺中膈长癌，医生已放弃开刀，杜公是何等聪明的人，他立刻什么都明白了，倒是小宝，他一直不让她知道。我和另外二个女同事去看他，他已经黄瘦下来，还是热呼呼地弄了两张椅子要给我们坐，三个人推来让去都不坐，他一径坚持要我们坐。

“哎呀，”我说：“你真是要二椅杀三女呀！”

他笑了起来——他知道我用的是“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但能笑几次了呢？我也不过强颜欢笑罢了。

他仍在抽烟，我说别抽了吧！

“现在还戒什么？”他笑笑，“反正也来不及了。”

那时节是六月，病院外夏阳艳得不可逼视，暑假里我即将有旅美之行——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看他了。

后来我寄了一张探病卡，勉作豪语：

“等你病好了，咱们再煮酒论战。” 

写完，我伤心起来，我在撒谎，我知道旅美回来，迎我的将是一纸过期的讣闻。

旅美期间，有时竟会在异国的枕榻上惊醒，我梦见他了，我感到不详。

对于那些英年早逝弃我而去的朋友，我的情绪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愤怒！ 

正好像一群孩子，在广场上做游戏，大家才刚弄清楚游戏规则，才刚明白游戏的好玩之处，并且刚找好自己的那一伙，其中一人却不声不响地半局而退了，你一时怎能不愕然得手足无措，甚至觉得被什么人骗了一场似的愤怒！

满场的孩子仍在游戏，属于你的游伴却不见了！



九月返国，果真他已于八月十四日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孤女九岁，他在病榻上自拟得挽联是这样的：

“天道还好，国族必有前途，惟劫难方殷，先死亦佳，勉无深恶大罪，可以笑谢兹世；” 

“人间多苦，事功早摒奢望，已庸碌一生，幸存何益，忍抛孤嫠弱惜，未免愧对私心。” 

但写得尤好的则是代女儿挽父的白话联：

“爸爸说要陪我直到结婚生了娃娃，而今怎教我立刻无处追寻，你怎舍得这个女儿；” 

“女儿只有把对您那份孝敬都给妈妈，以后希望你梦中常来看顾，我好多喊几声爸爸。” 

读来五内翻涌，他真的有担当、有抱负、有才华的至情至性之人。 

也许因为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感觉上我几乎一直欺骗自己他还活着，尤其每有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我总想起他来，他那人读文章严苛万分，轻易不下一字褒语，能被他击节赞美一句，是令人快乐得要晕倒的事。

每有一句好笑话，也无端想起他来，原来这世上能跟你共同领略一个笑话的人竟如此难得。

每想起一次，就怅然久之，有时我自己也惊讶，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年也不见几面，何以他死了我会如此嗒然若失呢？我想起有一次看到一副对联，现在也记不真切，似乎是江兆申先生写的：

相见亦无事 

不来常思君 

真的，人与人之间有时候竟可以淡得十年不见，十年既见却又可以淡得相对无一语，即使相对应答又可以淡得没有一件可以称之为事情的事情，奇怪的是淡到如此无干无涉，却又可以是相知相重、生死不舍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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