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一篇:关于老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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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之前,一直在老村里生活,由奶奶、小叔带着,爸妈带着哥哥在镇上,周末会回来看我们。我们全村人都拥有一个姓,平常邻里街坊打招呼都是“二妮”“三婶子”“六爷爷”,名字变得不那么重要。关系远一点的,长辈叫小辈就喊小名,小辈喊长辈就在长辈的小名后面加个“叔”“伯”——“平叔”“刚子伯”。全村人共同拥有的姓平常是听不见的,除非夫妻俩打架了,女人会喊着男人的全名骂:“x立强!我xx你xx个xxx……”

我们家是坐北朝南的四间土坯房,最西边是单独的一间卧室,再往东三间分别是大炕屋(整个房间就是一个大炕)、堂屋、伙房(也叫饭屋,就是厨房)。门前是20平方左右的小院,院子西边是朝向村里小路的,没有围墙。那条路是条土路,一下雨就变得泥泞,低洼处会有积水。有个周末爸妈回来,给我买了一双紫色的雨鞋,高兴了好一阵子。

夏天太阳半落山的时候,我和奶奶、小叔就在院子里的短腿木桌上吃饭。小路上每走过一个村里的人,奶奶就要放下筷子打招呼,一顿饭要放四五次筷子,她从十五岁嫁给我爷爷就在这村子里没有出去过,村里的人她都认识。一直到我上三年级的时候,那条小路才铺上了柏油马路,再也不会有积水,村里骑车、骑摩托的方便多了,也有汽车经过了。

院子东南角是茅房,就是北方农村常见的旱厕,坑里的粪便积满的时候,就请个壮劳力用铁锹铲出来,弄到田里去。

家里没养猪,村里好多养猪的人家,是把猪圈和茅房连在一起的,大便和小便从坑里落下去,直接落到猪圈里成为食物——真真正正肥水不流外人田。有时候人刚在坑上面蹲下去,猪会在洞下面等着,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你低头一看,会看到白白的带着细毛茸的猪鼻子。哪怕知道猪是不可能拱上来的,我还是吓得排不出来,提上裤子转身跑开,习惯了人能够照常如厕。平常我在村里别人家玩着玩着,想上厕所了,会跑去家上,解决完再跑回来玩。——并不麻烦,村里就巴掌大的地方。

院子中间有一方三米长两米宽的地,冬天种些小葱、蒜头,夏天支起架子,架子上垂着丝瓜、黄瓜。这都是些不用怎么侍奉的蔬菜,一长就长很多,自家吃一些,让爸妈带回去一些,还吃不完的就送给左邻右舍,还能换些核桃、枣子回来。

有次表弟来玩,我们在丝瓜蔓下面吵了起来,我挥着拳头打青了他的头。比我高一截的他顿时嚎啕大哭,谁劝都止不住,最终奶奶把我一只心爱的弹簧秤玩具送了他才平息事端。

去年春节去表弟家给长辈拜年,也看看他两岁的闺女,在一只玩具箱里发现了那只土蓝色的弹簧秤,居然还有些弹性,也没怎么生锈。

有一次,刚结婚不久的姑姑和姑夫回来看奶奶,晚上就住在老屋最西边的卧室里,正巧那天哥哥也在家,和我睡在大炕上。第二天一早,哥哥把我拉到一边,说告诉我个秘密。天蒙蒙亮的时候他醒了,裹着被子从窗口往外看,正好看见高大的姑父到院子里倒夜壶,黄黄的液体“哗”一下直接浇在了嫩绿的小葱上。从此我们俩对那个人充满了敌意,现在姑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我和哥哥背后说起他都不愿意叫“姑父”或“程叔”,都是直接“程xx”。

奶奶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除了还没结婚的小叔,其他子女都去镇上安家或者嫁入外村了,家里没有壮劳动力,爷爷留下的十几亩地就都卖了。村子里有些果园,在各家的房前屋后也有些果树,按照村里不成文的规矩,乡里乡亲的,若是落到地上的果子,是可以拿起来带回自己家的,但是还在树上的果子就不能摘。

我小时候又馋又坏,可不管树下的、树上的,找一只长竹竿,朝着枣树上红灯笼密集的枝子敲一杆,大枣哗啦啦落一地,我把两个口袋塞得满满的回家去。想偷苹果、石榴就不行了,大果子是没法用竹竿往下打的,天生四肢不协调的我跟着表弟学了很久的爬树也没学会,只能想办法骗一个会爬树的小伙伴,我在树下望风,这样也能“偷”到大果子。

有次我去人家的地里偷胡萝卜,瞅准一颗缨子大的,就使劲刨土,那萝卜太粗了,我刨了半天只露出了小手指长一节红色的萝卜头,这时只听远处有人喊,“那是谁来……”。我吓得拔腿就跑,后面似乎还有吆喝声,我不管,一口气跑回家,奶奶问我“又去哪儿野了”?我一脸无辜状说“没有啊”。

我爷爷在村里辈分挺高,排行老四,他去世得早,村里人都恭恭敬敬喊我奶奶为“四奶奶”。第二天下午,萝卜地的主家就扛着半麻袋萝卜、地瓜放到了我家院子里,隔着窗户喊,“四奶奶你尝尝,尝尝吧,地里很多……”奶奶从屋里赶出来,看情形也猜到了八九成,瞟一眼旁边面红耳赤的我,冲人家又是道歉又是感谢,最后拿了好几只晒干的丝瓜瓤送给人带走了(可以当洗碗布用)。

我们村里吃胡萝卜都是当水果吃的,又细又短的最好吃,嫩嫩的橙黄色,用牙轻轻一咬就“咔嚓”断开来,又甜又脆。再大些就慢慢变红变硬了,没那么脆生,只有里面的芯甜一些,吃完一根累得腮帮子生疼。

地瓜一般是整个儿煮了、烤了,或者拿来煮粥的,在我心中和南瓜的地位差不多,但是比南瓜面、结实,没有那么甜得发腻。其实地瓜也能当水果生吃,但得是黄瓤的、流白汁的才甜、才脆,白瓤的不能生吃,咬一口涩得很,嚼几口都是渣渣,咽不下去。胡萝卜和地瓜都很好长,不用怎么管理就能“铺拉”一地。往外卖也都很便宜,村里吃不完又卖不掉的,就喂了牲口。后来去了县城,发现有胡萝卜馅的包子卖,发现饭店里有“拔丝地瓜”,这才知道同样的食物还有这么多种吃法,新奇了好一阵子。

老屋最东头是伙房,只南墙上开了一扇高窗,里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太清楚。奶奶常年在这间屋里做饭,到了70多岁眼睛视力却还是很好。伙房里很小,一边是土灶,一边是碗橱、水缸、咸菜坛子。土灶烧的是柴火,爸爸每周末回来,最重要的事就是劈柴。小叔也很能干,杀鸡杀鱼都很麻利,但是力气小劈不了柴。爸爸每次回家先给奶奶把柴劈够了,码得整整齐齐堆在院子角上,铺上硬塑料布,小木头块压好,以防下雨淋湿了。

灶上是一口直径一米的黑色大铁锅,煮稀饭、炒菜、熬粥、贴饼子都在里面做。有年冬天特别冷,院子里的大狼狗怕冻坏了,就弄到屋里过夜,狗链栓到门栓上。那只狼狗周身黄色,只有两只眼睛中间有一块黑斑,安静地俯在门边挺着脑袋看我们,偶尔“嗨喽嗨喽”地叫几声,我上去踢两脚,它就不叫了。

小叔用纸把窗户缝都糊上了,屋里铁炉子烧得旺旺的,奶奶贴了一锅黄得发亮的玉米面饼子,熬了一锅白色的、乳状的浆糊一样的酱。我拿起一只玉米面饼子,很暄软,咬一口咽下去后,嘴里还留着甜味。我把酱抹在饼子上吃,咸香的,有一点辣,里面应该还有些菜丁,具体是什么菜想不起来了。

那时还不知道有个叫黑泽明的说过“白天吃东西补益身体,晚上吃东西补益灵魂”,只感觉那咸香的酱和暄软的玉米饼子吃进肚子里,变成了一个小火炉,把整个冬天的寒气都赶跑了;那些粮食香味和酱香的其妙组合,那些不同种味道对味蕾的刺激,让五脏六腑踏实无比。长大后我又吃到过亮黄的玉米面饼子,但那种白色的酱大概是奶奶自己的秘方吧,如今奶奶走了,往味只能回味。

有一次周末哥哥回来,见到堂屋角上堆着的有地瓜,就吵着要吃烤地瓜。奶奶说,“这还不好办”。烧火前把三四个地瓜扔到灶里面去,不管它,用玉米瓤引火、拉风箱、加柴火,等饭做熟了、灶下熄了火,用一只铁钩子把地瓜一个一个拨拉出来。

奶奶做这一连串的事,我和哥哥就在旁边蹲着,盯着灶下的熊熊烈火,在煤和木炭中间辨识那几只地瓜。地瓜被拨拉出来的时候,冒着烟,通体焦黑,散发着一种淀粉特有的甜香味,这时候我们根本听不见奶奶说“烫嘴啊,吃完饭再吃”,求着奶奶给我们掰开。奶奶身材娇小但是一双手很大,布满青筋和皱皮,五个手指都伸不直,她拨弄着一只大个儿的地瓜在地上来回滚两下,等地瓜已经不冒烟了,就伸手拿起,一使劲掰成两半,黄白的瓤露出来,冒着白色的热气。我和哥哥一人一半倒换着左右手拿地瓜,嘴一碰中间黄白的瓤,立马给烫了回来,等到终于能下口了,三下五除二给干掉,两人两只手都黑乎乎的,腮帮子上也脏了。瞪着大眼互相看看,还没够,还要吃下一个……

我们家那儿的地瓜,大多数都是白瓤的,甜度不高,面面的。这几年吃的烤地瓜,黄瓤的居多,放在烤箱里烤,中等个头的一个小时就熟得直淌油,掰开,里面又软又甜,头两口觉得美味,吃多了就发腻了。

有个初夏的周末,爸妈又回来了,一家人吃了晚饭坐在院子里。爸爸点了一支烟,翘着二郎腿坐着,笑眯眯地对我说:“花生,我带你去县城吧,你该去上小学了。”我说,“哥哥呢?”爸爸说:“都去啊。”我说:“奶奶呢?”爸爸说:“奶奶不去,奶奶不离开村里。”我站起来,说:“哦,那我去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就走吧。”自己进屋把玩具收拾了一书包……

第二天一早,爸爸把我放在摩托的前面,他后面是我妈,再后面是哥哥,就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到了县城。

这以后的三四年里,每年春节都回老村过,过了正月十五再回县城,后来奶奶身体不好,也给爸爸接来县城了。再后来,我再也没回过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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