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香烟的愧疚_【一棵木香树】

临行时塞了4包香烟在双肩包中，两包万宝路ICEBALL，这自然是我习惯抽的。还有两包中华，因为我知道许多人...

临行时塞了4包香烟在双肩包中，两包万宝路ICE BALL，这自然是我习惯抽的。还有两包中华，因为我知道许多人不习惯我递的外烟。瞥见桌子上还有两包红双喜，拿起来，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老项在这个时候猛地跳到了我的脑海中。

叫了门口熟悉的黑车去火车站。时间刚刚好，还剩一个小时，正好够我不慌不忙地取票安检检票进站。我耷拉着脑袋坐在副驾驶，老朱新换了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做黑车生意，挂着上海牌照。我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窝在宽大的座位上。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老朱扯着，心里却在愤愤不平：跑黑车你用这么好的车，还拍到了上海牌照。我决定假寐会，我对老朱说：眯一会，到站了叫我。我想，老项既然硬生生地蹦出来了，那么就来吧。回忆对于打发时间来说有时真的是再好不过。

记忆如电影一幕幕，叙说却找不到起点。1999年的那个杂草丛生，视野空旷的大学我直到过了国庆节才去报到。东边大海吹过来咸咸的风，如苍蝇一般巨大的蚂蚁，在尘土飞扬里忙忙碌碌。一下子离开了熟悉的家乡，没有了父母的唠叨，没有了高中紧张的氛围，我突然在大把空闲的时间里不知所措。

每到新生入学季，校园里会多出许多社团的招新公告。在黑车上的那一刻我没有想起来我是怎样认识老项的，又怎样进入他的青鸟诗社社团的，直到刚才我在想，我肯定是在报名他的社团后才认识他的。可是我不明白，社团那么多人，在我看来他们每个人都文艺十足，都是那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半片云彩的那种人。而我，挥一挥衣袖，有鼻涕闪亮的痕迹。

该死的老项，为什么却选我做他的副社长？

后来，我的班长在他的文字里这样描写老项：“老项像个炼钢工人一样，脖子上挂个毛巾，很认真的读起诗歌，并让我们用各自的方言，轮流读同一首诗。这让我们的教室充满了快乐！”是的，大学里的老项是快乐的，也带我和我们很多快乐。老项因为和我的关系，便经常蹿到我们教室上自习。后来老项为了考研，就搬离了学校，在学校东边的山上租了一套房子安心复习。我去找过他两次，那个院子是那么的迷人，以至于我时常会在梦里梦见，独门独院的宅子，满是岁月雕蚀痕迹的厚重木门。门边的滴水檐下两丛菖蒲郁郁葱葱，院子里一棵孤独的大树，树下有石桌和椅。老项会把我迎进屋里，笑声里荡漾着他那苏北腔的普通话。我有时候怀疑，就他这样，中文系的普通话考级他到底是怎么通过的？老项的屋里简单整洁，满屋子里最多的自然是书。我有时候会挑一本，也不和他说话。一个宁静的午后悄然而过。

我多少有些恍惚梦境中的小院。直到我看了俞飞鸿的那部电影----《爱有来生》，那场景该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吧。茶凉了，我再给你续上吧。。。。。。

大学最后一年，我忙着实习找工作，忙得晕头转向。老项早我一届。他没有考上研究生，我毕业时他已经工作一年了。那是一份让我们好多人羡慕不已的工作。据说，他毕业就做到了县长秘书的职位。

再后来，我回到家乡所在的那个地级市。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和过去的日子好像一下子断裂开来。其间小孔过来看过我一次，满口脏话的开飞来找过我一次。至于老项，好久没了联系。再后来，单位老板在拖了我们一年工资后连人毛都不见。我背着行囊来到上海。在南通和我一起租房的大师兄也一起来到了上海。在上海我们还是一起租房，只是原来的一人一个房间变成了一人一张床。这样的日子平淡地过了一年，我挤着地铁每天朝九晚五，

拿着可怜的工资，交了房租就剩下口粮和交通费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老项的电话：“我从我老乡那里要到你的电话了，我来上海了，我们县在上海开龙虾节，你快来吃龙虾。”

老项他们县一直在上海开了两年龙虾节，每年他都来，每年我们都到外面的小餐馆搓一顿。我很是替他高兴，觉得他终于他踏上仕途了，往后肯定会更加一帆风顺了。

第三年的时候，老项还是来上海了。带着他的包裹，来到了我住的地方。他说他做得不开心，辞职了。我只是在心里诧异了下。我对他说，那就住下呗，慢慢找工作。老项和我挤一张床。三个男人住在一间一室户的房间里。每天和我们抽一样的红双喜。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在外地好像不怎么能买到上海的红双喜。老项呆了一个月，他有些愤愤不平：中文系的工作真的不好找。。。。。。老项决定要回去，县里谈了一个女朋友，每天只能在我的阳台隔空卿卿我我了，有些想念了。老项走的时候，我塞了他一包红双喜。又过了些时日，依旧平淡如水。老项有一天来电：”老唐，能不能给我寄一条红双喜？”

彼时正是月底，身上的工资早就见底了，那时也没有信用卡。我想，等着下个月的工资一发我就给他买了寄过去。等到8号发了工资，电话里老项跟我说，不要买了。我满心愧疚，一直到现在。

后来老项再没找工作，他潜心竟然考上了公务员。很顺利进入了杭州海关。他到海关工作的第二年我去杭州出差，老项给我开了很好的酒店。我们在外面的海鲜大排档喝到午夜两点，我提起那条香烟，满是愧疚。老项哈哈大笑，我那时是有点生气。不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前年，老项终于是科长了。

2015年，我脚受伤了，大半年没有收入了，杭州有两个小工程我想了想还是接吧，我总得要过日子。我租着拐杖去了杭州，给老项挂了个电话：“我来杭州啦。有两个装修的小活。”老项这下开心了：“我刚买了一套二手房，能不能让你的人给我改造一下？”有什么不能呢兄弟？我欠着你的愧疚呢。房子结束了，老项一直追着要付我改造的费用。我说不用了，我在这个城市过得觉得累的时候，我能不能去你那儿，你带我大排档吃到午夜两点？

老项说：你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