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浪而来 神兽千里现真身

这是发生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驾浪而来 神兽千里现真身》/原题   《北京》杂志/原载

文/张健

海上丝绸之路



这是发生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史书记载，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秋季的一天，一则重磅消息在明王朝的首都炸开了，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一名先遣人员报告，一个名叫榜葛剌的国家派遣使臣来华，跟随使者一起到来的还有一只“麒麟”。

“麒麟”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关于它的传说非常多，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只有当世间出现圣人时，麒麟才会下凡。在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在太平盛世才会出现的麒麟虽然被历代帝王视为一种祥瑞，但他们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它的真实面貌。可想而知，当永乐皇帝听说有人给自己进献麒麟的时候，该有多么高兴。

就在皇帝翘首以待时，榜葛剌使者牵着一只长相奇怪的动物进了首都，官员和百姓争相围观感慨：真是太像了！当时礼部官员上表请贺，尽管龙颜大悦的永乐皇帝免去请贺，但依然请了翰林院修撰沈度写下了一篇《瑞应麒麟颂》，并且命令宫廷画师将麒麟图像画下，将《瑞应麒麟颂》抄写在图上，于是有了《瑞应麒麟图》（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后来，出现了很多临摹版，其中清人陈璋临摹《瑞应麒麟图》而作的《榜葛剌进麒麟图》最为著名（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历史上的《瑞应麒麟图》虽留下多个摹本，但无论哪个版本，都让后人深感惊讶：画中的麒麟竟然是现代人所熟悉的长颈鹿。

长颈鹿，对于现代人来说并不陌生，长长的脖颈、修长的细腿、纤细的尾巴，优雅的步伐、显耀的斑纹，使它们成为最负盛名的观赏动物，也被誉为“非洲五大兽”之一。

榜葛剌为何会把长颈鹿当成瑞兽麒麟献给永乐皇帝，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好奇不已。

榜葛剌正是现在的孟加拉国。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文献资料就有很明确的记载。宋代赵汝适所著的海外地理名著《诸藩志》记载，孟加拉被称为 “鹏茄罗”，到了明代，人们称其为榜葛剌，而在清代开始被叫做“孟加拉”。

据专家介绍，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使者就已经到过榜葛剌，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也曾经几次到达这个国家，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的团队沿途路过的那些小国，往往会派遣使者带着奇珍异宝随船队一起回航，向明朝的皇帝朝贡，而榜葛剌正是其中的一个小国，它的使者第一次朝见永乐皇帝是在永乐六年，此后的几年里，榜葛剌的国王几乎每年都会派遣使者来中国朝贡。

永乐十年，榜葛剌的使者带来一则消息，说他们的国王不幸去世，听闻此事后，永乐皇帝立刻派使团去榜葛剌祭祀故去的国王，正是为了表达对明王朝的感谢，榜葛剌的新国王派遣使者向永乐皇帝献上了中国人非常喜欢的瑞兽麒麟。



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早在周代的典籍当中就有记载。《礼记》中将“麟、凤、龟、龙”称作“四灵”，其中更对麒麟有着特别的崇拜，将它视为“四灵之首，百兽之先”。《尔雅》中对麒麟的解释是“麋身，牛尾，一角”。《说苑》中的解释是“麋身一角，圆顶牛尾”。除此之外，众多古代文献典籍中对麒麟都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单单身体部分，有的说像麋鹿，有的说像马，有的说像獐。无论如何，麒麟始终出现在中国古时人们的想象中。

麒麟作为艺术形象首先出现在早期陵墓的石刻上，至迟到秦汉时期，麒麟作为仁兽在陵墓装饰中常常被应用。汉代画像砖上的麒麟与鹿非常相似，头生一角，角上还有圆球或者三角状的描绘，可能是用来表示麒麟的角为肉角。有人认为麒麟这样的形象与两汉时期对外交流中，来自西亚等处异域动物有很大关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麒麟的形象更加丰富，甚至有些麒麟身上增加了双翼，刻画了莲花纹，与此时佛教盛行等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关。唐代的麒麟尽管少用于陵墓，但在其他建筑，甚至官服上都被引用起来。

古人喜爱麒麟，是与传说中赋予在它身上的优秀品质分不开的。古时人们称它为“仁兽”，在《说苑》中曾这样解释：“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后践，位平然而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质文也，幽问循循如也”，体现了麒麟的仁厚气质和谦谦风度。而对统治者而言，麒麟的出现代表着天下一统，太平盛世的祥瑞，因此更给了它以倍加推崇的地位。在民间，更将麒麟看作家族兴旺，子孙贤良的象征，麒麟送子的说法就是真实的写照。

宋朝时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让很多更远的动物出现在史籍记载中。南宋人赵汝适《诸蕃志》中记载了一个叫作“弼琶啰国”有一种叫作“徂蜡”的动物，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肤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皮厚一寸。其实这里的“徂蜡”是阿拉伯语“zarafa”的变音，意思是长颈鹿，这里的弼琶啰国相当于今天的非洲索马里沿岸，据法国学者费琅考订，麒麟是索马里语“giri”对音，即“giraffe”，发音很像麒麟。于是，人们开始便把麒麟与长颈鹿对应起来了。

麒麟能够真实地站在中国人的面前，与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有关，更与一位敢于冒险的航海家有关。这位皇帝就是现代人们所熟悉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而这位航海家正是七下西洋的郑和。明朝初期的海上活动，有人说是为了寻找失踪的明惠帝，也有人说是为了向天下诸邦宣誓大明王朝的国威，也有人说是了搜求那些在中国不曾见到的奇珍异宝，自然象征太平盛世的麒麟也就成为了重点的搜求对象。但不管怎样，自郑和下西洋起，麒麟开始进入中国。郑和自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出使西洋，促成了榜葛剌的年年入贡。但这次当榜葛剌使臣来华入贡麒麟时，郑和正在第四次下西洋途中，因此，这只来华的瑞兽可能与郑和无直接关系。千百年来，人们对这只原产非洲的“麒麟”怎么会到榜葛剌，又怎样千里迢迢被运送到中国皇帝的面前却一直困惑不解。

史籍记载，榜葛剌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它就在恒河的出海口。中国人去印度，甚至去西亚、霍尔木兹海峡有两条航线，一条航线是通过斯里兰卡直接通往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条是先到东印度的榜葛剌，然后再沿着印度半岛到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榜葛剌在中国跟西亚交通贸易的这条航线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人推测，榜葛剌国王进献的这只长颈鹿应该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苏丹送给榜葛剌国王赛弗丁的礼物，后来转送给永乐皇帝的。

榜葛剌的国王先通过海上贸易，随阿拉伯船运来长颈鹿。当时阿拉伯人掌控东西海上贸易，他们的单桅三角帆船称雄于世。据记载，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半岛和索马里的马匹输往印度，又将缅甸和斯里兰卡的大象运往印度，因此，单桅三角帆船完全可以载运长颈鹿。



《瑞应麒麟图》中麒麟本为长颈鹿

对榜葛剌国王把长颈鹿当成麒麟献给皇帝的原因，专家有两种猜测。一种猜测认为，也许是榜葛剌的使者年年都来中国朝贡，发现中国人非常重视麒麟，便从非洲买来长颈鹿，将它当作麒麟进贡给永乐皇帝。而另外一种猜测则认为，是中国人在下西洋的时候，发现长颈鹿长得很像传说中的麒麟，于是告诉了榜葛剌的国王，国王才决定用长颈鹿作为贡品。而不论历史的真相如何，这都体现了明朝与海外的频繁交往。

就在榜葛剌首次贡献麒麟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十三年（1415年），一只来自麻林国的麒麟和天马、神鹿及其他异兽一同运抵中国，引起轰动，不止满朝大臣上文表贺，就连见过大世面的永乐皇帝朱棣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亲自走出南京都城的奉天门，去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当时的场面极为壮观，跪拜的人群、雷动的呼声，让在场的人们都震撼不已，连一再反对郑和下西洋的大臣夏元吉也留下了《麒麟赋》。

“麒麟”第三次来到中国是出现在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之后，有两处宣德年间的刻石记载：“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这里所说的阿丹国并不在非洲，而是今天的也门一带，由于其地理位置与东非毗邻，想来获取长颈鹿也并不是难事的。

除此之外，在郑和第六次和第七次下西洋中，都有曾经购买长颈鹿的记载，以作为朝贡讨好皇帝。但无奈的是，一来，路途遥远，海路颠簸，有的长颈鹿可能没有来到中国便已病死在船上；二来，即便是来到中国，由于远离了东非草原的气候，能否适应此地水土也很难意料。

随着郑和去世，明朝政府对大规模海禁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大明王朝浩浩荡荡的船队渐渐退出了海上贸易，沿途国家来华进贡的次数和珍宝也少了很多。到了明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榜葛剌再次进贡麒麟，成为明朝最后一只来到中国的长颈鹿，甚至此后在中国古代正史中难见它的史料。尽管如此，麒麟的形象却依然为明清时期所使用，比如，明朝时赏赐给官员的衣服上，公、侯、驸马、伯会用麒麟来装饰，到了清朝时，一品武官胸前的补子绣以麒麟。据史料记载，榜葛剌曾经两次给明朝的皇帝进献麒麟，一次是在公元1414年，而另一次则是在公元1438年，此后，这个小国再也没有出现在明朝的史书上，这究竟是为什么？而榜葛剌与明朝的往来，有没有就此中断，一直以来人们十分好奇。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防止沿海的军阀余党和海盗滋扰，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并且限制外国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而永乐和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则打破了这则禁令。在此期间，许多海外国家都来中国进行朝贡，榜葛剌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郑和下西洋之后，海禁又渐渐恢复，明朝的中央政府也不再派海船出海。因此，到了公元1438年，也就是明朝正统三年，榜葛剌第二次献麒麟之后就不再来中国朝贡了。由于没有史料记载，很多人都以为榜葛剌从此之后断绝了与明朝的往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1964年，在中国广州考古人员却从一座明朝墓葬中发掘出了两枚榜葛剌的银币。

原来，这座墓葬的主人是一位名叫韦眷的太监。在明朝成化和弘治年间，韦眷曾经担任广州提举舶司使。在古代，广州的对外贸易非常兴盛，素有“天子南库”的美称，民间甚至有一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而韦眷显然没有放过这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据史料记载，他在担任市舶司使的时候，经常克扣外国商人，或者向他们索取贿赂，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榜葛剌银币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这种银币有专门的名称，叫作“唐加”。在现代的孟加拉国，其货币的名称仍然被称为“唐加”或“汤加”。这两枚榜葛剌银币铸造于公元1459年，而中国古代的史籍对榜葛剌的记载却非常少，在现有的资料记载中，除了榜葛剌国王向永乐皇帝朱棣贡献麒麟以外，有实物能证明古代中国与孟加拉国友好往来只有出土于韦眷墓葬中的这两枚银币，因此其历史意义非比寻常。

明成化至弘治年间，距离榜葛剌最后一次贡献麒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因此，这两枚银币充分证明，即使在正统三年之后，虽然榜葛剌已经不再来中国进行朝贡，但在民间，两国仍然有着比较频繁的贸易往来。而除了两枚榜葛剌银币之外，韦眷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枚威尼斯的银币，这同样引起了专家们的重视。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论证，威尼斯银币目前在世界上仅存两枚，一枚在威尼斯博物馆，一枚在中国广州博物馆，而且威尼斯博物馆馆藏的一枚也是中国广州本地的墓葬里面出土的。据记载，威尼斯银币埋藏的那年，与铸造年代相差不到40年，即在当地铸造40年后在广州流通，可见，明代中国与欧洲交往之密切。

“麒麟”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祥瑞灵物，只有圣人出现，天下太平之时，方会现身，因此，“麒麟”被作为盛世的象征。榜葛剌进贡麒麟，在当时轰动了朝野，明朝大政治家杨士奇还写有应制诗赞颂，明内阁藏书目录中有群臣祝贺的“瑞应麒麟诗”16册，可以反映当时的盛况。明人沈度所绘《瑞应麒麟颂并序》将“神兽海上来”的这一段历史故事铭刻其中并流传至今，这幅榜葛剌进麒麟图也因此成为中国和孟加拉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从明代乃至清代不同摹本的《瑞应麒麟图》和1964年广州韦眷墓葬出土的3枚珍贵外国银币，也为现代人还原了15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它们也证明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官方朝贡，还是民间贸易，中国与海外的交往一直都不曾中断过，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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