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们（上）/刘建宏
米卢、崔殷泽与中国足球的不解往事。...
编者按
《上半场》连载已近半程，本章《教练们》篇幅较长，为方便读者阅读，将分为上下两部分次更新。明天为大家送上《教练们（下）》，敬请关注。
米卢
二○○○年我刚刚从欧洲杯采访回来，就接到张斌一个通知，米卢让他的翻译虞惠贤约我俩一起见面，聊天吃饭。这多少让我有点意外。因为此前两任中国队的主教练戚务生和霍顿对《足球之夜》都很有意见，米卢刚来半年多，不至于对我们也有微词了吧，好在我也习惯了。既然约见，那就先见见再说。
在外交公寓边上的一个小饭馆里，我们见面了。米卢亲自下厨做了自己最喜欢的蔬菜沙拉，说不清是什么味道，估计是小时候他妈妈常做给他吃的，就是比较清淡。饭桌上也没有其他的硬菜，我记着好像就一条鱼算比较贵了。外国人请客，就是这么Hold住，米卢也不例外。
我一直比较警觉地观察米卢，他成为中国队主教练半年多了，我还没有真正地和他打过交道，外界关于他的种种传言不知真假，只有当面感受，才算心里有谱。
△博拉·米卢
米卢一路说下去，开始给我们灌输他的战术思想。到此时此刻，我才对他和我们见面的提议有了准确的判断，看起来他是要主动沟通。那顿饭大家聊得很愉快。临走时我把米卢给我们展示的一本书拿了回来，那是美国足协出的年鉴。里面有米卢执教美国国家队的详细记录，甚至还有一些球员和教练的回忆。
等十强赛结束，老米离开中国。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回忆这段开始。这就是老米的老练之处，他知道中央电视台是中国最大的媒体，更知道《足球之夜》的影响力，所以他主动接触，积极进攻，用他的理念影响我们，改变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把我们变成他的盟友。
我也有我的考虑。《足球之夜》要想继续保持自己在业内的影响力，除了我们的新闻态度，更需要专业素养。既然老米这么主动，我干脆顺水推舟，邀请老米来《足球之夜》给我们的编导们讲课。他犹豫了片刻，说不能录像，也不能对外宣传，我立刻答应。
米卢如期而至，我则是早就组织好了编辑、记者，虚席以待。我们给米卢准备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联赛进球集锦，请他结合实战来给编导们讲一堂战术课。我记忆尤为深刻的是，当我们播放上海申花对北京国安的比赛，申花外援兰科维奇连过五人打进一球时，米卢叫停了我们的录像，马上结合比赛，告诉我们国安的防守队员都犯下了哪些错误，才让兰科维奇打进了这样的一个球。说到兴起，老米站起身来，要了一个足球，和我在办公室里就现场操练起来。
那堂课客观地说，我受益匪浅，原来专业的足球教练看待足球，和我们这些记者、评论员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我们如果不能互相理解，到头来不仅仅是双方打成一锅粥，更会让观众看得糊里糊涂，不明就里。
可惜的是，这样的授课只进行了一次。虽然《足球之夜》的业务学习在二○○六年之前并没有停止过。而且，在公开场合米卢总会把自己封闭得很好，那些他不想讨论的话题总有办法绕过去。下面这篇文字，写于二○○○年十一月。
十一月一日下午，米卢如约来到中央电视台，成为了第一位走进《足球之夜》演播室的现任国家队主教练。
早在今年八月中韩对抗赛之前，我们曾经和米卢有过一次朋友式的会面，张斌和我提出了请他接受我们专访的要求。米卢没有直接拒绝，也没有坦然接受，而是非常“狡猾”地兜了一个圈子：对韩国队的比赛赢了，就去；输了，再说。这次亚洲杯，中国队的表现不错，特别是国内舆论对米卢相当有利，但也有一些问题亟待澄清，特别是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在他身上的疑点和热点相当多，需要他给大家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
果然，米卢刚刚落座，就急不可待地问我们是否准备了中韩之战的录像带，是否要涉及“升国旗、奏国歌”的问题。我告诉他，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你表明自己心迹的最好机会。对着画面，米卢告诉大家：“过多地谈论这类问题意义并不大，最重要的队员在奏国歌时手挽手、肩并肩这样的场面非常感人。我们应该把目光集中在这些积极的东西上，而不是球队以外。一般这个时候我都在休息室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比如中韩这样重要的比赛，我也需要冷静一下。中韩之战对我是多么重要，而我又非常希望在比赛开始之前能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和思路。”赛前调整思路——这和某些报纸登出的“米卢赛前有寻找灵感和独自祈祷习惯”的报道几乎吻合。
我注意到米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手一直动个不停，我们的耳机成了他的道具。不过，在最后讲出这些话时，米卢的态度很诚恳，随后他还谈到不要总是注意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他在这里生活得不错，大家也很喜欢他。显然米卢已经不想让这个事件再扩大化，他的眼神告诉我们：该结束了，一切到此为止。
我们还想让米卢解释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他的训练方法。米卢这次没有回避，他坦白地说，在这样的训练里包含了许多足球的因素。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队员的技术水平，而且可以锻炼他们的头脑，令参赛队员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充当裁判还可以告诉球员应该怎样处理同裁判的关系。接下去，侃侃而谈的米卢继续证明着自己“老江湖”的本色：
——很多人认为你成功是因为运气好，你怎么看？
我是从带墨西哥开始执教生涯的，当一个人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总是有好的运气伴随着他，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球队要有战斗力，如果你们要说我有运气的话，我也同意。
——明年冲击世界杯，不知道您对联赛或足协方面有什么具体建议？
在公开场合谈论不是太好，当然我会向足协提出我的个人意见，尽最大的可能做出好的安排……我们唯一需要的是时间，这才是最重要的。
——您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到自己非常孤独？
我在这儿并不孤独，当然我的家人不在，有时会觉得很孤单。
——通过亚洲杯给人感觉国脚们信心增强了？
简直是信心百倍，通过亚洲杯队员们感到只要有积极的精神、积极的态度，是能够踢好球的。
——明年世界杯预选赛我们的队员还有信心保持这种精神状态吗？
清醒地认识对手和自己，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这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只要有一种好的态度，再加上好的实力，我们是一定能打入世界杯的。
走出演播室以后，米卢悄悄地告诉我，“玩这种网球式足球，还没有人可以赢博拉。”
我问：“在墨西哥和美国时也是这样吗？”米卢耸耸肩，只说了半句话，“在墨西哥要难一些。”
我们送给米卢本届亚洲杯所有的比赛录像，他很兴奋，出门时他主动提走了那包录像。但是当我告诉他，我们还有许多关于沙特、伊朗的资料时，米卢又轻松地说，我们刚刚回来，能不能也让我们休息几天。
在米卢过马路时，一名出租汽车司机认出了他并伸出大拇指，看到这一切的他显得特别高兴，嘴里一直“瓦无、瓦无”地喊个不停，据说，这是他的口头禅，意思是“快点、继续”。
等到米卢的车子消失时，我突然想到忘了告诉他，根据我们的推算，今年五十六岁的他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是属猴的，不知他得知这个消息会怎么说。反正，在长达四十五分钟的采访里，他一直刻意而假装无意地回避着关于自己足球观的问题。他的翻译小虞也说，没有人能从他嘴里得到这些信息。但既然这也是他的习惯，就让我们慢慢适应吧。
米卢的亚洲杯打得不错。而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才是他真正的考验。
中国队的开局还不错，但球迷和外界似乎已经习惯了对中国足球的挑三拣四，各种批评和指责依旧纷至沓来。在中国队来到广州，准备又一场比赛的时候，我再次见到了老米。
这次见面是在他下榻的酒店房间内，米卢头发蓬乱，神情也失去了以往的欢乐，代之以急躁和焦虑。看上去他比我熟悉的那个一直强调快乐足球的米卢至少老了十岁。我提出能否接受一次采访，相当于和外界做一次有效沟通，让大家理解并继续支持国家队。老米拒绝了。
我不愿意强求，只是在离开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一旦他想接受我的采访，不论什么时候，我都可以马上开始。
我打车离开老米的酒店，脑子里还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压力会让他也如此反常。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米卢的翻译虞惠贤。他告诉我，米卢希望我现在就回去，他准备好接受采访了。
当我再次见到米卢的时候，他显然是洗了一个热水澡，又变得红光满面。当我们的摄像机布置好，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我看到，那个熟悉的米卢又回来了。
后来，我跟很多任的国家队以及中超球队的主教练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个故事。因为它让我看到了米卢超强的自我调整能力以及纠错能力。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应该陷入紧张情绪，进而可能失去一次利用强势媒体影响外界观点的机会的时候，他就像是在指挥一场比赛一样，发现问题，马上解决，决不拖延。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始终开放的姿态，也让老米在记者圈里拥有一大批支持者，当然反对者也大有人在。
客观地说，米卢之后，历任国家队主教练都不像他这样重视和记者的沟通，很多时候主教练们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似乎只要躲开了记者，就远离了是非，躲开了压力。殊不知外界常常因为这样的隔阂产生了奇怪的反应，因为大众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闻，既然没有准确来源，那么造造谣，生生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卡马乔。在我看来，他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的傲慢、自大以及封闭。他刚一上任，我在万达索菲特酒店就对他进行了专访。那个时候至少卡马乔的态度还算客气。后来，我专门宴请他和他的团队，在饭桌上，我才看到他真实的一面，对于我们谈论的中国足球现状他基本上没有兴趣。一顿饭下来，他似乎始终处在神游的状态。我可以理解，他来自西班牙，曾经效力过皇马，也曾经执教过那个伟大的球队，但他如果以为仅靠这些资历，就能轻易地玩转中国足球，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证明，他栽了一个大跟斗。在实事求是以及调查研究方面，卡马乔和米卢真的不能同日而语。
直到阿兰·佩兰的到来，才让我看到情况的改变。佩兰在这点上与米卢有相似之处，不回避媒体，也喜欢和中国记者交流，而且喜欢到处看比赛，尤其是中超。他的这种务实确实也让不断动荡、不断下滑的中国队总算稳住了阵脚。
回到米卢。
十强赛之前的老米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海东的炮轰事件更是让核心队员和他的矛盾完全爆发。这是《足球之夜》的一次无心为之的采访，不料却引来如此的轩然大波。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们的记者林晖去采访国家队，约了郝海东的采访，本以为这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孰料海东在我们的镜头前直抒胸臆，把对米卢的不满统统发泄了出来。林晖在机房编辑这些内容的时候，其他的编辑、记者不约而同地聚在他身后，大家的一致判断是，这个采访一旦播出，引来的震动一定难以估量。关于老米，此前的争论不少，可是毕竟很多球员的评价或者分析的引用都是匿名，这样的报道很难具备真实性，因而也就不会带来太大反响。这次不同，第一，这是一次面对面的电话采访，第二，播出这个采访的栏目叫《足球之夜》，当然最重要的是海东的表达。
哪怕我对老米的印象不错，哪怕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判断并不是非常清晰，但及时播出是一定的。作为制片人，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在《足球之夜》保持锐利的提问，不失去直面问题的勇气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在初始阶段，我们甚至有意识地保持和俱乐部、球员以及教练的距离，为的就是不失去自由表达的能力。
果然，郝海东的访谈掀起轩然大波。
但是老米却不为所动。面对媒体他还是按部就班地打他的太极拳。应该什么时候在公众面前有什么样的表现，这种功力米卢确实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米卢与郝海东
随后在广州的上任发布会上，老米提前穿好了中国队的队服，让所有记者眼前一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职业素养、包装意识以及公关能力都很弱，老米确实打破了常规。他在发布会上还兴之所至地突然携手中国足协官员马克坚一起站到了椅子上，给现场记者提供了更大的惊喜。第二天的报纸版面上，他是最耀眼的明星人物。
当然，米卢依旧难以捉摸，飘忽不定。我依旧在和他的交往里不断修正着对他的判断。
郝海东的炮轰，让老米日子更艰难。偏偏这个时候国家队又进入到一个低谷期。十强赛开始之前的上海四国赛上，国家队居然输给了此前已经被我们多次击败的朝鲜队。赛后，激进的上海球迷堵住体育场门口，高喊着国家队解散，米卢下课的口号。
据时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阎世铎事后跟我说，上海的比赛之后，上上下下对米卢都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到底是继续使用他，还是临阵换帅，阎世铎本人也陷入到困境之中，最后经过反复权衡，考虑到十强赛临近，考虑到米卢亚洲杯上的战绩，阎世铎还是做出了让米卢继续带队的决定。这和二○○八年奥运会开始之前我们的换帅之举恰好形成了鲜明对比。有时候行政管理部门越是无为而治，反而越能起到良好效果。把行政命令凌驾在业务之上的愚蠢做法，到头来只能害人害己。
米卢和国家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开始爆发，这已经是一段尽人皆知的历史，我不再赘述。只补充几个我印象深刻的小细节。
首战中国队打进第一个进球之后，老米忘情地庆贺，忘情地奔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青年时代。这也是我所见到的最释放的米卢。在我看来，老米深知这才是他最为重要的比赛，他要用这种彻底的激情鼓励球员，激发球队，让他们能够一往无前。这个时候的米卢没有任何掩饰，甚至还略微夸张了一点，但这可能恰恰也是自信心不足的中国队最需要的一种心理暗示。
△米卢在忘情的庆贺胜利
从二○○一年之后，金志扬指导也彻底改变了对米卢的看法。他尤其欣赏米卢快乐足球的提法，搞了一辈子足球的老帅从哲学高度和人生高度理解了快乐足球的意义。
[b]如果我是米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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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二○○一年十强赛期间）
我和米卢接触不多，但彼此还算熟悉。除了一次吃饭，三次专访，我还曾经到他的家里去过两次，再有就是请他来给我们栏目组的同事讲课。屈指算来，不过七次，但每次的感觉都不尽相同。
总的来说，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因为他是一个极端狡猾又极端自我的人，你很难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和控制他，加上语言的隔阂，总觉得和米卢无法实现那种很透明的沟通。不过，这样的感觉也不会妨碍我从专业的角度去理解他，然后是佩服他。
简单地做个统计，米卢从八十年代执教墨西哥开始，到今天，他亲自指挥的国际比赛差不多在三百场左右。这些比赛到底给他了一些什么，在本次十强赛开始之后，我们似乎隐隐地有所察觉。至少到现在米卢还没有在哪场比赛里表现得完全束手无策。在任何时候，他似乎都能够根据形势做出自己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总能被事实证明是及时和正确的。所谓米卢的神奇，其实指的就应该是这种熟练无误的应变。
可是在连胜两场之后，米卢在第三轮的排兵布阵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他刚刚再现的神奇光环马上又黯淡下去，我们情愿相信是球员的顽强和自信挽救了米卢。
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先想想，究竟是谁让中国队拥有了这样的变化，又是谁在恰到好处的关口派上了生力军实现了将比分扳平的目标。如果不是米卢给中国队留下了回旋的余地，也许我们就只能在下半时三十分钟之后毫无希望地等待失败了。已经有很多年了，只要我们落后，下半时三十分钟之前还不能追回比分的话，失败就将提前到来，而这次我们居然在最后时刻起死回生，这难道是球员们突然成熟了吗？在看到他们进步的同时，客观一点我们也应该承认米卢的功劳。那种比赛出了点变故就指责教练，总是纸上谈兵的做法实在是太无聊、太幼稚了。
实际上这次十强赛开始之后，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和中国队最后获得世界杯出线资格可以等量齐观的，就应该是米卢带给我们的足球思维。这是一种科学、严谨而又不失灵活的足球思维，是米卢积几十年足球经验总结出的一种智慧。它远非国内教练执教一百场甲A或者球迷、记者观赏几百场国际、国内比赛的经历可以比拟，不承认我们在经验和学识上的肤浅，就等于在坚持自己的无知和盲目。说得灰暗点，就算我们再次和世界杯失之交臂，如果能够学到一些米卢的“神奇”也可以算作收获不小。而假如我们总是封闭在自己的“伪科学”里，即便米卢带我们进了次世界杯，今后恐怕还会要栽跟斗。
我以为，和米卢沟通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假设为米卢，从米卢的角度去尽量理解他所做的各种决定，也许时间长了你总能感触到真正的米卢。也许你会说，这样的要求太不近人情，为什么是我们迁就他，而不是他迁就我们呢？答案很简单：米卢错的时候比我们要少，而我们对的时候比米卢少。
事实证明，米卢带领的国家队是过往几十年里最稳定的一支队伍。其中偶有波折，也属正常。记得有一场比赛，中国队的主力门将江津受伤，此时的米卢突然像豹子一样蹿了起来，根本不看江津的伤势，反正有队医和助理教练，他做的事是拿起一个足球，把替补席上的安琦叫起来，马上陪他热身。生怕安琦糊里糊涂地就上了场。想想看，那么关键的时刻，主教练负责的肯定是全局，但对于这种细节的注重，也应该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实，《足球之夜》在十强赛期间也发生了很多好玩的故事。
第一场比赛之前，我们对所有的采访报道细节都进行了全面的推演。为了完整地记录，我们的记者准备从国家队一出酒店，就进行跟踪拍摄。于是，车技最好的记者就改行做了司机，为了跟得上有警车护卫的国家队的大巴，他们逆行、强行超车，各种违法乱纪的事都干了，最惊险的是，他们一度还把车开到了马路牙子之上。居然还安全地赶到了赛场，一点没耽误后面的播出。
为了多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我们在五里河球场外面的高层居民住宅上特意架设了一个机位，算是对转播镜头最好的弥补，中国队击败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里，范志毅的任意球破门，那个高点镜头给了观众绝对震撼的体验。
就在中国队获胜就将出线的那场比赛之前，情况来了。我直播的间隙，看到手机上有负责高点机位的老吕的未接电话，拨回去，他说，平常上这个楼根本没有人管，但因为是特殊比赛，突然加设了警察。警察说什么也不让上去了。
此时，导播已经在耳机里催了，马上就是我的演播室环节，我只能匆忙挂断了电话。当镜头切回我在五里河体育场内包厢的演播室后，我如实地把刚刚遇到的情况对全国观众讲了一遍。当然，我使用了夸赞的口吻，沈阳的警察真敬业，今天的安全绝对有保障。连我们的记者都上不去高点了，恐怕也就飞鸟可以了吧。
又一个环节结束。老吕的情况未知，我做好了听天由命的打算。不料，下一个演播室休息的环节，老吕的电话又来了，“建宏，我上来了。”
事后，详细了解了情况后，我不禁莞尔。原来是沈阳市的公安局长在电视里刚好听到了我的说明，自己直接打电话给手下，吩咐说把央视《足球之夜》的记者放上去。
老吕在这个高点上记录了很多细节。当十强赛中国队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结束之后，心细的他特意拍下了五里河球场的照明灯一盏盏熄灭的全过程。后来，《东方时空》借我们的素材去使用，他们的记者特别佩服地说，《足球之夜》的特技做得真好，灯都能一盏盏地灭掉。我们听了哈哈大笑，其中满是一个优秀团队的自豪和骄傲。
[b]我的黑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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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办公桌旁挂着几套西装，那是专门为了做节目准备的，其中有一套很普通的黑色西装，把二○○一年的记忆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去年的十强赛之前，我们决定把演播室直接开设到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希望在第一现场为大家直播中国队的所有主场比赛，让大家更直观、更生动地感受那里的气氛。
第一场比赛从北京出发的那天，我简单计算了一下，仅我们《足球之夜》节目组就出动二十多人。大家搬机器、运行李，浩浩荡荡，好不热闹。到了机场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准备好的服装还丢在办公室里，好在离登机还有点时间，匆忙打回电话，让留守的同事专程送了一趟。
说实话，第一次操持这么大规模又如此复杂的赛事直播，我的心里一直很紧张，再加上即将到来的比赛对我们是那么重要，作为一个球迷难免会很兴奋，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的白天，我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的感受里。直播快要开始的时候，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张吉龙特意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虽然这只是一种礼节性的探望，虽然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我们和中国足协之间好像也一直很不默契，但是在大战来临之前，大家好像都变得兴奋、好胜。当我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时，我坚定地说：“这场我们一定拿下，二比○。”
“二比○”，张吉龙在重复着这个比分的同时，眼睛里露出了一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光芒。那样的目光你一生中可能只见到为数不多的几次。
中国队赢了。我也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心理暗示，似乎自己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和中国队今天的结果有着密切的又说不清的关系。于是我决定以后中国队的几个主场比赛我都穿这身，不再改变。
不仅不再改变，甚至我还决定连衬衣、领带也都维持原样，并且像球员那样连洗都不洗。
其实这个习惯并不是这次才养成的，记得小时候，每逢看中国队的比赛我都非常紧张，于是总喜欢变化各种看球的姿势，心里还莫名其妙地希望自己的某些感受能够和球队产生感应。如果中国队落后了，那我一定要换个姿势，因为我总认为是自己的姿势不对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如果中国队进球了，那即便刚才的姿势有多么不雅或多么不舒服，也要坚持着保持不变。
我不承认这是迷信，只是觉得那是一种良好的心愿，就像米卢的红T恤一样。所以每当我看到米卢手里拿着熨得整整齐齐的红T恤走出车门的时候，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叹：在这点上，原来这个老头和我们并没有不同。
从八月二十五日，一直到十月七日，我始终穿着那套西装，衬衣也前所未有地四十多天没洗过。直到中国队出线了，才拿到洗衣房。但以后的几个月我对那套服装都格外在意。我甚至有了这样的念头：四年之后，我在转播中国队比赛时，还得带上它。
好日子总是太短，就像人们说的，同样是一分钟，就要看你是坐在马桶上，还是在厕所外排队，感受完全不一样。
世界杯结束之后，米卢走了。
再次见面是二○○三年的女足世界杯。那年因为“非典”的原因，原定在中国的女足世界杯又被放在了美国。某一场现场解说之后，我接到了米卢的电话。他和我一样都在球场内，我们相约赛后一起见面，小坐片刻。
我们在球场边上找了一家墨西哥餐厅，随便点了点吃的，就开始进入正题，国奥队是米卢最关心的。因为他的助手，也是朋友——沈祥福是这个队的主教练。
我再次如实相告，我对前景依然不乐观。因为我们自己的教练员对于如何调节球员在大赛来临时刻的心理和情绪好像总是缺乏好的办法和应对。本来实力就不强的队伍，如果再因为心理影响到实战的发挥，还怎么可能有好的结果呢？
米卢没有对此发表任何看法，他只是不断地对我说，你应该支持沈祥福。而随后的比赛，印证了我的担心。
[b]怀念米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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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队将战胜叙利亚，如果连这样一支真正的亚洲二流队伍都打不过，我们也就别指望“黄金一代”有什么大的作为。我也始终没有真正地对这支中国队放心过，因为“临阵紧张”就像“习惯性头疼”一样，一直是我们各级国家队的痼疾，当然女足除外。
看过昨天的比赛之后，我开始怀念米卢。因为好像只有他带的那支国家队是一个正常的国家队，平时什么样，比赛时大致还是什么样，基本上不走形，不变态。
我们得的是什么病，其实大家都清楚，但只有高明的医生才能药到病除，即便不能除根，也能保证它短时间内不会发作。可惜，现在的问题是着急的人多，解决问题的人却无处可觅。丁阿姨不过是我们请来安慰自己的诊断医生，她和别人一样能够看出问题所在，她不同于别人的是还可以说出这个病的出处、病理，甚至还能够从理论上提示我们如何疗治。但是，我们不能指望着丁阿姨让国奥队变成一个心理健康的球队，道理很简单，我们的教练组才是真正的心理按摩师，他们更应该懂得怎么在日常训练和比赛里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看着我们的队员步履沉重地比赛，面无表情地拼抢，心情急切地盼望比赛结束，平素很有创造力的王欣新在场上像是梦游，在甲A游刃有余的阎嵩很难施展自己的凌波微步，以我们平日对他们的了解来看，他们连六七成的水平都没有发挥出来。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老病又犯了，并且我们还没有有效的办法。幸亏对手只不过是一支二流队伍，还没有能力抓住我们的破绽。只是到了未来的决赛阶段，如果我们还是因为心情紧张而自损实力的话，我们就很难看到十六年后，中国足球重返奥运舞台。
此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米卢的灵丹妙药。只有保证了水平的正常发挥，我们才不至于总是留下太多的遗憾。
想想两年前，面对各种怀疑和指责的米卢是何等神闲气定，即便后来他的贴身翻译小虞也透露了米卢心情焦躁的时候，对他大发雷霆的细节，但米卢不会把自己的消极情绪带给球员，相反他总是用积极的、乐观的态度感染大家。
在十强赛上，中国队没有过超水平发挥，但却总能保证发挥出八九成的样子。有了这些，我们在亚洲就有了竞争力，有了这些，有些看似不是机会的机会也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你完全可以指责米卢是个江湖骗子，根本没有提高我们的水平，但功利点讲，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战术大师，有个“偏方治大病”的游医已经足够。
昨天的比赛，中国队里还是有两个人表现得相当不错，一个是独进两球的队长杜威，另一个是门将安琦。他们不仅保证了中国队拿到了还算理想的净胜球，还确保我们的城门稳固。这同样是我们打客场的重要资本。
提到这些，我们不得不再次感谢米卢。如果不是他在一年前把杜、安二人带到世界杯上，我们也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有今天的这份不同他人的成熟。早在一年前，米卢就给我们的今天存下了一笔定期存款，等待着中国足球到时支取。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被世界杯上的三场失利搞乱了方寸，把米卢“为了明天”的说法当作了失败的托词，而忘了这正是他对中国足球未来的投资。
也许我们很需要名牌医院的名牌医生，但今天我们更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医生，哪怕他只是一个米卢一样的赤脚医生。
从米卢正式离开，在美国是第一次见面，随后我们在葡萄牙的欧洲杯、德国的中国德国足球热身赛、二○○六年的德国世界杯，一直到二○○七年的马来西亚亚洲杯等地方，不断地见面。二○○七年，米卢特意来到吉隆坡，很显然他不希望中国足球忘记他这样的一个朋友。但我们的国家队却是完全另外一个态度。他们居然明确禁止球员和米卢接触，这样的规定离奇而不通情理。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封闭和畸形的一面。
二○一一年，又是亚洲杯，米卢已经在多哈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中国队依旧对自己昔日的主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米卢和我照旧进行着我们的约会和讨论。某一个晚上，他带我来到一个阿拉伯风情极为浓郁的茶馆，在那里，忘记了因为什么话题，扯到了中国队的定位球攻防。兴致来了的米卢，随便抓起一张纸，就开始了对当年他那支国家队定位球的描述。范志毅在哪里、李玮峰在哪里，什么时候是前点，什么时候是后点，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种感动。要知道，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这些回忆还满满地装在他的头脑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接受采访的时候，只要谈起中国，米卢都会说那是对他极为特殊的一个地方。我知道，这不是假话，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只是，多疑的中国足球一直把他排斥在外。
对米卢，这很不公平。
崔殷泽
一九九七年，韩国人崔殷泽应延边队邀请来到中国执教，那一年他带领的延边敖东队获得了联赛第四的好成绩。一九九八年，他因为成绩不佳而下课。虽然他来中国的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二○○七年，当听说崔教授因病辞世之后，我写下了一篇悼念文字。
[b]天国里应该有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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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像鞭子，我像陀螺。每天只要走进办公室，我的节奏就不由我控制。今天也是一样，推开屋门的那一刻，工作就像夏天的湿热空气扑面而来。在处理各种烦琐事务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同事说，崔殷泽去世了。这个消息于我似乎并不突然，因为早就听说崔教授检查出了癌症，有去韩国见过他的同事回来后也告诉过我，他的情况不是很好。
然而，这一天无论我在忙什么，似乎都觉得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下午审看《足球三国》的片子，关于韩国的一集说的是李章洙，看着监视器里那个熟悉的韩国男人的面孔，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却总是浮现出另外一个形象，这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崔教授的离去让我真的难以释怀。
晚上接到长春朋友杨波打来的电话，和我说到的也还是这个事情。他告诉我，已经写了一些和老头（杨波是足记圈子里资格很老的一个，他当年供职延吉某报社，是吉林延边足球的记录者，他习惯把崔教授叫作老头）交往的故事。在内心里酝酿了将近一天的情绪终于发散开来。那个有些模糊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那些尘封的记忆也逐渐连贯起来，我的手忍不住放到了键盘上。
在世界的这一端，我要用一点文字向那个驾鹤西去的老者挥手致敬。
第一次见到崔教授是一九九七年初的海埂。崔教授是当时他的助手秋鸣对他的称呼，被我沿用下来。那时，甲A里的外籍教练还不多，崔殷泽正是凤毛麟角。出现在我摄像机视野里的他温和安静，连带着整个敖东队的训练也显得很平和，三十多人的场地里似乎听不到什么杂乱的声音。我询问他对中国足协体能测试的意见，他很不以为然，不过即便是批评的词语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也不显得刺激和犀利。后来我听说，他为了保证球队既能通过足协的测试，同时也按照自己的思路备战，动了不少脑筋。其中的一项练习是在球场两个禁区线上摆好足球，让队员从一侧先做若干俯卧撑，然后再全力冲刺到另一侧完成射门。崔教授对此的解释是，足球比赛的场地就这么大，让一个队员冲刺七八十米后还能完成有力的射门，这样的训练和实战是最接近的。我还听说，在海埂他的训练也很被足协派去的官员肯定，有些俱乐部的教练还特意跑到延边队那边观摩。第二次再见到他是在我的家乡石家庄。一九九七年的联赛已经进行到第五轮，八一队的主场设在石家庄，延边敖东队客场作战。此前他们还没有获得过比赛的胜利，对于满心希望能够改变延边足球形象的崔教授来说压力可想而知。那场比赛他们赢了，二比○的比分还不能说明一切，从场面上讲，他们不仅有绝对的优势，而且球也踢得很漂亮，套用现在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球踢得有内容。
△崔殷泽旧照
这样的比赛也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接下来，我主动请命又去了延吉，那也是我第一次去这个足球之乡。这轮他们的对手换成了施拉普那执教的前卫寰岛，队伍里有高峰、姜峰、徐涛这样的大腕。我记得比赛开始前，我遇到了徐涛，他是当时寰岛队的守门员兼教练。我告诉他，现在的延边队不能小视，他笑着说，那就场上见吧。
延边队又赢了。
赛后，他们队员齐刷刷地跑到教授面前鞠躬致意，老人非常谦恭又不失风度地接受了这样的礼节。场外的球迷也报以最热烈的欢呼和掌声。那一刻一定是延边足球一个美好的回忆，而且这样的回忆也才只是个开始。
一九九七赛季，延边队打得生猛，让其他球队为之胆寒，就是当年的霸主大连万达也没有从他们身上占到太多便宜，赛季结束的时候他们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这也应该是延边足球在职业联赛里的最好成绩。
和寰岛队比赛后的第二天，我又在俱乐部门口见到了崔教授。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和翻译是步行来俱乐部的，途中他还遇到了几个认出他的球迷，包括两个老妇人，他都频频鞠躬示意，这一切都让我这个刚开始足球记者生涯的年轻人震动不已。
那时候，在延边队场边观看他们训练的球迷也有上千人，比现在有些中超比赛的观众还多。当老人出现在训练场上的时候，球迷报之以最热烈的掌声。然而老人依旧非常平静，他近乎安详地指挥着球队热身、对抗。足球对于他，仿佛是唯一的关注点，此外的一切都好像不存在。不以物喜，我不由得想到了古人的这句话。
当然，这只是半句格言。格言的下半句，我要到一年后才又一次从他身上感悟到。那是一九九八年的联赛，还是在石家庄。这次由于延边队成绩不够理想，老人被中途解职。当他就要离开球队的时候，在酒店大堂我又一次见到他。花白的头发依然一丝不苟，平和的表情还是那么平和。他冲我微微屈身致意，缓缓走出前门，望着那个安详的背影，我心头涌起的是格言的后半句，不以己悲。
我的摄像机记录了他登上中巴离开的镜头，那是他和中国足球的一次暂别。
以后他又多次来过中国，为了中国足球，他抱病依然孜孜以求。遗憾的是，后来我再没有了和他近距离的接触。
算起来我和他接触的次数不算多，采访和交流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几个小时。但在我的心里他始终是个谦和的长者，智慧的足球人。在喧闹迷乱的中国足球里，他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静和坚定。在和他有限的接触里，他向我传递了很多足球知识，但我坚持认为他人格的感染才是他对我最大的影响。
其实，受到他恩泽的人大有人在。他把高仲勋改造成了一个前场自由人，让这个老将重新焕发了活力，他把黄东春塑造成了优秀的射手，在他之前和之后，黄东春都没有更出色的表现。他让小胖子玄春浩减肥成功，并且成为了一员中场悍将。他让黄庆良成为了甲A里最出色的盯人后卫。最重要的是，他成为了第一个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外籍教练，让我们感受到了先进足球理念对中国足球的重要性。
今天，当我们得知他仙逝的消息，我心中暗自发问，是不是在中国的许多角落，很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祭奠他，怀念他，为他祈祷，为他祝福。
我的姥爷去世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唯一世界，冥冥之中一定应该有另外的空间，它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堂。当我的姥娘去世的时候，我坚定地相信，天堂是存在的。因为我经常能够感觉到他们在天堂里注视我的眼光。
今天，我相信，崔教授一定已经进入这个天堂，那里一定也有足球，也有鲜花，有掌声。
△崔教授与吉林敖东队员
[b]那是一位可敬的韩国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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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二月七日。
崔殷泽走了，那是一位可敬的韩国老人。
在这个冬天，在韩国的首尔，他孤单地离去，把光环和牵挂永远留在了中国。
昨天晚上，贺文告诉我老人离去的消息时，我知道这已是迟来的消息，打开网站时，“崔殷泽因病逝世 享年六十九岁 曾缔造延边足球甲A神话”的标题下已经有近千个缅怀老人的帖子贴上来，并且数量还在快速地飙升。高珲告诉我，老人的葬礼今天将在韩国的首尔举行，因为签证的问题，他们已无法赶赴韩国。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多，老人那慈祥的微笑也一直在心头萦绕，就好像在昨天。那是一位可敬的老人，一个永远值得中国足球和中国球迷敬重的老人。
老人来中国执教时，其身份是韩国汉阳大学教授，直至他离去时，他更多时候的身份仍然是教授。身上透着浓浓的学者气息，知礼而谦逊。他平常总穿着笔挺的西装，他说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你与他打招呼时，他总是微微地欠下身与你说“你好”，一点也没有大牌教练的架子。从他来中国的第一次晚宴到最后依依不舍离开中国，他始终没有把我当作一个记者和晚辈来看待，而是当作朋友。二○○○年，我邀请他来长春时，他非常高兴，说别的要求没有，最重要的是要有好酒。老人平常最大的爱好就是喝中国的酒，而且很有量，当时延边队的球员去韩国训练时都要给老人带来一两瓶好酒，他很懂中国的白酒，并只喝茅台。记得当天的晚宴他心情特好，没有点茅台，而是例外点了酒鬼，喝完一瓶时，他很不好意思地问，再来一瓶行吗，那晚他自己就喝了一瓶多。那时的他还没有查出胃癌，还想在另一领域里实现他的理想。
二○○二年，我去韩国采访世界杯时，老人当时说你来之后打电话，我会在韩国接待你。但那时他已经被查出胃癌早期，做了第一次手术，人已经瘦得不行了。到后来的第二次手术，他的胃已经被切除了三分之二，一个人与病魔抗争着。在韩国孤单一人的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去了美国，因为他有一个女儿在美国，那是他至亲至爱的人。那时的他很想中国，一个他战斗过的地方，他对中国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感情。他始终说他和延边足球有缘、和中国足球有缘、和中国球迷有缘。他热爱这个国度，他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评给他的“荣誉市民”称号很看重，他回国时总会和朋友谈起。这种感情在后来他致中国球迷的公开信中最能体现出来：“一九九七年，这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永远不能忘怀的一年。这一年给了我在人的一生之中不可多得的光荣和自豪。我深知，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六旬老者来说，这样的光荣和自豪恐怕是不会再有了。况且，给予我这样的光荣和自豪的，不是生我养我的国度，而是异国他乡——延边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国。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就禁不住感慨万千，心潮澎湃，从而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中国，是在我一生中给我留下最美好回忆、令我感激不尽的国度。”
今天，老人的葬礼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将是老人作为教授的最后一堂课，也是老人作为教练执教的最后一场足球赛。
（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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