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只是我们的幻想?

 

一个真正持久的强大国家不可能建立在如此基础之上,当年的大英帝国不是,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是。...



拉克·奥巴马将在几个月后卸任美国第44任总统,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国家的领袖,8年任期恰逢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无疑将在历史上留下清晰的印记。

而对于中国人而言,结束于2016年6月7日的第八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许是我们与这位总统中国政策的最后碰撞。

奥巴马上任之初,便在中美两国最高元首会晤上,确定了这一每年一次的、颇高规模的、全方位的两国政策协调,主要由双方最高外交与经济内阁成员所主导。

当时正值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轰轰烈烈展开经济刺激计划,很多人因此颇为兴奋,将其视为中国实力跃居于新的高度、并将最终超越美国的一大证据。这些人仿照G7,将中美称之为G2,甚至有人将两国形容为“中美国”,给人一种大有已经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联手统治世界的态势。

然而当奥巴马任内最后一届中美对话结束之时,我们却很难看到,在这过去的8年里,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以产生的、对双方和世界产生实质性变革的记忆有哪些。

就外交而言,对话的重点仍然聚焦于朝台藏疆、东海南海,这些绝大多数实际上都被中国视为内部事务;就经济而言,对话主要事项却是在金融危机后,美国从各个方面督促中国继续经济改革,开展结构调整。

这无疑十分落寞。但其实并不奇怪,那些幻想G2的人所忽略的是,今天的中国尚且称不上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外交战略可以实施的空间仍十分有限。而在所有的瓜葛之中,中国与美国这个世界最为重要的利益交集,仍然集中于经济。

更让人感到压抑的是,即便是最为突出的经济发展优势,似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瓶颈。

2015年,以美元计价的中国GDP大约是美国的60%,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乏力与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在可以预测的时期内,这也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可以达到的峰值。

然而这一峰值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神奇,它甚至没有达到日本曾有的高度。在泡沫经济最高潮之时,日本GDP曾经达到过美国GDP的70%;苏联的计划经济统计方式差异太大,但即使在70年代其巅峰之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相信其产出不会超过彼时美国的70%。

很不幸的是,不论是苏联还是日本,最终都未能与美国组成G2。与苏联、日本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达到峰值时其实要虚弱的多:只有美国人均GDP的七分之一。更不要论社会制度与政治文明的发育程度了。

况且中国目前仍面着国际经济结构与国内经济结构双失衡的严峻考验。

失衡的国际经济
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里,自由贸易大部分时间是国际经济的基调,自然难免产生贸易顺差与赤字。然而类似近20年如此大规模、如此长时间的贸易失衡却是前所未见的,特别是仍然贫穷的国家高强度的储蓄、大规模的制造,并将其一大部分储蓄借与富裕国家购买其产品进行透支消费,换回数量非常巨大的有价债券、股票等金融产品。

换言之,在这个巨大的天平两端,一端是美国,另一端为东亚国家。个中的诡异之处在于,在这十多年中里,双方似乎都觉得从这种极度失衡模式中都获利良多,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为止。

美国在1990年之后长达20多年中,长期处于大额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是贸易赤字)的状态,最高时曾经占到gdp的7%。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噩梦。

一般而言,长期的贸易赤字会引起比较负面的连锁反应,几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以此为肇始。近几十年间拉美国家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都由国际收支危机所引发,为了维持国际收支稳定,需要不断举债以支付超额的进口,一旦外国投资者停止借款,本国将不得不对部分债务违约,并伴随着资本外流、本国货币大幅贬值以及消费萎缩。

尽管二战之后的70年中,美国绝大多数都处于经常项目赤字的状态之下,却从未由此引发南美式的经济危机,其关键便在于作为二战后“美国治下和平”主导者,美国拥有一种特别的出口项目,包括美元、美债、股票等在内的美国金融资产。

作为二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柱,美国共出现过三轮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第一轮主要是二战后欧洲国家的复兴,第二轮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脱钩后80年代日本的经济奇迹,而第三轮则主要是90年代后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欧洲与日本都先后通过货币升值和经济结构调整,基本上校正了前两轮国际经济的失衡。然而主要由东亚新兴经济体所引发的第三轮国际贸易失衡,却未能通过主动的经济改革避免危机的发生。

在2008年经融危机前的几年内,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接近GDP的7%,达到了8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与当年韩国的GDP总量相差无几。而作为最主要的顺差国,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曾经占到了GDP的11%,这对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几乎是一个神话般的数字。

对于一个非发达国家而言,如此大规模的顺差无益于通过压低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来补贴整个发达世界,数量异常巨大的、由欧美日国家金融产品所组成的外汇储备,短期内除了极大的推高国内通货膨胀之外,并无他用。

发展中的中国经济
在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国家都利用危机进行了结构调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规模下降了一半,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也降至危机前的三分之一。

然而由于“四万亿”引发的各类重复产能的逆向扩大,中国在经历的危机的震荡之后,经常项目顺差基本上又回到了2008年前的最高水平,2015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达到了3200亿美元。

第八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财长关于钢铁行业的口角便源于此。2015年全球钢铁产能超过消费能力的50%,而这个差距基本上是中国2008金融危机后新投入的、异常巨大的产能。就本质而言,在21世纪,这些普通种类钢铁的产能所代表的意义可能和鞋袜制造业相差无几,当然它可以在短时间内非常快速的拉动GDP数字。

经济危机虽然痛苦,但却是市场实现出清的最好机会。通过危机淘汰经济之中被人为扭曲的因素,使市场各项要素回到一个新的均衡水平,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复苏提供最强大的自然推动力。

然而从结构性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到,强力的干预使得在危机之后的中国并未进行真正的经济调整,而是通过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断的加强本已被扭曲的经济结构。在不发生危机的前提下,平稳的消化这些异常的产能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的依靠政府加大投资,投资率长期维持在45%以上,而GDP投资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5%。经济的发展近一半动力来源于“铁公鸡”和房地产,这样的经济结构如何可以撑起一个与美国平分秋色的世界经济霸权?一个真正持久的强大国家不可能建立在如此的基础之上,当年的大英帝国不是,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是。

而现在,我们已经错失了两次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一次在加入世贸之后的经济繁荣期,有机会可以在平顺中完成经济引擎的更换;第二个机会便是2008年经济危机。通过出清进行结构调整本就是经济危机的目的所在,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中,韩国与东南亚国家都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震荡冲击,但是在紧缩改革之后,一两年之内便先后恢复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可能也是中国完成经济改革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错过,未来想要成为G2,大概真的只有等待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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