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两千多年前的一封信

这是一篇绝世励志散文，语言朴实，感情真挚，跌宕起伏，如泣如诉，字里行间，可见他心谦如蚕丝，志坚如钢铁，悲怆忧郁与壮怀激烈相互交织的宏大情怀。...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好友任安的一封回信。收到任安书信的时候，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虽是皇帝近臣，实则宦官一枚，为当朝士大夫所不耻。任安呢却以为司马迁身居高位，应该向皇帝推荐人才，司马迁早就因李陵案偿尽人情冷暖，摸清了汉武帝的脾气，不再向皇帝进言，也知道此时的任安可能也不能理解自己，暂时没有回信。不料，后来任安却因事下狱，差点命丧黄泉，与司马迁有了同样的遭遇，此时此刻司马迁可能觉得任安已经可以理解自己了，才给他回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直以来精忠报国的志向，描述了李凌事件始末及自己无辜获罪的过程，虽然内心无比屈辱与悲愤，但他却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为的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表达了“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坚强决心。这是一篇绝世励志散文，语言朴实，感情真挚，跌宕起伏，如泣如诉，字里行间，可见他心谦如蚕丝，志坚如钢铁，悲怆忧郁与壮怀激烈相互交织的宏大情怀。开篇就以“谁为为之？孰令听之。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回答了任安在来信中对自己没有担负起向朝廷举荐人才重任的质疑。回顾年轻时曾也有“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的幻想，但当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过后才发现“事乃有大谬不然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当代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几千年前，司马迁早就感慨过了。“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他与李陵虽同朝为官，却连顿饭都没吃过，一杯酒也没喝过，之所以要为他出头，向皇帝进谏，是因为“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风。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他认为李陵为人光明正大，乃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才，虽战败投降，却是不得已而为之，更为朝廷之中那些落井下石之人而气愤，他决定帮李陵说话，完全出于公义，却换来打入大牢，处以宫刑的惩罚。当是时“家贫不足以自赎，交游亲近不为一言”，让他阅尽人情冷暖，发出“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的感叹，可悲啊，可悲，这些事怎么对那些凡夫俗子说得清楚……读来不禁让人扼腕叹息。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太史公又道：“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列举了历史上那些著名士大夫的各种遭遇，经过分析总结，认为贪生怕死、顾念妻儿父母乃人之常情，勇怯强弱都是形势所造，没有天生的英雄，也没有天生的胆小鬼。“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封信的最后，太史公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他之所以不“引深藏岩穴”的原因，“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他早就在写《史记》这本书了，还没写完就遭了宫刑，他一定要忍辱负重写完这本书，不完成《史记》这本书，绝不轻易死去，纵然被人误解又如何，纵然被人轻贱又如何，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只要写完它，死一万次又如何？在这样强大信念的支撑下，他终于完成夙愿，写完《史记》这本千古名著，留名青史，为现在的你我所知。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伟大的人物，都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当太史公在写《史记》的时候，他似乎就已经知道自己的书将会千古流芳了，也许当他为李陵说话的时候，也已经预见到了可能的结局，但是他怎能昧着良心说瞎话，怎么能看着国家栋梁蒙冤而无动于衷，否则他就不是司马迁了。但是那也只是不是那个时候的司马迁，当他受了宫刑以后，便不再对皇帝报任何幻想了，也看透了官场是非，当好友任安下狱时，他不再向汉武帝进言，尽管当年他会为一个毫不相干的李陵说话……

张文轩.2016.4.11.01：18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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