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传统】：江苏家训系列

[编者按语]家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展现家声，也是家风的重要载体。江苏历史文化资源深厚，家训渊远流长，其间包含了丰富的做人的道理，做事的风范，持家的准则，有很强的启迪意义。本报选刊3篇研究心得，以期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编者按语]

家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展现家声，也是家风的重要载体。江苏历史文化资源深厚，家训渊远流长，其间包含了丰富的做人的道理，做事的风范，持家的准则，有很强的启迪意义。本报选刊3篇研究心得，以期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一、江苏家训的宅心仁厚

（胡发贵）

古代家书既是通信息、致问候的工具，也是家训的一种特别方式，尤其是当尊长与后辈书信往还时；又由于家书是亲人之间的天伦相叙，故往往心心相印、真情流露，家声得以扬，家风遂以育。

郑板桥是清代大文人，诗、书、画“三绝”。他出身贫寒，没有同胞兄弟，只有一位小他25岁的堂弟郑墨。郑板桥多年在外游学、仕宦，妻儿老小及家业都有劳于他，两人通信频繁，郑板桥写给他的家信多达41通，逾现存家书三分之二。正是在这些家书中，郑板桥流露出了一种至真至切的仁爱之心，以及倾心培育子女做个“明理好人”的忠厚家风。

众所周知，郑板桥是一位性格孤傲、峻洁的文士，一生“好骂”，且自负“触石穿林贯作狂”；但郑板桥的这种“愤怒”，主要是针对社会黑暗和达官权贵，对于劳苦大众，特别是那些社会底层的贫寒百姓，他则怀有一种恻隐之心和悲悯之情，“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就多少透露了这一情怀；而在他的家书中，他着意反复叮嘱堂弟要真心、仔细善待贫贱穷苦之人，其“不忍之心”表现得格外的强烈而浓郁。

1.怜饥悲寒

郑板桥出身贫寒，历经磨难，故能在细微处勘出穷苦人的痛楚。他在范县为官时，在给郑墨的家书中曾有这样真挚的道情：“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食泪欲落也。”文中“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就真切道出了“东门人”可怜之所在。为此，郑板桥信中特别嘱咐堂弟：“汝持俸钱南归，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南门六家，竹横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虽远，亦是一脉，皆当有所分惠。---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既得，其馀邻里乡党，相賙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而止，愚兄更不必琐琐矣。”（《范县署中寄舒弟墨》）板桥一生乐善好施，“橐中数千金，随手散尽，爱人故也”，他之所以对老弟如此“琐琐”嘱示，恰显示其拳拳“仁者爱人”之心。

在另一封给郑墨的信中，郑板桥备“一大碗炒米”的要求，则更为生动诠释了他的仁爱之心：“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这般的“暖老温贫”，其情其景，百年后读之，仍仿佛宛然在前，令人心动。这种体贴入微的善待上门的“穷亲戚朋友”，足显儒者深切的恻隐“良知”，儒者“仁民”的四海情愫；而板桥如此立教，意在培好生之德，育慈惠之心，树淳厚家风。

2.体恤贫贱者的尊严

郑板桥的家书，既要求生活上体恤“穷亲戚朋友”，也谆谆要护其尊严：“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古代社会农民是“劳力者”，也是卑下者，而士“劳心”，为高贵者，但郑板桥一反社会社会成见，主张贱士重农，认为“我”与“农夫”无有贵贱之别，只是主、客之分，嘱堂弟要“待之以礼”，要“体貌他”。这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不啻是为贫贱者发声，为其权利张目，显现出一种难得的平等精神。

郑板桥老年得子，他担心家人溺爱，家书中严嘱要以同理心、平等心育儿，不能养处优，更不能唯我独尊独享而漠视他人的存在和感受：“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顽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也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一饼虽小，但均享却事大。郑板桥还特地在家书中告诫，接济穷苦孩子，一定要低调地去做，“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吾儿六岁，年最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纸笔墨砚，吾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川连纸钉仿字簿，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不能即归，辄留饭；薄暮，以旧鞋与穿而去。彼父母之爱子，虽无佳好衣服，必制新鞋袜来上学堂，一遭泥泞，复制为难矣。”（《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郑板桥家教总是这么细微，举凡“阴雨留饭”以及接济“纸笔墨砚鞋袜”等，无不如此；但尤值得称道的是，他要求家人做这些事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就是不要凸显施舍布恩之意，而当作生活中的寻常相与，在不经意间帮助他人，从而减轻穷苦孩子的受惠压力，避免触痛其悲苦之心。郑板桥如此的教诲，所立意的无疑是对他人、特别是卑贱者的尊重和敬畏。

3.珍爱生命

郑板桥家书中还洋溢着“生生大德”的敬畏生命精神。在家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顽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姻蕴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竞不能体天之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托命乎！”（《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这段话饱含着“万物有情”的护生情怀，告诫家人要体天地好生之心，爱惜物命，敬畏生灵，不能听任孩童将蜻蜓、螃蟹等小生命当作嬉乐之具，“片刻便摺拉而死”。这种不忍小动物的夭折，不忍飞鸟生机受限的悲天悯人，与前信所叮嘱的育儿要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正高度一致，正是要养长仁厚慈悲之心。

其实，对生命的敬畏，可谓郑板桥家书的灵魂。惟此，他要呵护穷人的饥寒，要体恤卑者的尊严，要维护幼小的生灵；而其间折射的则是宅心仁厚，让家人做个明理的好人。



二、江苏家训中的诗书传家

（孙钦香）

家训是古代中国读书人代际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内容不仅充满做人处事的谆谆教诲，而且极为注重子弟们读书治学的方法和意义。江苏作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之地，其所产之家训作为中华传统家训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颇为重视子弟们读书作文的教导和指引，即此展现江苏家训传统中对人文修养的浓厚关切。

作为人文渊薮之地，江苏家训传统中关于读书治学的内容，其显著特点之一家学世传。著名的家学传授大族可以上溯至西汉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父子（今江苏徐州沛县人），刘向在父祖雅好《诗经》的熏陶下，研读经书，造诣颇深，并以家学传子，三子刘歆最为知名，编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著作《七略》。其次南朝时期寓居建康的颜氏“世以儒雅为业”，有良好的家学传统，颜之推（531-约591）撰写中国第一部完整家训名作《颜氏家训》，长孙颜师古（581-641）“少传家业”，撰《五经定本》等。家学传承在清代乾嘉时期更是明显增多，清代高邮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为乾嘉汉学的中坚力量，王氏父子在音韵、训诂校勘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合称“高邮王氏四种”。清代苏州惠氏三世传经，世守古学，惠士奇（1671-1741）兼治经史，晚年尤精于经学，惠栋（1697-1758）传祖父周惕（？-约1674）、父士奇之学，熟读诸经，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编辑考订，为吴派经学的奠基人。清代毗陵庄氏一族中庄存与（1719-1788）为学兼采汉宋，不非议古文经学，涉猎经史百家之书，庄述祖（1750-1816）是庄存与胞弟庄培因之子，研究《春秋》三传，考证今古文《尚书》，并将庄氏今文经学传授给外甥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9年-1860），常州学派随之发展壮大。清代宝应刘氏诗书传家，刘台拱（1751-1805）少时“心慕理学”，当时有“小朱子”之称，而且校书不下千卷，治学严谨，侄刘宝楠（1791-1855）长于名物训诂，重视小学，又深受理学熏陶，融汇汉宋，所著《论语正义》凝聚刘氏三代人的心血。近代以来无锡钱氏一族诗礼传世，又能积极参与新式教育，成就辉煌的家族教育，其中城中支著名的有国学大师钱基博（1887-1957）、文学家钱钟书（1910-1998）父子，七房桥著名的有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以及一门六院士的文教佳话。

二是在《家训》、《家书》等作品中，讲论读书顺序、方法及其意义。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言辞谆谆告诫子孙要立志读书，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苏州吴县人）在《义庄规范·文正公初定规矩》中也教导：“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勉学》篇中还提到读书顺序自然是首要读儒家经典《诗》、《书》等，但也要“涉百家之书”，于佛学也不应忽视。尤为难得是，《杂艺》篇中还指出学习书法、数学、医术、绘画、琴瑟、下棋、射箭、投壶等“杂艺”。经史子集的读书顺序在后世也有论及，清代郑板桥（1693-1765，江苏兴化人）在《焦山别峰庵雨中寄舍弟墨》家信中便指出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以及韩文、杜诗，《二十一史》“书一代之事，必不可废。”《勉学》篇中也同时指出，读书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开心明目”、“修身利行”，自此以后“读书明理”在后世家训中也屡有论及，明代东林学派创始人之一高攀龙（1562-1626，江苏无锡人）在其所作《家训》中便指出要“做得一个人”，必须读书“穷理”和“读书亲贤”，如果“道理不明”，便会不知不觉“堕于小人之类”。郑板桥还在家书中指示读书的方法，指出读书不要迷信，不要为书本所束缚，“总是读书要有特识，依样葫芦，无有是处。”但同时指出，固然要有自己的见解，又必须有根据，不能随意为之，“而特识有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乱窜，无有是处。”而且指出读书要精，不可求快，以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例子，说明精读可以将书中“微言大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所穷。”当然精读是指书中重要的、精彩的部分要反复研读，而不一定全部都精读，如以《史记》为例，“《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反复诵读，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关于写诗，郑板桥也在家信中也作了具体的指导，他告诫弟弟郑墨人品和诗品关系密切，要慎重诗的选题，“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关于作文，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中郑板桥也指出：“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明确主张文章要实在，反对不将文章含义说透的故弄玄虚之举。

可见，江苏家训传统中因其极为看重子弟教育，注重读书作文，成就了古往今来著名的家学渊源流传的世家大族，家族治学传统在培育子弟人文修养和识见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还把这些家族教育的经验智慧总结出来撰写成文，在《家训》、《家书》等作品中就读书顺序、读书方法及其意义进行阐述和劝勉，进一步保障和提升子弟们读书作文的人文素养。


三、江苏家训中的天下情怀

（陆月宏）

顾炎武在《两汉风俗》中，身怀亡国之痛，发出了明清易代之际最沉郁最悲愤的议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显然，顾炎武表面上谈魏晋，实则是在谈论自己亲历的沉痛的历史教训。在他眼中，天下与仁义紧密相连。天下乃仁义之天下，而仁义当为天下之仁义。在他波澜壮烈的一生中，天下情怀又与他所传承的顾氏忠烈家风、与他遵循的忠于明朝的嗣母遗命，密切交织在一起。

康熙十八年六月，顾炎武闲居汾州刘子端家，在《答次耕书》中，表明不参与纂修《明史》的原因，即嗣母的临终遗命。他说：“鄙人情事与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吴奇节，蒙恩旌表，一闻国难，不食而终，临没丁宁，有无仕异朝之训。”在《与叶訒庵书》中，顾炎武表示嗣母忠贞光照天下，不仕异代的遗命不可违背，若当局相逼，只有一死相殉。嗣母“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嗣母绝食殉国，临终时的遗命，炎武念兹在兹，终生不敢或忘。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在为元配王氏所作的《悼亡》诗其四中，炎武又不禁想起了嗣母遗命：“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也就是说，托付妻子在黄泉之下告知嗣母，炎武此生从未违背遗命，一直坚持民族气节！

可见，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顾炎武一再回顾嗣母不仕异代的忠烈遗命，以激励自己不赴博学鸿儒科和撰修明史。那么，在顾炎武及其嗣母身上体现出来的忠烈家风，到底是如何传承并体现于顾氏家族的呢？

那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据顾炎武《顾氏谱系考》，他最早的祖先为大禹。《史记·越世家》也记载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勾践卧薪尝胆以报仇雪耻的古老故事，一定也时常激荡于顾氏后世子孙的心灵之中。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南朝四大名门望族之一，顾氏名人辈出，并不乏忠烈之士。孙吴时有顾雍；东晋有顾荣、顾众、顾和；刘宋有顾琛和顾凯之；齐有顾欢；陈时有炎武的吴地始祖顾野王、顾越。顾炎武嗣祖顾绍芾，字德甫，工诗善书，天才骏发，为人侠义敢言。陈祖苞为昆山县令时为县锄奸，为豪强士绅排讦而去。绍芾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县中的豪强士绅怀恨在心，绍芾几乎被害。顾炎武曾回忆嗣祖说：“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钞书自序》）

顾绍芾之子同吉即为炎武嗣父。可惜的是，他未成婚就不幸夭折，未婚妻王氏就是炎武嗣母。顾同吉因病早逝后，王氏当即穿戴白衣至父母前，表露归顾家之意。她来到顾家后，叩拜棺柩，肃容拜见同吉母亲。据《明史》记载，王氏甘心作望门寡，并且断指疗亲。这些举动，确为今人难以接受和理解，但其中表现出来的节烈和刚毅，表露出来的生命强度和悍烈之气，必然会表现为忠烈家风，而传承于炎武心灵中。

万历四十一年五月，顾炎武诞生于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千墩镇。他初名绛，乙酉之变后，因敬仰南宋遗民王炎午，而改名炎午，即炎武。千墩镇位于昆山县城东南三十六里的千墩浦西岸。顾氏家族宅第，方圆广阔，分为南北两宅。嗣祖绍芾，不仅是热爱读书的藏书家，而且还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学的学者，认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三朝纪事阙文序》）嗣母王氏出身于书香门第，非常勤奋好学。在作媳妇的十七年中，白天纺织，夜晚读书至二更，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和明朝的政纪诸书。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是最深刻和终生不忘的。炎武有这样一位好学不倦和知识渊博的母亲，真是极为幸福。顾炎武六岁时，开始读《大学》和《小学》。“读至王蠋忠臣烈女之言，未尝不三复也。”（《先妣王硕人行状》）

顺治二年四月，由于清军进军江南，炎武侍奉嗣母，率同家人迁居于常熟县城东南的唐市。闰六月，应杨永言之辟，也因嗣母的支持与激励，顾炎武加入昆山县义兵。嗣母当时对炎武说：“我虽妇人哉，然受国恩矣，果有大敌，我则死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嘉定和昆山于七月初旬相继沦陷后，常熟于七月十四日沦陷。炎武嗣母听闻这些噩耗之后，决定绝食殉国。绝食十五日而逝世。临别之际，嗣母留下遗言，表示“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由炎武晚年极力拒绝清廷征召的忠烈表现来看，嗣母遗命对他此后一生的影响可谓至为深远。

嗣母绝食殉国，家人多有遇难，这是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所遭遇的特殊人生体验，至死都刻骨铭心，念兹在兹。八月，炎武再次参加抗清斗争，并写下《秋山》诗二首，记述三吴地区抗清斗争悲壮失败的事迹。篇首二句“秋山复秋山，秋雨连山殷。”铺陈了悲壮惨烈、沉郁肃杀的历史氛围。

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悲壮岁月中，顾氏家族的忠烈家风，不仅体现于顾炎武及其嗣母身上，而且也鲜明地展现于炎武两位弟弟的生命中。顾纾出生于炎武八岁时，明朝灭亡后，他绝意不仕新朝，隐居于千墩旧庐。居丧时，他因为过于哀痛，以致泪流不止，双目遂盲。炎武晚年为清廷博学鸿儒科征召时，顾纾千里传书，鼓励炎武拒绝征召。炎武四弟顾缵，字子叟，为人负气尚节。顺治二年，清军进军江南。顾缵发誓以身报国，“持檄登陴，白衣指麾，奋不顾家。城破被戮，年二十六。天炎尸败，莫知死所，衣冠葬祖墓。”（《钱谱》“崇祯十五年”条注引），可见，顾缵直接以血肉之躯展现了忠烈家风。

在此后的岁月中，顾炎武也始终牢记顾氏家族的忠烈家风，尤其对嗣母遗命，更是须臾不敢忘却。康熙十二年七月，他赋诗《先妣忌日》，悼念嗣母。其中有云：“闻丝欲下刘鬷泣，执卷方知孟母慈。”“无穷明发千年慨，岂独杯棬忌日思！”在清廷不断的高压之下，炎武身上传承的忠烈家风，不时迸发出血性璀璨的光辉。康熙十七年，因峻辞而免于博学鸿儒之征，他为此赋诗《春雨》，其中有云：“平生好修辞，著集逾十卷。本无郑卫音，不入时人选。年老更迂疏，制行复刚褊。”表现了傲岸严峻的品格，不为时俗所动而坚持民族大义的高洁品行。“东京耆旧尽，赢瘵留余喘。放迹江湖间，犹思理坟典。”“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表达了他面临坚持民族气节的耆旧故老纷纷弃世而去的孤独处境，依然坚持为后世致力于学问，以有补于汉族恢复山河后的天下苍生。康熙十八年，赋诗《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其中有讥讽京城文人“分题赋淫丽，角句争飞腾。”又表白心迹，表示自己将以死坚持民族气节：“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孤迹似鸿冥，心尚防戈矰。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

顾氏的忠烈家风，不仅在顾炎武身上得到浓墨重彩的光辉展现，而且也绵延于世，恩泽天下。尤其在近代中国的动荡岁月中，更是获得辉煌的传承和发扬。在《正始》中，顾炎武曾指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过近代维新革命家麦孟华和梁启超的演绎与简化，最终演变为后世妇孺皆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者单位：胡发贵，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孙钦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陆月宏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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