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天道理学

《华夏天道》之宋明——理学体系的确立

赵宋王朝的建立让黄河以南的华夏地区结束了混乱的局面，民众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对前途看到了一点希望。宋朝的儒...

赵宋王朝的建立让黄河以南的华夏地区结束了混乱的局面，民众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对前途看到了一点希望。宋朝的儒生开始深刻思考社会秩序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认为，唐末五代是个“纲常之道绝”的时代，当前社会的目标是要重建失坠已久的儒家伦理道德价值体系。而佛道的基本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佛道之学的盛行，是造成儒家传统的君臣父子的伦常观念崩溃的根本原因。因此，整个社会的风气开始转向，一种相对保守内向的复古思潮在士大夫阶层成为主流。程颢、程颐二兄弟与后来的朱熹创立了儒家理学，在漢朝董仲舒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三纲五常”的理论。他们认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只要人人都能守好本分，尽好应该有的义务，不要逾越规制，就能实现和谐与太平。具体来说人世间可分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要分别用忠、孝、悌、忍、善五种原则来对待，谓之“五常”。其中最重要的是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谓之“三纲”。三纲的处事原则就是两个字“服从”。这实际上是对唐末以来道德败坏，人伦混乱之现象的一种强力扭转，更符合赵宋皇帝约束部将，防止出现新的“陈桥兵变”的客观要求。

虽然理学家们打着儒学的旗号，把“三纲五常”解释为上天所规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但其精神实际上更接近于法家“壹教则下听上[1]”的思想。以君臣为例，孔孟儒家提倡的是“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说君王必须尊敬下属，当臣子的才会忠心耿耿，否则可以罢工走人。当年孔子就因为鲁定公在祭祀后没有送祭肉给他，就炒了老板，出游列国的。但程朱理学直接忽略了“君待臣以礼”的前提，片面强调“臣事君以忠”的义务了。以人性为例，孔孟儒家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强调“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但程朱理学却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最重要的是对“天”的解释。在孔孟看来，天是一个德行化的主宰，是超越自然的万物之主；而程朱理学将天道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而非上帝掌控的“道”。朱熹说：“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这方面也更接近于《韩非子·解老》中对道的解释：“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

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对伦理纲常的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如，宋词一扫唐之鲜艳，追求细腻浸润、色调单纯的趣味；而宋代山水画则采用水墨淡彩，表现出人与自然无间的亲密交融和牧歌化的心情和思绪；宋代的服饰风格趋以修长、纤细，朴素无华；在形态上不像唐代的华贵、夸张和开放；色彩质朴而洁净。

蒙元以异族侵入中原，通过军事手段将赵宋王朝击溃，成为第一个灭亡华夏的民族。史称，“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人刚从部落制进入到奴隶制，信仰的是原始的萨满教，后来改信喇嘛教，所以作为统治阶级的他们当然对华夏民族的儒、法是不屑一顾的。在这个时代，华夏民族的精神信仰遭到了全面的破坏，华夏民族的人民在人格上亦被践踏为底层之奴隶。在蒙元时代，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欧洲意义上的阶级：上等人是蒙古人，次等人是色目人，下等人是漢人，最下等人是南人。原生的华夏民族被打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先投降的北方漢人成了第三等人，后投降的南宋漢人成了第四等人。蒙元治下的人们在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打上了身份标签，无论后天如何努力，都无法上升到更高的阶级中去。他们在社会分工、资源分配和法律权利中被完全定格了。华夏民族世世代代将接受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奴役。

在蒙元时期，天道的形象在普通民众心中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而一种波斯人创立的摩尼教却大行其道。摩尼教在漢文中被译成“明教”，到东方后进一步和中国本上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下层人民和江湖对抗朝廷的秘密斗争形式。由于明教长期受到朝廷压抑，行事极为诡秘，有时也为江湖“白道”所误解，比一般的江湖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因此反抗朝廷也更坚决，在历史上几次掀起大的波澜。南宋以后，明教和白莲教相联结，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的红巾军，多白莲教徒，首领韩林儿又称“小明王”，这个“明”又与明教有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一种外来的神大规模影响民众思想，并鼓动武装起义的现象，华夏信仰传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大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虽起兵于明教红巾军，并有着佛教背景，但他清楚的认识到了混乱的宗教信仰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性，称帝后即采纳李善长的建议，下诏严禁白莲社、明教，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十一《礼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同时整顿佛教，抑制喇嘛教，扶植汉地传统的佛教宗派。他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正纲陈纪，救济斯民”，就是希望重建天道信仰价值观和正统的中华文化。朱氏子孙虽然在京城修建了祭天场所，把祭祀礼仪制度化，但是他们仅仅把祭天当作一种统治手段和宣传道具而已，并没有虔诚的让天道信仰成为明帝国的灵魂。由于五代和蒙元时期胡人对华夏传统的冲击和破坏，唐及前代的文化遗失殆尽，前人对“外儒内法”政治体制的总结和反思也前功尽弃。因而明朝政府采取的是全盘复制宋朝的政策，重建三纲五常。因此保守的理学思想在一百多年后被重新发扬光大。

这种法家内核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绝对的法律身份服从和空泛的道德约束。空泛道德约束与严苛律法天然是一对矛盾，它为这套体系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对于原生的孔孟儒家来说，道德的标准和权威来自于“上天”，皇帝和普通民众一样，都必须在同一个天道下说话和做事。皇帝犯错，民众有权反对甚至反抗，所以李世民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理学的三纲直接限制了下级对上级的权利和挑战，在服从的大背景下，“天道”更多的将屈从于“君道”；而对韩李法家来讲，政府制定律法是绝对权威不容挑战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理学强调的泛道德教化又直接冲击了律法的威严。它以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名义，让法律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以明代立法为例，《大明律》本是最高法律，但朱元璋又制定了一部《大诰》，本意是用道德说教的形式，告诫百姓遵纪守法，多行善事。但是这部《大诰》居然凌驾于《大明律》之上，不但有诸多法外施刑，而且收藏这部书的人家在犯罪时可以减轻一等处罚。既然最高统治者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普通民众就不会把它太当一回事了。

由于受到蒙古人将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明代的中国不可避免的染上了胡风，成为了受胡漢文化影响浓烈的一个时代。胡漢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轻视人的尊严和权利，也就是缺乏民本主义思想。例如，在文化上虽承袭宋朝，实行文官政府，但却保留了野蛮血腥的廷杖制度；在政治上废除蒙元四等人制度，却部分恢复了中国已消失近千年的人殉。在僵化的八股文体制下，读书人要么迂腐顽固只认书本，要么口头上高呼仁义道德，私底下做事没有底线，功利主义严重。宋朝的君王还礼待贤士，遵循不诛戮朝官的组训；到明代就完全不一样，太祖杀戮功臣，太宗（成祖）屠戮反对其称帝的儒士，甚至世宗还创造了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仗毙十六人的新纪录。读书人心里清楚，君王不过拿自己当一颗棋子，那么自己也没必要那么死心塌地的忠君爱国了，换谁当皇帝还不都一样领俸禄吃饭啊。所以明末大学士钱谦益，一边喊着舍生取义，一边跳河嫌水冷；昨天还是大明忠臣，今天就剃发易服拜鞑酋。1644年八旗进京后，几乎整套文武官班子集体归降满清朝廷，中国再也看不到赵宋大臣相继蹈海自杀的悲壮一幕了。

作为聚集众多智识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尚且如此，民间的胡汉风气更加不容乐观。宋明武装力量面对北方的游牧铁骑经常溃败，大批民众沦为北方胡族的奴隶，他们受尽凌辱，却等不到出头之日。在无尽苦难的消磨下，那份对天道的执着和崇敬逐渐被苟且偷生的本能所替代。在这个时代，流行的不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而是“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现实化心理。他们不在乎什么气节和尊严，只要能苟且活下去就行了。虽然王阳明及其心学弟子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新儒学，让人性和普世价值观重归华夏，但无奈大明积重难返，心学尚未风行神州，中国却迎来了天崩地裂的“亡天下”时代——满洲人打进来了。

[1]出自商鞅《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