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隐忍武帝

小人物之隐忍与伟大

司马迁...

文学史上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穷困是作家的不幸，却是文学的万幸。乍一听人情寡薄，但真是如此。经典作品的诞生大都仰赖作家泥泞困窘而又挣扎的生活遭际。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讲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有思，……”不平则鸣，他认为现实世界的不自由、不公平的遭际让作者产生不平的思想感情，是成就其文学创作的动力。所以“穷而后工”，文人越不得志越是穷困，诗文也就写得越好。更早的司马迁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可见，作家之深刻，往往来自生活的跌宕。

“穷”字多义。除了物质层面的“穷困”，精神层面的“穷困”才是内驱的强大的力量。精神上失去欢悦，郁结成难以言说之痛苦，作家群体转而把这种复杂的痛苦的生活情感体验化成了文学。司马迁便是其中不得不举一个例子。

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在史学、文学上毋庸置疑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光芒万丈，无法逾越。但要知道，在气势磅礴的大汉王朝，司马迁只是一个小人物，无足轻重。他的成功与伟大正是源于愤愤难平，隐忍苟活的精神之困。只因他未被“困”住，发愤著书才有了华丽的转身。

司马迁出生在武帝统治的时代，父亲司马谈当职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卜”，是一个小官。可这个小官有一个极为远大的理想——写一部完整的史书。不过这个理想终究未能完成，司马谈临死诀别之时想“子承父业”，便把这一个宏愿加注于儿子司马迁身上。史官世家，这些都算正常之现象。司马迁也是胸怀高度的热情，父亲之未竟事业，自己的誓言无不强烈地召唤他的主观能动性，于是他漫游华夏大地，做着精细的准备。奈何天之祸患无可抗力，公元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汉武帝怒火难抑。司马迁与李陵之交“素非能相善”，但司马迁敬重李陵为人忠孝廉洁，有国士的风度。他原想找机会向武帝陈述自己的看法，奈何人微而不得机会。恰逢一次武帝召见，询问了他的看法。司马迁初衷是通过自己的陈述能宽慰武帝胸怀，堵塞朝中攻击、污蔑李陵的言论，不想却引火上身。武帝认为他替李陵辩护，诋毁宠妃之兄李广利，便立刻把他关进监狱，处以死刑。当然司马迁没有死，众所周知，一介穷官无钱赎免无妄之灾，选择了残酷而又耻辱的“腐刑”。受刑之人，体肤之痛无可厚非，腐刑不同于其它的刑罚的是行刑之后会生生剥去做人的尊严。

在《报任安书》中，他写到“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司马迁历数典例，畅叙心中悲楚。刑后身列宦竖——中书令，负责百官报告的转达，这个官职专有宦官充任，对于常人而言，担任这样的官职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因此他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几句字字滴血句句断肠，内心的痛苦挣扎、愤懑、煎熬无不令人扼腕。

那么，是什么让司马迁隐忍苟活下来，而又发愤著书呢？是他内心的理想与事业。司马迁自己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希望自己的事业可以“补敝起废”、“沾溉后人”。然后死而无悔。就像他那震撼千古的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他把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超越了生死。这才是最为崇高的精神，司马迁因此而伟大。

逆境总被世人抗拒，逆境确是生活最好的导师。它教你认清人物，教你看透浮世。幡然醒悟的时候，炽烈的希望总会在逆境中得以燃烧，绽放。当一个人执著而又热烈地追求一个目标的时候，一定要不拒逆境，以隐忍和“倔强”为力，拒绝命运的摆布，不让心志飘荡，燃烧心灵之火，照亮我们向前的去路。若你隐忍坚强，即使鄙小如蝼蚁，亦得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