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中国酒文化之根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酒乡,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代。酒自诞生的那天起,就以...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酒乡,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代。酒自诞生的那天起,就以其独特的方式浸润这整个社会从最初的对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的祭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日常生活······以至于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诗,酒逢知己千杯少。形成了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酒文化,成为我国传统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孕育了人类文明的仰韶文化发祥地——历史名城渑池,在长达六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始终与酒相伴。翻开与渑池相关的历史、文学记载,阵阵酒香就透过尘封的历史扑面而来。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秦赵“渑池会盟”就发生在这神奇的土地上,是渑池历史上最为光彩夺目得一页,在这一页上,清晰地记录着酒的踪迹。当时秦妄图凭借战场连续胜利、攻城拔地的优势,通过和平的手段,得到战场上的不到的利益。笑语欢颜的背后,潜伏着层层杀机,危机关头,传奇人物蔺相如挺身而出,正气凛然,针锋相对,以其智勇屈秦于五步之内,制敌于樽俎之间,挫败了秦的阴谋,粉碎了秦王的美梦,被后人传为千古佳话。在这场风云际会中,当地所产美酒“醴泉佳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见证了这场智慧与强横的交锋。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记载“秦昭王、赵惠文王会于渑,席间捧酿醴泉佳酿。秦王饮酒之酣、·······”关于这一点,在后人凭吊秦赵会盟的诗文中,有真实的反应。唐朝诗人胡曾 写道:

日照荒城芳草新,相如曾此挫强秦。

能令百二河山主,变成樽前击缶人。

“渑池会盟”,双方为表示和谈成功,将乐器埋于地下,积土成堆,被后人称为“会盟台”,流传至今。明历二十四年,建亭于台上,后又多次修复。如今“盟台夕照”已成为著名的渑池八景之一。亭上以浮雕的形式,再现了秦赵二王对坐宴饮的历史瞬间,令前来参观的后人在回味二千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往事,体会那份耿耿忠心浩浩正气的同时,也都情不自禁的陶醉于那穿越时空,悠然而至的缕缕酒香之中。

第二章

被誉为“诗圣”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两篇传诵千古的名篇——《新安吏》和《石壕吏》,其中《石壕吏》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读篇目。据历史学家考证,石壕、新安两地与仰韶文化发祥地——渑池相距均不足百里,一东一西。从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上可推知,杜甫曾不止一次地踏过这片土地。作为一代文化巨匠,杜甫不可能对司马迁的辉煌巨著《史记》一无所知,这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亦不可能对数千年前的那段历史风云无动于衷。同样,作为酒中豪杰的诗人,也当然会对当地醴泉佳酿产生浓厚的兴趣,去饮之醉之。

杜甫的挚友,“诗仙”李白,更是嗜酒如命。杜甫曾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席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为了喝酒,他连自己的皮衣服、心爱的佩剑到要换酒喝的地步,留下“士解金貂,价重洛阳”的千古佳话。李杜两人曾在洛阳相聚数月,饮酒吟诗,“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李白也曾从洛阳出发经渑池去长安,那时雄心万丈,一心要建功立业的诗人,途径战国群雄盛会的历史遗迹,一定会浮想联翩,向蔺相如、廉颇等英雄人物表达崇敬之情。遍游祖国名山大川,饮尽人间美酒的“酒中仙”,难道会放过眼前这曾见证过战国风云的“醴泉佳酿”吗?

现在,诗人、诗圣的画像,以及李白醉写蛮书的故事,被画在仰韶酒厂金碧辉煌的仿古门楼上和星级仰韶大酒店中,以此来纪念两位文化巨人在这块土地留下的足迹和著名诗篇。

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酒文化,作为六千年文化宝库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格外引人注目。酒,又称为醴、酎、醇、琼浆、玉液、生命水、长寿水等,他是我们的祖先将清泉的甘美香醇、丰收的喜悦、火热的激情以及对上天的诚敬,糅合酿造在一起,而形成一种甘美玉液。自诞生的那天起,他就摆脱了纯碎的“物”的状态,并逐渐积淀升华成为一种酒文化,以其独特的芳香,迷人的魅力,吸引着世世代代千千万万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下至平民百姓、士农工商为之痴迷倾倒,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部分。

树有根,水有源,这令“无数英雄尽折腰”的玉液琼浆,源头又在哪里呢?

这要从20世纪初,那次轰动世界的考古大发现——“仰韶文化”的发现谈起。1921年,时任国民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在河南西部渑池县城北韶山南的仰韶村进行考古挖掘,出土了大批的陶罐、陶碗、蓝纹绳纹、带流陶杯等器物,证明出土文物早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商代器物,再加上,欧洲新石器时期的器物在仰韶几乎都能找到,据此,他们认定仰韶村的文化遗址当属于新石器时代,而且是世界上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最为繁荣的地区。

此后,在我国的其他地方也陆续发现了同一时期、同样性质的文化遗址,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它们被统称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这一流行百年的论断被否定,旧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断裂被合理连结,中国历史得以顺利延展。仰韶文化所展示的中华远古文明的发达和中华祖先的卓越智慧,深深折服了曾经推断中华民族“人种西来”的高傲的西方人。1963年,国务院把位于河南渑池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已是”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令安特生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发现还有一项非常的意义,无意中触摸到了中华酒文化的源头。

据历史学家考证和论断,认为酒起源约在6000——7000年以前。史料载,“酒之所兴,自上皇”,即三皇,伏儀、神农、皇帝时代,已经开始酿酒,而且甚为兴盛。“仰韶文化”所处的历史时期正好与之基本吻合,也是处在大约六七千年以前。

安特生等人根据出土的石器中,如蓐如锄者众多,断定当时已有农业,已知种植。在后来仰韶、半坡、元君庙、大张等遗址中都发现有当时的粮食作物栗粒,并发现了储存粮食的遗迹。其中仰韶遗址115号穴口径1.15米,底径1.68米,深0.52米,坑壁抹厚约1厘米的细腻黄土,窖内底部还残存厚达18厘米的灰白色栗粒估计有数斗。种种迹象表明,栗的产量已达到一定水平。不然用不着挖窖储存和舍得埋于墓葬之中。

从仰韶文化遗址中证实,其居住处;都近山临河,当时的氏族村落,都建在河流转弯,两河交流和河流两岸的高地,目的是;避免洪水侵害,适合家牧渔猎,便于“刳木为舟”的交通,求火容易,取水方便。因为当时人类还不会凿井,赖以生存,找甜水,寻甘泉就成为仰韶时期氏族社会选择定居的重要条件,同时还要气候适宜,物产丰富。“醴泉”就是“仰韶文化遗址”附近的一条主要河流。

仰韶时期农业的繁荣,粮食的剩余及居住环境的优越,已具备了酿酒所必须要的条件但这些还不足以证明“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真正的酒。考古学认为研究酒的起源,最普通、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酿酒所用工具,贮酒所用容器,饮酒所用杯等。我国古代的酒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色,这是古代酒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酒具反应酿酒的发展水平,也反映着古人的饮食习惯,更可以说明酒的古代生产历史。

“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许多酒具。在仰韶文化遗址和“醴泉”东南鹿寺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多次发掘出大量酿酒器具与饮酒器,其中一只盛酒用的“黑陶大口尊”最为著名。1983年10月,在杨家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套酒具(5个小陶杯、4个高脚杯、1个陶葫芦),曾由史前考古学家证明确认为酒具,属泥质红陶,系仰韶文化早期偏晚时期遗物。

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可信的中华酒文化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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