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养成的价值与意义

当我们把人类向前迈进的步伐模式，建立在以合约为方式、双方同意的改良上，建立在每一个人日常行为的逐步改善推动上，通过社会习惯循序渐进的改变，人类才可望在理性自觉的实践探索中，实现和平稳定的进步，真正赢得未来。...

［新教育年度主报告］

文章选自新教育年度主报告《习惯养成第二天性：新教育实验“推进每月一事”的理论与实践》。

        二、习惯养成的价值与意义

从当前的教育现状来看，绝大多数教师和父母都认识到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性，也很清楚教育对于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作用。可是，在实际的教育生活中，一方面囿于应试思维和功利化取向，现行的以考分为导向的评价体制不利于学生的良好习惯养成，一方面我们的教育研究对习惯养成的理解还停留在朴素的经验层面，既没有系统的理论审视，也缺乏合宜的操作抓手。因此很多学校将习惯养成等同于德育工作，成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事情，很多家庭对孩子的要求是唯分数是从，考分一俊遮百丑，习惯养成变得可有可无。这些问题充分表明，许多学校和家庭、教师和父母，都缺乏对习惯的全面认识，更没有深切认识到习惯养成的价值所在。我们认为，习惯养成不仅对个人成长，对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本身，甚至对于人类文明进程，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从个体成长看，良好习惯是创造幸福完整生活的必备保障。

新教育实验认为，我们的教育生活一方面要让学生养成受益终生的良好习惯，为幸福完整的人生奠基，与此同时，习惯养成的过程本身，也应该是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心理学家发现，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养成无数的习惯，这些习惯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常与其他有意识控制的行为并存，渗透在一个人的思维、语言、行为等各种活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反应。

养成良好习惯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习惯是怎样的，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习惯好，则事半功倍。习惯不好，则事倍功半。良好习惯的养成能够让人们习得正确的学习方法和生活方式，形成卓越的能力和高尚的德性，从而拥有幸福完整的人生。

具体来说，习惯对于个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习惯简化了生命活动程序，提高了生命的效率。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习惯是人生伟大的指南。”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一个人每时每刻对每件事情都经过缜密的思考，在大大小小的每一步都做出选择和判断，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有限的时间也不允许。在我们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身体组织形成了绝好的能力来记录、保存重复过的行为，并在同样或相似的情境中自动化的给予反应，习惯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简化的自动化反应，大大提高了效率。如德国思想家卢曼（N·Luhmann）的生存简化机制观点所说，语言系统、货币系统、考试系统、信任等都是一种生存的简化机制，使人类减轻了在面临多种可能性时的选择困境，从而帮助人们“经济”地处理复杂情况下的非确定性，习惯也正是如此。按照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这种“简化机制”在提高生命效率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个人的幸福感。

其次，习惯强化了个性特征，彰显出鲜明品行。生命的完整性最终体现在生命的独特性，人生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选择中，养成了独特的习惯，积淀成独特的品质，造就了独特的个性，形成了独特的命运，创造出独特的人生。就在习惯养成的过程中，一个人与所形成习惯相关的能力也会相应的得到发展，某种态度、情绪、爱好、倾向会得到相应的展示和表达，甚至他的思想道德境界也会彰显出独特的特征。正如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的，“道德成自于习惯”。一个人的伦理德性通过习惯沿袭而来并“随身携带”。正是习惯，帮助每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再次，习惯提升生命的质量，推动人的成长。生命不是简单的活着，不是纯粹的生存。新教育实验认为，大自然赋予人类宝贵的生命，需要在自然之长、社会之宽和精神之高的三维立体上得到“质量的最大化”。高质量的生命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动力和环境支持，而良好的健康习惯、生活习惯、道德习惯等等，恰恰都是呵护一个人生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条件。相反，不良的相关习惯，轻则会降低人的生命质量，重则会阻碍人的成长，严重的甚至会中断一个人生命发展的进程。

由此可见，实现新教育实验主张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必须养成良好的习惯。良好习惯的养成，更是拥有幸福的人生，成为最好的自己的重要前提，是创造幸福完整生活的重要保障。

    2，从教育历史看，注重习惯养成是中外教育的共同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习惯养成的问题。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同时强调早期习惯养成的重要性：“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以及亲自编制的《童蒙须知》、王守仁制定的《教规》等，对从“爱亲敬长”到“礼仪举止”等行为习惯与道德习惯的纲目，及其养成路径与方法，都有明确的规范与要求，其目的就是希望孩子从小养成“圣贤坯模”所应具有的良好习惯素养。

近代从龚自珍、魏源开始，直到康有为、蔡元培、梁漱溟、陈鹤琴等教育大家，也无不把“习惯”养成当作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来大力倡导。陶行知先生则特别强调幼儿时期的习惯养成：“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须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成为社会优良的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末，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这些儿童升到学校里来，教师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纠正他们已成的坏习惯、坏倾向、坏态度，真可算为事倍功半。”叶圣陶先生甚至明确地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德育方面，要养成待人接物和对工作的良好习惯；智育方面，要养成寻求知识和熟悉技能的良好习惯；体育方面，要养成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良好习惯。”

自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思想家对于习惯养成问题也有着大量的研究和论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习惯实际上已成为天性的一部分”。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把绅士教育与习惯养成等同起来，他说：“事实上，一切教育都归结为养成儿童的良好习惯，往往自己的幸福都归于自己的习惯”。美国发明家富兰克林把他一生的成就归功为从20岁就开始努力养成的13个习惯：节制、沉默、秩序、决断、俭朴、勤奋、诚恳、正直、中庸、清洁、宁静、贞节和谦逊（Temperance, Silence, Order, Resolution, Frugality,  Industry, Sincerity Justice, Moderation,Cleanliness, Tranquillity, Chastity,Humility）。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习惯公式：“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所以，有意识地形成或者改变某个习惯，这个过程就通过“学习——行动——习惯——性格——命运”这样的链条实现。也就是说，首先从在思想上认识上改变，然后改变行为，接着形成习惯，或者是改变坏的习惯，由此改变性格，从而最后改变命运。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美国教育家杜威也非常重视习惯养成的问题，认为习惯、社会、教育三者密切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教育传承已有的习惯；另一方面，养成种种有用的习惯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Ushinski）关于习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良好的习惯乃是人在其神经系统中存放的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地增值，而人在其整个一生中享受它的利息。坏习惯则是道德上无法偿清的债务，这种债务能够用不断增长的利息去折磨人，去麻痹他的最好创举，并使他达到道德破产的地步。”可见，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非常重视习惯养成的重要作用，甚至把习惯养成作为教育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3，从教育改革看，注重习惯养成是夯实核心素养的必然方式。

素养是一个人知识、能力、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的总和。与素质的含义基本相同。如果说区别的话，素质与人的先天因素有关系，而素养基本是人依靠后天的学习、实践、训练而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习惯与素养密不可分，“习惯”正是一个人“素养”的体现。      习惯与素养有所不同。素养更多指内涵，存于内在;习惯更多指方法，容易外显。

习惯与素养又是近亲。因为习惯与素养，都与习得有关。知识技能可以通过传授而掌握，素养只能通过习得的方式形成。习惯养成就是指一系列的习得行动，习惯则是呈现素养的方式。一个人所有的稳定素养，都会通过习得的方法，以习惯体现，所有的核心素养则必然因为习得，通过各种习惯体现。

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始终高度重视习惯养成，提高核心素养的问题。1981年，教育部制定颁布了《小学生守则》，2012年又将《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三者合而为一，把70条规范浓缩成9大准则，形成了新的《中小学生守则》。

进入新世纪以后，教育部于2001年出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了掌握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的“三维”目标。2014年，又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正式提出要组织力量研究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今年三月，教育部组织研制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向社会正式发布。从这份征求意见稿来看，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的是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综合表现为9大素养，具体为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审美情趣；身心健康、学会学习、实践创新。

社会责任主要是个体处理与他人（家庭）、集体、社会、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表现。包括诚信友善、合作担当、法治信仰和生态意识。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个体对国家政治制度、核心价值理念、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理解、认同和遵从。包括国家意识、政治认同、文化自信。国际理解主要表现为个体对国际动态、多元文化、人类共同命运等方面的认知和关切。包括全球视野、尊重差异。人文底蕴主要是个体在学习、理解、运用人文领域知识和技能等方面表现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包括人文积淀、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主要是个体在学习、理解、运用科学知识和技能等方面表现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包括崇尚真知、理性思维和勇于探究。审美情趣主要是个体在艺术领域学习、体验、表达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包括感悟鉴赏和创意表达。学会学习主要表现为个体在学习态度、方式、方法、进程等方面的选择、评估与调控。包括乐学善学、勤于反思、数字学习。身心健康主要是个体在认识自我、发展身心、规划人生等方面有积极的表现。包括珍爱生命、健全人格和适性发展。实践创新主要是学生在勤于实践、敢于创新方面有积极的表现。包括热爱劳动、批判质疑和问题解决。

尽管这个讨论稿尚在征求意见之中，但从其基本内容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它的相关专题与新教育实验“每月一事”的习纲与各项专题是显著相关，高度契合的。核心素养强调的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和家国情怀，注重的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和创新实践，在“每月一事”的习纲和专题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们可以说，以“每月一事”为代表的习惯养成项目，是为核心素养的落实提供了行动路径。

因为，一方面，所有稳定的素养、尤其是核心素养，必然会通过习惯，以思维或行动的方式外显。另一方面，习惯是形成素养的主要方式，是形成核心素养的必然方式，核心素养必然通过习惯加以夯实。

    4，从世界趋势看，注重习惯养成是全球教育改革的主要朝向。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从上世纪末70、80年代开始，教育中对“素养”、“能力”的说法日益成为主流。其根本原因，是过去以传授知识技能为主要目标的教育，在信息革命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束手无策，因此把原有的教育目标调整为学会学习、加强素养的新目标。这是信息时代促使教育的改变，也是教育对信息时代的回答。

与此同时，习惯作为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上世纪末开始被管理学家“接管”了。更强调传播、更强调务实、更强调行动的管理学家们用这个人们熟悉的词，迅速影响与改变着社会。如史蒂尔·柯维所著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被评为福布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10大管理类书籍之一”，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七年，在全球70个国家以28种语言发行共超过1亿册。

1979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学无止境》的报告，提出人类存在“维持性学习”和“革新性学习”两种类型。前者是以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为特征，后者则以能力和习惯的养成为特征。

由此开端，世界各国普遍开始重新审视学习与教育的问题，关注核心素养、技能培养与习惯养成等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和机构，出现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

这些理论和学说，有些以素养命名，有些则是用其它的表述。如较早的有联合国的“五大支柱说”。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部21世纪委员会发布了德洛尔报告《学习：财富蕴藏其中》，提出了学习的“四大支柱”问题，认为教育仅从数量上去满足那种无止境的“知识和技能”需求，既不可能也不合适。应围绕四种基本学习加以安排，它将成为每一个人一生中的四根“知识支柱”。后来，又补充完善为“五大支柱”：学会求知（learring to know），包括学会如何学习，提升专注力、记忆力和思考力；学会做事（learring to do），包括职业技能、社会行为、团队合作和创新进取、冒险精神；学会共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包括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同理心和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学会发展（learning to be），包括促进自我实现、丰富人格特质、多样化表达能力和责任承诺；学会改变（learning to change），包括接受改变、适应改变、积极改变和引导改变。

还有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三大素养说”，是主要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进行评估，从数学素养、阅读素养和科学素养以及基于计算机的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测试学生们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2014年，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发布了《国家教育课程标准总论改革基础研究》咨询报告，明确提出从2017年开始韩国将全面实施新课程体系的“六大素养说”，重视六大“核心素养”，一是自我管理素养，二是知识信息处理素养，三是创造性思维素养，四是审美感性素养，五是沟通素养，六是共同体素养，等等。

有些提法是兼顾素养与能力。如欧盟2005年发表的《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架构》正式提出终身学习的“八大素养说”，提出八大核心素养为母语沟通，外语沟通，数学能力及基本科技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学会如何学习，人际、跨文化与社会能力及公民能力，创业家精神和文化表达，同时提出贯穿于八大核心素养之中的共同能力，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等等。

有些学说是以能力或技能的方式阐释。如美国由教育、企业、政府机构组成的21世纪技能联盟于2009年推出了《21世纪学习框架》，提出了“三类技能说”:一是学习和创新技能，二是信息、媒体和技术技能，三是生活和职业技能；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关键能力说”，指出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三种关键能力：一是交互作用地运用社会、文化、技术资源的能力，二是在异质社群中进行人际互动的能力，三是自立自主地行动的能力；2014年4月，新加坡教育部发布的《21世纪技能和目标框架》则提出“三层技能说”，一是居于核心层的价值观，第二层是社交和情感技能，第三层是面向全球化世界的关键技能，等等。

还有以美德命名的，如西方的积极心理学也对习惯养成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典籍中确立了24种行为特征，认为这是导致一个人幸福的最重要的优秀品质，然后把这24种品质归为六个美德：智慧、勇气、慈悲、正义、节制和对形而上的关注。

而“习惯”一词被管理学家借用之后，也在社会上赢得了认可。比如美国企业管理专家柯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中提出的最重要的七大习惯：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统合综效、不断更新，等等。

综上所述，以素养、技能、美德、能力等不同命名，都只是不同的形式，它们同样所努力的，是力图传达教育在信息时代下的新目标，希望将“教育”一词中更多泛指传授知识技能的“教”，向更多实指立德树人的“育”转变。尽管不是所有表述都能够像新教育“每月一事”的操作这样，完整地包括了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的三个维度，但可以看出所有努力都在力图涵盖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四大生活场域，所有努力都在寻找那些真正能够为人的一生奠基的重要习惯和品质。

所以，注重习惯养成，本身是教育进入以人为本阶段时的共同选择，是世界教育改革的大势所趋。

   5，从社会环境看，良好习惯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环节。

一个人习惯养成的过程，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因此，习惯养成表面上看是一件个体的“私事”，但是，当众多的个体聚合成一个个群体，组合成一个社会时，大家的习惯就变成了“公事”，就不仅仅影响个体生命成长，同时也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认为，习惯是有动机属性的、是连续的经验与行为的社会性结构。奥尔波特（Allport）也认为习惯是在社会行为学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将其与条件反射联系起来，即习惯行为是人对某种环境刺激条件的相应反应。他们强调的都是习惯的社会性。

一个人在出生后，所处环境中既有的习惯会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个体身上，正是这些具有秩序结构的稳定模式，提供着外界环境对个人的刺激，使个人逐渐形成与大众较为一致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等等，并逐渐内化在个人的观念、行为之中，成为一种简便易行的供人遵循的惯例（convention）。在社会心理学家吉登斯（A·Giddens）看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切，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群体中的“实际意识”（维特根施坦则把它称之为我们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中“继续下去”的能力）来指导的，这就是“不断地”重复社会生活的规则与惯例。因此，“人们只能按照常规做事，因为常规使人默契。”

近年来，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国际交往的日趋便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进行旅游和商务，我们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也开始接受世界文明标准的检验。我们的许多不良习惯，如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乱刻乱画、排队加塞等，不但造成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危机，还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度和传播效果。其实，这些行为与教育程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与知识和能力也没有多少联系。有几个人不知道随地吐痰会传播疾病，大声喧哗会影响他人？又有几个人不明白不能在文物上乱刻乱画、过马路不能闯红灯的道理？从国内来看，由于缺乏良好习惯，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磕磕碰碰的小事，互不相让而酿成大冲突、造成大损失的各种新闻，更是屡见不鲜。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这些不文明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改变，与我们的教育没有真正把习惯养成落到实处，有很大关系。

文明习惯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软实力。习惯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在公共生活环境中，语言习惯、行为习惯、工作习惯、道德习惯等等，既是个人文明的显示器，也是社会文明的指示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与全体公民的良好习惯息息相关。帮助全体国民养成文明习惯，也就是在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

    6，从文明进程看，良好的习惯渐变是人类不断进步的重要阶梯。

我们知道，习惯会通过代际传承，得到进一步稳固和流传。这些不成文的习惯模式，因为能够通过隐性的力量，直接作用于每一个群体成员，所以，较之于法律、制度等明文规定，更具生命力和约束力。

每一个当下都必然来自过去。所以，传统是发展的根基，习惯则是传统中延续得最为隐性又稳定的那一部分。这些不成文的社会习惯，往往比法律更加深入地扎根在民间，是民众无意识中自动遵循的规则，也是人们彼此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当一些社会习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淘洗却没有被淘汰，足以说明在当下民众中间还有着深厚的心理基础。

充分尊重这些稳固的基础，再以合约的方式进行新的调整，产生制度的演变，同时逐渐促成习惯的渐变，就能够形成人类制度、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

正如学者盛洪研究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勒庞的《乌合之众》、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后指出的那样，美国建国成功的一大原因，正是因为习惯有着政治强力都难以撼动的特性，而当时的那些美国殖民者们来自英国，有着英国习惯法的传统，长期践行着“王在法下”这一原则，所以“美国人虽然采用暴力赶走了英国人，但美国的建国却不是暴力的自然结果，而是习惯和传统的结果”。法国革命正因为“缺少契约结构和自治传统，而这正是联结个人的习惯和规范。结果只能让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发挥作用，造成了恐怖和残暴的悲剧”。为此盛洪提出：“传承习惯，珍视传统，并非只是停留在过去。正是在习惯中提炼出精神价值，在传统中发掘出道德原则，才能够超越传统和习惯的外在形式，才能实现既追逐理想，又脚踏实地的创新。”

当我们把人类向前迈进的步伐模式，建立在以合约为方式、双方同意的改良上，建立在每一个人日常行为的逐步改善推动上，通过社会习惯循序渐进的改变，人类才可望在理性自觉的实践探索中，实现和平稳定的进步，真正赢得未来。

（文章转自新教育研究院杂志《教育 读写生活》第7.8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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