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琥珀声称能让我们回忆起更多  人物

2016年4月13日，君特·格拉斯逝世一周年。他给世界留下的是一块密封了那个时代的琥珀——“它不接受托词。它什么都不忘记”。...

君特·格拉斯（1927.10.16——2015.04.13），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铁皮鼓》、《猫与鼠》。格拉斯为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其语言新颖，想象丰富，手法独特，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除了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格拉斯还活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他拥有非同寻常的社会政治情怀并且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两德统一后，格拉斯更致力于反对逐渐滋生的仇外主义和新纳粹黑暗势力。

格拉斯出生在但泽（现今波兰的格但斯克）一个小贩之家，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属于西斯拉夫的卡舒布人。童年的经历对格拉斯的创作影响无疑是深远的。热爱文学的母亲温柔浪漫，而刻板强硬的父亲却崇尚现实主义。双方各自的精神世界迥异，由此诞生在一个家庭中的矛盾构成了年幼格拉斯对世界的初识。受母亲的影响，格拉斯从小就受到较多的文学艺术熏陶。母子间的深情更是成为了在作品里那个荒诞怪异却又真实的世界中带给读者的为数不多的精神慰藉。无论是市井中有几分肮脏的世俗生活，还是那开启他的童年也结束他的童年的战争，都只会使他敏锐的头脑充斥更多的犀利与讽刺。像许多其他年轻气盛的男孩一样，格拉斯没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自愿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自愿拿起武器。他回忆时带有对年幼无知的自己的抵触，仍道不清当初为何做出如此决定，或许是对摆脱家族与社会束缚的渴望，亦或自甘被引入歧途。执勤间的周末休假时，少年们可以回家探望。而家庭作为那个颓败的时代里唯一可供心灵休憩的场所，却无法使年幼的格拉斯感受到多少人性的温暖。每当在在家中，短暂的几天内他总不得不忍受充当狭窄居所内父母夫妻生活的见证人，这为少年的回忆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未成年的格拉斯是被征召入伍的。接到入伍通知后，母亲在家中泣不成声。由父亲送行时，他面无表情地感受着伏在自己肩上的父亲眼中淌下了两行热泪。在那个年代，或许被拷问的不该仅仅是少数的个体，也不该仅仅是一个政党，而是整个社会，甚至是整个世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道德尺标，在知道自己的选择，哪怕是自己近乎于无所作为的顺从将酿成何种恶果前，却不会轻易将自己约束。即使有违道德，却也选择服从。如此一来，倘若不必承受公众默许的罪行所带来的道德谴责，多数人心中的道德准则便形同虚设了，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罪责呢？

入伍后坎坷的生死经历是战争带给无数人共同的伤痛。被盟军俘虏之时，少年的格拉斯还“傻瓜似地”坚信法西斯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段从军的经历日后也同他在母亲身患癌症奄奄一息之时带回的承诺一起被层层洋葱皮包裹住，脆弱柔嫩，直待格拉斯含泪将它剥离。这承诺，也是这位道德权威为数不多的温情流露，道出了长久以来的愿景，来自被战争结束了童年的自己，也来自他那些“从过去而来的早逝的客人”。

“等你痊愈了，咱们俩就……去阳光灿烂的南方……是的，去柠檬花开的地方……那儿美极了，到处都很美……”格拉斯最初是以诗歌登上文坛的。诗歌在格拉斯的全部创作中一以贯之，同雕塑和绘画作品一道构成他最早的艺术表现形式，直到生命最后时期，他依然在坚持配画的诗歌创作，并取得惊人的社会影响。《睡梦中的百合》、《风信鸡的长处》、《三角轨道》等都曾获奖。他的诗既有现实主义的成分，又受到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联想丰富，激情洋溢，具有较强的节奏感。在《准时》中他描写了邻居频繁殴打孩子的残暴，然而利用邻居残暴的手来计时，对罪恶的袖手旁观却同样是另一种残暴。格拉斯以此来讽刺二战前某些国家对纳粹的放任助长及二战期间本国人民对纳粹的沉默容忍。他的诗乃至其它作品中不乏这样联想丰富而隐晦的意象，不断拷问着战后的人民。如《铁皮鼓》中父亲母亲表舅舅妈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当事人间知晓情况下的微妙平衡，等等无不包含了令人细思恐极的政治隐喻。

格拉斯于1959年32岁时发表小说《铁皮鼓》，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声誉。这部小说与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合称《但泽三部曲》。这三部小说都以但泽和维斯瓦河三角洲民族混居和复杂的多民族历史为文化背景，描述了纳粹的兴起和二战时的德国人经历。其中《铁皮鼓》在“四七社”中第一次被朗读首节即大获好评，其后更是被普遍看作为格拉斯毕生最杰出的作品。

文学创作期间，绘画与雕塑始终穿插于格拉斯的生命之中，三者对格拉斯来说是“紧密联系”的。他常常亲自为自己的诗作或是小说配作插图，以更好地勾勒出他文字中所表现的世界。直到生命的终止，格拉斯或许曾闭上谈论政治的口，却从未停止过他的艺术创作。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艺术创作跨界明显的格拉斯还是一位舞蹈大师。在格拉斯70岁生日的时候，南丁·戈迪默、约翰·欧文和全体德国的作家齐聚汉堡的剧院。当音乐响起时，剧院的舞台变成了舞池。格拉斯显示出了他舞蹈大师的风采：“当他喜悦地摇摆、旋转、俯身时，我明白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德国文学的伟大舞者，从恐怖的历史跳到优美的文学，凭他的优雅、他作为喜剧作家对荒谬的感知战胜了邪恶。”

由于他没有限制的道德权威，格拉斯一直被德国人看作是一个没有慈悲心肠的法官。他不仅在小说中毫不留情地揭露疮疤，还是战后德国一位刺耳的批评家。他与德国人的战争健忘症不断地斗争，饱受争议的他有时候还挑起争论。自传《剥洋葱》的出版，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剥洋葱》在作者拨开那一层层记忆的同时，展示了这位隐晦深刻的“政治诗人”生命中动人的片段，当然更多的仍是对那段人人麻木而沉默的历史的平铺展示，对幼年自我的审问：那句“为什么”怎么就没有说出口。然而，书中对作者年轻时几个月无所事事的党卫军生涯的揭露似乎更引人注目，它使得不少人心中其道德权威的形象几近崩塌，“德国良心”的政治介入与道德谴责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一场伪善的滑稽戏。

这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一个人曾有过的罪与他如今成为道德权威的现实到底是否矛盾，成为道德权威是否需要所谓资格。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曾经饱受困苦不公的人宣扬公平与正义，与那些因亲眼见证他人苦难而企图有所传递有所影响的人相比，后者似乎更加高尚。对后者中大多数人来说，比经受苦难更难以忍受的是看着他人承受折磨，而这种折磨往往是不应得的。在这场战争中，格拉斯既是苦难的承受者，某种程度上又是单方面的见证者：他的表兄妹们不声不响地没了父亲，而他的父亲不离左右，年幼的他歌颂憧憬着自己自己国家军队的战绩，见证了格但克斯废墟中的重建，仍是那个少年的他，一次又一次察觉到身边人“消失的无影无踪”，却又伴随着停止窥探的步伐咽下了一个又一个为什么。这样的见证对已逾耄耋之年的格拉斯无疑是最严厉的拷问。

不明白罪恶的人，所谈论的道德将多么苍白无力。身为道德权威无疑表明了格拉斯所见证过那些施加于他人身上的苦难，而他反复而有力的道德谴责仿佛暗示着他对自己曾无意加入罪恶难以忘怀，即越是客观犀利的剖析，好像越是能将理性的自己与民族曾经疯狂的恶行划开界限。在这个民族努力走出二战的阴影，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之时，格拉斯清醒地明白，纵使拥有无知的庇护，人们同样无法脱掉干系，民族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格拉斯对民族累积的罪恶的意识更像是一种滞后的反映，他的经历仿佛代表了战时与战后的两个德国，无数被这段历史裹挟其间的人们同样如此。

此前，他一直在以文学的方式忏悔，将自己的经历写进了《铁皮鼓》等作品，然而正像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他没有办法写自传体小说，因为这会使他陷入‘文学的谎言’中”。他的选择，除了像他所说一般，是对那个“恰当时候”的等待，还是因为怀有一丝畏惧。不是畏惧声名狼藉，而是打破沉默。在《剥洋葱》中他写道：“因为有那么多人保持沉默，所以这样的诱惑难以抵挡：对自己的过失一言不发，代之以对普遍的罪责的大声控诉。”然而，正是那些打破沉默拒绝妥协的人，会让人人中自己筑起僵硬而牢固的目障一层层剥落，掺杂着惊愕的谴责也终会转为尊敬。无论是作品、言论还是部分政治主张都倍受争议的格拉斯，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才停止了他倨傲的独白。将毕生献予艺术与政治的他还给了世人那个苦难真实的世界。

含满泪水的双眼已紧闭，洋葱皮散落一地。

文 | Levi

排版 | Levi

编辑 | 悠悠 陈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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