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 2016编剧新生态全解析

可能是2016年最深度、最权威、最前端的编剧行业新动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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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行业自身正在经历嬗变。资本为何青睐编剧？有组织的编剧们，究竟有多大话语权？编剧中心制是否可行？新媒体的崛起又为编剧行业增加了哪些变数，是否出现新的生产、分配方式？

3月22日，演员王宝强首次自导自演的电影《大闹天竺》开启“西征践行仪式”，这部电影主投资方是王宝强的宝亿嵘影业，编剧为《泰囧》老班底：束焕和丁丁。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束焕（主要作品：《港囧》《煎饼侠》）也是这部电影的联合出品人。

无独有偶，4月初由人气网络小说《孤芳不自赏》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开拍在即。该剧云集台前幕后一线阵容，由Angelababy和钟汉良领衔主演，资深古装剧导演鞠觉亮执导，上海克顿传媒与派乐影视传媒联合出品。而派乐影视传媒董事长，正是《孤芳不自赏》的总编剧张永琛。

影视编剧中开始诞生“新力量”，并受到资本青睐。

今年一月份，由华谊兄弟、小米联手投资的新圣堂影业举行了战略发布会。与传统电影公司不同，新圣堂影业由一支年轻的编剧“军团”组成。随着影视行业的新一轮洗牌，IP（知识产权）热潮涌动。不管这股潮流携带多少泥沙，至少有一点利好：行业越来越意识到好故事、好剧本对于一部作品的重要性。优秀的编剧，与优秀的导演、演员、制片人一样，都成为稀缺资源。

近几年，影视制作公司纷纷通过入股、战略合作等方式将知名编剧拉入阵营。华谊兄弟是“新圣堂”最大股东；唐德影视收购了编剧余飞（主要作品：电视剧《重案六组》（3、4）《永不消逝的电波》）创建的工作室——上海悠闲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简称“悠闲影视”）；

还引进了知名编剧盛和煜、齐星、柳桦等作为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并与他们签署了4年或4年以上的战略合作协议；邹静之入股幸福蓝海，国龙联盟签约林和平、严歌苓、刘猛；王力扶、赵冬苓、李潇等入股新丽传媒。

资本青睐编剧，除了在股市上能讲出一个个漂亮的故事，给编剧行业的发展又带来哪些想象空间？

余飞对记者表示，“我们公司名义是唐德影视参与合资的子公司，但还是我们自主经营。作品可以优先给唐德影视，但仍然对市场开放。另外一些委托创作项目和唐德就没有关系了。”

对唐德而言，无论是直接的盈利，还是人才储备，深度“绑定”余飞和他的工作室都有好处。而华谊不仅给新圣堂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合作资源。在今年的“编年史”发布会上，新圣堂发布了“聚本汇”剧本征集大赛计划。新圣堂影业创始人，年轻的“80后”编剧、导演田羽生（《前任攻略》导演、《人在囧途》编剧）表示,“我们负责出创意，把控内容，具体运营由兄弟公司操作。华谊旗下的众多控股公司、子公司，都可以互相合作。”一些资深编剧也已不再满足于只埋头写作，他们通过自己多年积攒的人脉资源，摇身一变成为出品人，分享更多话语权，比如束焕。

“一个好项目就是一个好入口，吸引优质资方、导演、演员，大家缺的不是钱，是资源。”束焕补充，另一“跨界”的因素是版权，“如果只是委托创作，作品拍出来不管多高的票房，不管你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都跟你没关系。成为资方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知识产权。”

田羽生也透露，新圣堂不仅是委托创作，也要求参与出品。

“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花钱，可能会拉其他资金进来，这样更安全。”

派乐影视传媒董事长、编剧张永琛（主要作品：《京华烟云》《末代皇妃》）表示。

“如果我们不具备出品能力，很可能会眼看着一些好作品与观众失之交臂，而作为出品方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坚守。”

另外，他也认为编剧有机会去做制片人、出品人，是增加阅历的难得实践，对创作有益。

“现在不懂得市场、没有项目概念的编剧，将越来越难走下去。”

与其看法类似的还有编剧梁振华（主要作品：《冰与火的青春》《神犬小七》），去年年底，古装青春偶像历史剧《思美人》开机，梁在“总编剧”前面又加了一个身份，“总制片人”。

在美国，很多核心的编剧同时担任制片人，中国也有少数案例，如刘和平和他的《北平无战事》。未来，编剧兼制作人的模式会更多。然而，从整体行业来讲，这并不意味着剧本受到更多重视。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除了自己写的本子，现在一半以上的制片人都不看剧本，甚至许多制片人、出品人直到拍完都没看过剧本。

当资本，而不是优秀的故事成为项目源动力，编剧也成了资本的一部分，无论是入股还是成为资方。

在中国所有“码字”为生的工种之中，编剧可能是赚钱最快的。2013年，举办到第八届的“中国作家富豪榜”推出全新品牌子榜单——“编剧作家富豪榜”，首次将中国一线编剧的收入呈现出来。这一榜单的出现，证明编剧已经成为新的高收入群体。高满堂、刘和平、于正的身价位列三甲。“大概四五年前，编剧收入已经很可观。”编剧秦雯（主要作品：《辣妈正传》《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表示。

当时位居“富豪榜”榜单前列的基本是电视剧编剧，电影编剧刘恒、李樯、刘震云等都在榜单末尾。这与产量有关。近年以电影《泰囧》《港囧》系列火速蹿红的编剧束焕表示，他现在不太愿意写电视剧了，因为“一部电影的稿酬在500万元左右，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也是那么多。”

被戏称为“网剧一哥”的导演、编剧白一骢（主要作品《盗墓笔记》《暗黑者》）透露，两三年前，他的编剧成员中有许多是从网络写手转型过来，因为“编剧更赚钱”。派乐影视的编剧团队中，也有一些曾是网络小说作者。只是最近两年“IP潮”兴起，原创小说版权费高涨，网络小说作者转编剧的热度才有所下降。

编剧身价暴涨曾经给投资方带来沉重压力。但随着互联网资本进入电影市场，行业变得“不差钱”了。远大于行业总量的资本对IP热情追逐，使得优秀编剧也作为“IP”之一受到了资本的礼遇。短短一两年间，编剧的薪酬实现了令人瞠目的加速度增长。

白一骢透露，“我的稿酬从2000-3000元一集涨到8000元用了两年时间，后来一些剧播得比较好，涨到了1万元；从1万到3万用了6年。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但从3万涨到5万，直到10万元，只用了半年时间。”

现在，他团队中的一个普通编剧也能拿到3万元一集。

编剧李潇也表示，“现在新入行的编剧都能获得很高的待遇。”即使“枪手”也能赚，少则每集几百，多则几千甚至上万元，有的当“枪手”都开起了宝马奥迪。

白一骢认为，“有代表作的好编剧作品价位应该在每集8万-10万元左右；优秀作品12万-15万元/集；一线编剧20万-30万元/集。理应拿到这个价。”然而，“不一定钱拿多了就能创作得更好，往往写得最好的作品都是最初没什么钱的时候写出来的。”

相对于需求量日益膨胀的市场，优秀编剧的数量还是远远不够。

余飞说：“目前，专业教育体系没有培养出好的创作者。另外，播出量太大，很多编剧都是外行，很多盲目的资本无处可去，都一哄而上，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后果。网络、电视台、文化影视公司，大大小小各类机构、平台，都在疯狂生产。”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有些投资人、制片人根本不管剧本。他们只觉得找好了编剧、导演、演员就万事大吉。”

“目前影视行业进入以资本为核心的时代，而且是互联网资本。互联网占据了版权的上游，过多地介入了影视的制作与发行，让我们处于IP乱象之中，但我们的行业并没有那么大的消化量。”编剧宋方金（主要作品：《飞》、电视剧《手机》）认为。

一边是过剩的产能需求，一边是数量严重不足的生产者。所以，少数一线编剧的身价持续暴增。活儿多得接不过来，就会导向团队式生产甚至公司化运作。编剧这门“手艺”从文艺创造变成工业化生产，必然导致大量粗制滥造的“快消品”诞生。

白一骢坦言，曾有一段时间因为资方开高价而接了不少戏。“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行业能热多久，万一后面挣不了那么多钱怎么办？”

一位以演技著称的知名演员正在筹备自己的电影导演处女作，她对记者“吐槽”，递过来的很多剧本质量非常糟糕，“简直惨不忍睹”。

宋方金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每年都会有一两部现象级作品，比如《士兵突击》《黎明之前》《闯关东》，但是2010年之后这样的作品出现频率降低了，大部分都是匆忙制作出的作品，票房和收视率都显得虚高，但是所有人仍然为此忙活。”

一面是优秀编剧的酬劳涨势惊人，一面是许多普通编剧乃至“枪手”仍在为生存奔波，马太效应明显。

“门槛太低了，很多人进来，好编剧多了，差编剧更多。”白一骢表示。

束焕说：“电视剧界常常是这样，一部分是最精良的制作，可能每集100万元；但是除此之外，每集1万和每集10万元的作品区别可能就没那么大了，所以片方更可能会用1万元的作品。观众感兴趣的可能就是那几个‘当红炸子鸡’，其他的都被淹没了。”

一位青年编剧告诉记者，现在片方与编剧签的合同看似平等，实际上对编剧的约束比对片方多得多。

“比如，如果甲方延迟支付稿费，会赔偿多少钱，实际上这是约束君子不约束小人的。而‘改到令甲方满意为止’，这其中就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不管是谁提了意见，都可以说你没有达到要求。”

另一位在业界打拼多年，却始终未能有播出作品的编剧对记者说，她现在签的合同是2万元一集，但是这笔钱要和其他合作者分，还要给介绍活儿的编剧付回扣，“相当于跟经纪公司合作”。

付费一般是分批次，比如定金、大纲、分集、每十集、二稿、定稿、尾稿……不一而足，根据具体合作情况，分批有所不同，比例也不同。假如因为种种原因片子没播出来，后面几部分的稿费经常会不了了之。

“有几个月能拿几万，有几个月可能颗粒无收，收入很不稳定。”她每个月自己交社保，也没有任何底薪。

田羽生透露，他在编写《人在囧途》之前，生存状况也很窘迫。自导自演《前任攻略》之后，他不仅开了新圣堂影业，甚至投资了两家火锅店。

只要有一部作品叫响，编剧的身价就会飞涨到令人艳羡的地步。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也许不正常，却很真实。



大量资金涌入，诞生了大批影视公司项目。尽管影视公司旗下常常会有签约编剧，资深编剧还会入股，但仍然有大量项目需要向外寻求合作，于是编剧工作室、公司开始相继出现，专攻剧本生产。张永琛创建派乐影视时，放言要打造“第一编剧团队”。他相信，未来的编剧行业必须依靠科学化的集体创作。

“以前的市场更依赖个体，这样存在的问题就是，制作公司可能找到一个优秀的编剧，但由于编剧接单太多不能保证按时完成，或者找到的编剧不适合某类题材，也是浪费大量的时间最后不了了之。把各类型编剧集结起来成立编剧公司，可以保质高效完成剧本，也可以使编剧之间取长补短，发挥集体智慧。”

田羽生从中戏毕业后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编剧“枪手”。人年轻，生活经验不丰富，片方却老让他们写婆媳剧，令他很痛苦。

“我想写推理探案、战争传奇，但婆媳剧是师兄分拨下来的活儿，没得选，有时候为了生计在几个月内猛赶剧本，质量自然粗糙。”

直到执笔《人在囧途》之后，他的经济状况才渐有好转。“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两回事”，正是因为这段经历，田羽生决定创立“新圣堂”，让编剧各展所长，提升专业度。导演冯小刚说想办影视界的“蓝翔技校”，田羽生非常认同这个说法，并把“新圣堂”视为编剧磨炼专业技能的地方。

白一骢认为，“编剧闭门造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找一个靠谱的团队，有好的工作方法，有好的保护机制，最为重要。”

他的“工作方法”是一套Excel图表模板，将每一个情节点拆解，按照各种不同元素分门别类，打上分值，最后总结出剧作节奏、角色戏份等指标。据悉，这种手法也是从美剧中借鉴而来。

张永琛认为，“工业化和文艺的个性化创作并不矛盾，一提高生产效率，二提高作品质量。好莱坞是全世界工业化最高的地方，同时创作出的作品也是水平最高的。

工业化可以让合适的人只干合适的事情，把个人的优势在集体中最大化发挥出来。流程化意味着标准化，保证创作出的剧本都是标准线以上的合格剧本。”

但亦有专业人士指出，整合众多编剧的思维和气质并非易事。

宋方金表示，“真正操作成功的电影工作室不多，很多只是联合创作。编剧个体创作的优点是统一、连贯，但可能会视角单一。电视剧的集体创作出现过很多问题，前后不连贯，甚至完全不合理。”

团队化创作更适合高概念、强情节的戏，如谍战剧、偶像剧，以及现在诸多网剧。余飞以写谍战剧闻名，他也坦承，自己的工作室经验不一定能复制，“我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和不断试错。”而具有强烈艺术个性的作品，比如《亮剑》《潜伏》，就很难用“抱团”创作的方式产生。

而且，一些编剧成立个人工作室之后大量接单，一年生产好几部电视剧。最后，集体创作出的剧播出后无声无息，反不如早期的独立创作。量产带来的浮躁气氛弥漫在整个行业之中。

一些业内人士也提出质疑，“编剧是文艺创作，不能完全等同于工业产品，好编剧应该是艺术家，能沉得住气，甘于寂寞。现在艺术家跑去当商人，创作意图从追求精神品质变为追求经济利益，真的有利于写出好东西吗？”

宋方金则认为，“编剧明星化有一定意义，但只能引领励志，并不能起到根本作用。资本推高了影视市场，但影视行业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消化量。只有把量降下来，提高制作的质量，才能聚合人才。”

互联网资本大规模涌入影视行业的同时，也将十几年网络文学红利打包扔进场，打乱了原有的生态系统。与此同时，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也带动了网剧发展。网剧在短短一两年间大量涌现，很快抢占了一批年轻人的市场。

而在一剧两星的政策下，电视剧也不得不将目光转向视频网站新贵。因此，年轻人口味、网络口味开始引导创作方向。在大量的项目刺激下，改编网络小说、动漫、游戏IP，替代了原创，成为编剧的主流工作。

腾讯影业刚刚公布的项目中，最引人瞩目的电视剧《择天记》和电影《天涯·明月·刀》，分别根据网络小说和古龙同名网络游戏改编。近日，乐视影业也高价买下了特稿《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的影视改编权。张永琛透露，派乐目前接受委托的“大IP”改编作品比较多。

“我们一共有20个编剧工作室，有一半以上在开发大IP。”

宋方金对此忧心忡忡，“互联网一进来，好的坏的全部变现，几乎没什么筛选。原本编剧属于剧本创作这个环节，不可再分割，现在剧本创作变成前端后端，各种网络写手和段子手进行创意构建，再去找职业编剧导演来写剧本，两方都不拥有版权，版权属于资本。所有的环节都被矮化为一个螺丝钉。”

去年阿里影业某高层在论坛上的一番言论引发编剧界集体“声讨”，原因便在于该言论公然将编剧这个工种“螺丝钉”化了。

IP改编带来了更大的创作难度，促使编剧们开始“戴着镣铐跳舞”。

网络资本与网络文学之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题材偏向于神怪、玄幻、盗墓、穿越，大多凭借“人设”（人物设定）、情节取胜，在人物塑造乃至文化品格等方面都较弱。而且，网络文学的写法也和剧本有很大差距。

余飞表示，“买IP是为了吸引原本就有的粉丝，改编必须照顾到他们的感受，但是不推翻又不符合剧本结构。”

白一骢认为IP热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购买IP的成本很高，但后期省钱。原创的话，后期带来的收益会比较多，但前期比较累，因为跟演员的沟通成本非常高。”

从事实来看，电影对IP的依赖相对小于电视剧和网剧。2015年，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反而没有原创叫座，在口碑和票房上都不尽如人意。然而，IP改编仍是接下来两年的市场热点。

不仅热门网络小说将被搬上银幕，高收视率的电视剧、电视真人秀都成了投资眼中的IP富矿。TVB电视剧《使徒行者》电影版已杀青；以《十二道锋味》为基础创作的《决战食神》吸引了2.5亿元投资。

日韩IP也成为新宠，高仓健的《追捕》将被吴宇森翻拍，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铺》也被搬上中国大银幕，车太贤主演的《非常主播》被改编为《外公芳龄38》。通过原创影片获得成功的编剧，如束焕和田羽生，均表示没感受到IP带来的压力。“大家看电影还是想看新鲜的。”在新圣堂影业，原创的比重远远大于改编。公司也买了一些网络小说，但并非业界知名的大IP，“主要是买人设。”

“人设”即人物身份设定。新颖有趣的“人设”会引发观看兴趣，如“宅女侦探”（《宅女侦探桂香》）、“女强人+霸道总裁”（《孤芳不自赏》），但作品最终还是要靠立体饱满的人物塑造来打动人心。这就需要扎实的编剧技巧和深厚的生活感悟。

束焕认为，目前行业原创力不够，一大原因在于编剧接受市场的锻炼不够。

“类型电影、电视剧的创作程序，在好莱坞那边非常科学，是经过量化的，突破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然而悖论在于，如果IP改编成为不可逆转的市场主流，编剧原创力又如何得到锻炼？

更糟糕的是，当任何东西都被贴上了“IP”标签后，其作品实质反而被淡化或忽略了，而这种心态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创作者。《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新闻特稿发表后，事件之惨烈曾震惊世人。

然而，特稿被买下电影改编权后，只见《时尚先生 Esquire》出品人兼总编辑李海鹏在微信朋友圈里言道，“相信这是一个内容带来利润的小小创举”。随后这则消息被广为转载，加上新闻题材电影《聚焦》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一时间影视业界纷纷感叹，“新闻特稿是真正的IP富矿。”而关于“太平洋大逃杀”事件本身，却甚少有人问津了。

美国编剧工会拥有1.2万会员，其实是一个专门为编剧服务的经纪公司，工会可以为编剧提供培训、剧本营销、法律维护等等服务。但是在中国，“大政府，小工会”仍是本土特色。工会职能的缺失，也促使更多编剧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或者签约影视公司。

“中国目前几乎没有专业的编剧经纪人，专业的经纪人可以准确地知道剧本的价值，法律顾问也很缺乏，许多编剧等到出事了才找律师，很少会在之前请律师为自己把关。”宋方金说。

拥有“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等多个头衔的余飞谈及中国影视界的工会，不禁摇头。

“协会在中国想要真正发挥作用很困难，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没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在美国，绝大多数编剧都是工会成员，编剧的工作与工会利益息息相关。而我们的协会主要还是帮助成员之间进行联络，组织论坛活动，或者呼吁、支持行业维权等。”

束焕表示，“编剧协会也常常维权，但是维护的权益往往非常基础，例如作品抄袭、不付酬劳等等之类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真正的法律保护以及与片方的桥梁作用却微乎其微。”

此种情况下，一些人看准机会，试着成立专门为编剧提供服务的窄众服务机构。2013年诞生的新媒体平台“编剧帮”就是这样一家公司，通过微信及微博平台为编剧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和服务。

编剧帮做过一个针对编剧工作室的不完全调查，出于经营成本和规模的考虑，超过22.2%的工作室没有法务顾问，33%的工作室遭遇过侵权。因此，编剧帮建立了法务团队，给中国的编剧免费提供法律谈判和咨询服务。法务热线开通了两个月，已经接到好几十单编剧咨询。

“大部分的编剧都缺少这方面常识。”编剧帮创始人杜红军对记者说。

不少编剧除了委托创作，也在进行自己的原创写作，编剧帮会基于业内信息帮助他们进行策划，以及推荐剧本给影视公司。与一些公司有着长期合作的编剧，想要拓宽选择，也可通过这个中转站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对于已有工作室或者知名度高的编剧，编剧帮会更侧重于他们的个人品牌建设及宣传，以及组织行业论坛，促进交流。

“目前散布在各大专业院校、民间的编剧后备军应该有2万-3万人。他们也需要很多入行的机会。我们希望为他们多做一些桥梁的工作。”杜红军表示。

编剧帮制定了一个“青年编剧成长计划”

通过组织线上线下课程培训、业内交流提升编剧水平；

通过作品推广、个人宣传提高编剧知名度。

青年编剧可以获得剧本经纪服务，委托创作的工作机会，职业规划服务，以及免费的合同审查服务等。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编剧帮的功能其实与很多影视公司的功能重合。一家民营公司如何成为业界公认的“第三方”，还有待时日证明。

编剧工作室规模化生长

缺少专业的编剧经纪人，也缺少税法方面的专人打理，在编剧的收入水平和行业地位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编剧工作室相继成立。

一般的工作室团队规模维持在10人以下，更多的是在5人左右。

在此基础上，工作室的规模、定位和发展方向都出现了差异。在编剧帮的抽样调查中，5人以下（包括5人）占44.4%，6~10人占22.2%，10人以上则为剩下的33.4%。拥有40个编剧的蓝蓝蓝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是全员工制的编剧公司，此类公司比较罕见。税务、法务保护。目前很多编剧都有工作室，但大部分工作室都不是实体的，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一个外壳，主要是为了在财务、法务、税务等方面谋求便利和享受一些优惠，并非真的有团队合作。过去法律、税务意识比较单薄，如今在资本的推动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对其重视程度都有很大提高。

许多老牌知名编剧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如高满堂、刘和平、王丽萍等。这类工作室的成立也主要是为了打理创作以外的周边事务，并非为了团队创作。

在好莱坞，编剧有编剧工会来保障自己的各种权益，组成工作室是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盟和合作，而在中国编剧遭侵权的报道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工作室这方面的力量不大。

小团队项目合作。目前最基础也最普遍的一种工作室，是志同道合的两三个编剧一起写剧本挣稿费，决定弄个合作的模式，也许到工商局注册了，也许没有。

这种形式自由乃至很松散，有时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法依靠剧本赚取收入。比如束焕和史航，大学刚毕业留校，成为了室友，就一起写剧本。田羽生和他的三个同学组成的“圣堂工作室”也是这种形式。

现在束焕工作室固定的合作编剧有20多人。“我之前做剧本医生的时候，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编剧，很多是年轻编剧，发现了好苗子之后，就开始一起聊。他们很多也是一起做，而我可以提供很多‘出口’，所以他们也愿意跟我合作。因此我决定把大家聚合起来。”

一些编剧借助大学教师的身份带着学生一起写剧本，比如北京电影学院的薛晓路、曹保平、张巍，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梁振华、田卉群等。

“我一直在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发掘编剧，有好几位是硕士和博士，所以我的团队学院气质比较浓郁。”梁振华说。

这类小型团队几乎都是项目制合作，没有固定底薪和社会保障，人员流动也比较大。束焕手下的电影项目居多，旗下编剧20多人，大多数是按照项目制结算。

束焕认为这样比“底薪+稿酬”更有利于合作的编剧，也不影响他们与别人合作。李潇的工作室则介乎项目合作和公司化运作之间，有项目时按照项目结算，没有项目时发放一定量的底薪。

公司化运作。少数具有市场思维的知名编剧打出个人品牌，建立了自己的编剧公司。如张永琛的派乐影视传媒，余飞的悠闲影视工作室，田羽生的新圣堂影业等。还有一些编剧团队虽然不是独立公司，隶属于影视公司，但仍然进行公司化运作，例如白一骢旗下50多人的编剧团队。

去年成立的派乐影视是目前国内规模很大的编剧公司，旗下有20个工作室，108名编剧；4个总编剧每人带领5个工作室，张永琛本人也带5个工作室，项目涵盖大古装、民国、谍战、现代生活各个方面，还有电影。招聘的编剧什么样的背景都有，既有学戏文的研究生，也有网络写手、知名作家，还有玩游戏出身的年轻的“二次元编剧”。

余飞的悠闲影视有十来个人的团队，他把公司定位为影视公司“外挂的策划部”。“我们所有人都有策划能力，无论是哪个公司来找我们合作，我们都可以给他们提供剧本策划服务，从最初的创意到整个过程的管理、创作以及修改，全是一条龙服务。”

新圣堂创立了一个新模式，给无法固定创作量的编剧们发固定工资，上高额保险。

田羽生认为，编剧（主要指电影编剧）的工作无法批量生产，1年写1个剧本很正常，有可能前5个月什么都没写出来，第6个月突然“脑洞大开”。

“我想要保护他们的创造力，不让他们为了生存疲于奔命。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10个剧本里只要有2个被拍成电影，10个剧本的成本可以全部覆盖。”

最终的稿费分配视每人参与的程度和完成质量而定，有的是按事先谈好的稿酬付费。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和好项目，新圣堂还发起了“聚本汇”剧本大赛，请来众多资深电影导演、编剧担任评委。

对于刚入行的年轻编剧来说，参与靠谱的团队可以更好地锻炼自己，收入和署名权也会得到保护。

白一骢表示，“我们给编剧的报酬可能比公认的市面价格稍低，但是最安全。有些人在外面自己接戏，别人标一个很高的价，但往往只能给个订金，后面写了就没用了。而且，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会保证编剧署名权。”

个体创作总有局限，团队合作有思想的碰撞，不同的生活经历与知识背景互为补充。这也是《疯狂动物城》等好莱坞电影的成功所在。目前国内比较普遍的集体剧本创作，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一位执笔人将讨论成果写出来。电视剧的环节更多是大家一块儿讨论剧本大纲、故事框架，完成分集大纲，之后每人分配几集写作，最终交由工作室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审看和统稿。

在规模量产的需求下，新崛起的编剧公司更多地借鉴了好莱坞剧本创作模式。派乐影视的剧本创作按照各编剧的特点进行分工、合作。擅长创意和擅长故事结构的编剧首先进行故事大纲的撰写，其后跟进的是台词编剧。

签约编剧都在公司上班，首先进行市场数据、类型分析、选题策划等专业训练。进入剧本创作时，可以阶段性请创作假。

但张永琛也表示，“模式不能照搬好莱坞，必须本土化。好莱坞一般大编剧大导演就是出品人、制作人，我们的投资方一般是制作人，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上要按照对方对市场的判断，作品的要求来创作，不能过于自我，与制片方的磨合在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

派乐的编剧薪酬体系采取“五险一金+底薪+租屋补贴+稿酬”的形式。下一步，派乐传媒还将推出包括期权在内的激励政策，并有出国培训计划，将编剧送出去交流、学习。

悠闲影视的创作模式很像余飞所热衷的谍战剧，逻辑性强，分工明确，主要分四大部门：搜索部、策划部、创作部和开发部。具体操作也借鉴了一些美剧的工作方式，但他同样认为手法需要改良。

“很多人喜欢一下子把所有分集都写完，但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后面的部分可能会完全推翻，我不建议，美剧基本上就是五集五集往前推进。但美剧韩剧边写边播的模式也不适合我们。”

新圣堂影业目前有二十几位编剧，三四人一个项目小组。每周开一次例会，几个项目放在桌面上，编剧们坐在一起头脑风暴。“贡献出关键点子的编剧，将会奖励10万，稿费另算。”有位编剧提出了“备胎”的概念，促使了《前任攻略2之备胎反击战》的出现，他得到了10万元奖励。但新圣堂的项目领头人没有股权。田羽生认为，“除非上市，股权才有价值。”但公司有5%的股份专门留给为公司做出重大贡献的员工。

虽然没有专门开办编剧公司，但白一骢旗下50多人的编剧团队却颇具规模。他们60%的工作都是接的其他公司订单，只有40%是自己公司的项目。这个编剧团队分为许多个小型工作室，每一个工作室的负责人拥有公司股权，参与监制也有分红。编剧靠剧本赚钱，但并非所有的工作室都以剧本来赚钱。

根据“编剧帮”的抽样调查，62.5%的工作室都在开发剧本之外的业务，比如介入电影制作、剧本经纪、电子书、实体书、游戏、歌词创作、广告片拍摄，甚至做发行。因此，一年下来，达到收支平衡或盈利的工作室，据称有50%。“必须承认，考虑到很多为生存挣扎的小工作室，真实数据会低于50%。”编剧帮表示。

在派乐影视传媒的网站主页上，有着如下介绍：“派乐影视传媒是一家以剧本创作为核心，集电视剧、电影、网络剧制作及影视发行、艺人经纪、编剧经纪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剧本公司，包括电视剧、电影、游戏、漫画剧本的生产以及项目孵化，并建立了专业的策划、宣推、研发团队。”

《孤芳不自赏》就是这个计划的第一个样本。它由派乐开发剧本并承制，与克顿传媒联合发行。电视剧只是这个IP的开始，它还有电影、游戏、动漫等周边产业的孵化计划。

悠闲影视的规模比较小。经过摸索实践，余飞对工作室的规划是，未来除了编剧的主业，还会开设线上线下的收费编剧课程培训。

“课程培训和开发其实也是某种形式的宣传，而剧本的创作和播出又可以为培训和开发提供一些学员基础。”

另外，余飞还计划开发自己的IP，目前主要是以漫画的形式对一些IP进行“养成”，他认为这种载体方便传播。他本人还在尝试亲自做网络大电影导演，并将“编剧别动队”这个网络公众号做成一本电子杂志。不是所有作品都适合工作室集体创作。一些居庙堂之高，追求文化品格，非商业诉求的影视剧更倾向于选择有品质保证的大编剧，如高满堂、刘和平等。这种剧的出品方往往是央视或省级卫视。换言之，工作室创作面向的基本还是商业项目。

一位省级电视台影视项目开发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曾拿着项目想找一位知名编剧，但对方自从成立工作室以后，接的活儿实在太多，让他心存疑虑，最终打消了合作的念头。强势电视台并不像民营影视机构那样急于赚钱，他们宁愿花高价买断一位知名编剧的创作时间，花2到4年磨一个剧本，而不愿意冒险找一个编剧团队速战速决。

编剧工作室的管理也并非易事。张永琛表示，他对编剧的要求非常苛刻。“别人想到的题材、桥段我们不做，自己想到的选题、桥段也不做，先破坏掉自己的固有思维模式，再重建，过程很痛苦。我曾经逼哭过好几个有过很多作品的成熟编剧。没办法，不这么做，我们的作品就打不败别人，占不住市场。”

余飞告诉记者，悠闲影视如今固然发展不错，其中仍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作为编剧公司的灵魂人物，他没办法像其他领域的老板一样只管投资自己当“甩手掌柜”，而必须事事亲力亲为。

“找到合适的编剧是可遇不可求的，真正能够推动项目的人才还是比较少。目前我们有三到五个项目在做，但是每一个项目都需要我亲自参与，整个公司的大大小小，外联，宣传，找项目，甚至一些公益活动，事无巨细，都需要我来管控，劳心劳力。就算有人能够帮我分担，也跟我的风格与想法很不一样，而来我们公司合作的人主要就是冲着我的名头来的，所以我还是只能尽量参与。”

也有人质疑，这些主打个人品牌的编剧公司，一旦该明星编剧离开，恐怕公司要么难以顺利运转，要么失去大量合作机会。

田羽生表示，“我们想做编剧界的‘皇马’，以团队为精神，而不是以个人。”

但仍有不少业内人士对这个良好愿望能否实现持保留态度。余飞也坦言，工作室的运作很复杂。

“实际上，真正以工作室来运作的还不是特别多，操作下来也不太现实，大部分情况还是一个人写。优秀编剧之间很难合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和风格，大带小也会出现质量下降的问题。”

是否所有公司都愿意找编剧工作室合作？电影和电视的情况有所不同。一家以出品商业娱乐片著称的大型电影公司策划总监告诉记者，手中的项目首先考虑自己公司签约的编剧，如果编剧写不过来，再在外面寻找编剧，至于个人还是工作室，并无差别对待。

而在电视剧领域，老牌一线公司，或有强烈诉求的公司，相比与编剧工作室合作，更愿意首选独立创作的知名编剧，或者邀其入股“绑定”合作。而对于新入行的影视公司，或者手里有现金却缺乏靠谱编剧资源的公司，则会倾向于找工作室合作。编剧工作室最为活跃的或许是网剧领域。白一骢表示，现在公司的编剧们“活儿多得根本接不过来。”

2016年4月21日编剧帮再次携手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举行“品牌编剧之路”论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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