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文化独具特色 方式多样 创新较多

瑞典的工作文化独具特色，在职场中真正实现了女性顶起“半边天”，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商业组织，女性雇员通常都占到...





【新民社綜合報導】瑞典的工作文化独具特色，在职场中真正实现了女性顶起“半边天”，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商业组织，女性雇员通常都占到半数左右。根据欧盟的权威报告，瑞典的女性就业率为全欧盟28国中最高，而在欧洲国家中，只有冰岛和挪威稍高一些。高达71.8%　的妇女就业率已经远高出欧盟的平均水平58.6%。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在工业国家中独树一帜，无出其右，她们与男同事们一样参与决策，参加团队建设活动，也到处参加重要的会议，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在男女平权方面，瑞典堪称世界典范，满大街推着婴儿车的奶爸和打扮入时、活力似火的职场女性共同构成斯德哥尔摩的街头风景。

深受路德宗宗教思想的影响，瑞典人对工作的严肃体现在严格的工作纪律、高涨的工作热情上：工作不仅仅是一种养家糊口的方式，更是自我完善和贡献社会的手段。除了每年法定的五周带薪假期（长得令人咋舌又羡慕不已）或者十五个月之久的产假，瑞典的工作一族还热衷于到地中海边的度假胜地参加商业培训或者团队建设活动。

从创新的角度讲，中国和瑞典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对人的重视。在中国，吃大锅饭一度压抑了个人的作用，过度强调了集体的成绩。这种不公平现象如今已经改观，但我们还是不时看到听到，创新者在所在企业或者机构中得不到合理的经济回报，或者个人成就被集体剥夺的事情。一个对中国航天事业贡献卓著的工程师居于陋室而得不到体制尊重，甚至被要求淡泊名利的现象并不鲜见，这并不是什么高风亮节，而是有的人居心不良。与之对比，《瑞典国家创新战略》开篇语写道，“创新始于人。人有想法继而发展出知识。在商业、工作空间或者空闲时间甚至消费过程中，人类用他们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瑞典的创新能力对其迎接全球经济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因而，政策必须基于瑞典的创新能力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保持和加强的整体看法之上。”

个人能力的提升是创新的第一步，而瑞典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很有意思的尝试。举一个例子，瑞典最著名的两家汽车企业沃尔沃和萨博曾使用过现在看来效率极低的汽车装配模式，将装配车间工人分为各个小组，每个小组从一台车的第一个螺钉到最后一个轴承装配完成，目的是让工人掌握车辆装配的全部程序和技能，名为“装配港”（dock　as-sembly）模式。后来，由于各装配组装配步调不协调，影响总体生产流，这种模式只得作罢。但这种尝试对个人能力进行最大化的培养并鼓励个人进取的心态，却成为一种受到广泛承认的传统。在欧盟委员会2010年发布的创新联盟计分板上，瑞典是欧盟成员国中的创新典范，主要得益于瑞典历史上的发明家传统，致力于性别平等，和对个人的极大信任与尊重。当然，瑞典各公立和私营创新机构间的紧密协作也十分重要，这为瑞典的代表性企业，如阿斯利康制药（为英国公司收购）、爱立信和沃尔沃等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研发投入方面，瑞典是欧洲范围内前三的投资国，2009年的研发投入占到GDP的3.6%，这个数据放在欧洲2020战略设定的研发投入占GDP3%的目标下对比，可见瑞典已然获得先机。在国际创新指数2015（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5：Effective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中，瑞典位列141个国家中的第三位，仅次于瑞士和美国。中国位列第29位。在另一份由哈佛商学院发布的国家创新能力指数中，2010年瑞典排在全球173个受调查国家中的第8位，而在人均专业工程师数量分项中，瑞典位列第2，仅次于日本。这个指数还提到在过去十五年中，瑞典是人均专利数量增长第二快的国家。

在全球公司图景中，瑞典公司也是一枝独秀。全球知名的公司有1913年由400名医师和药剂师共同发起的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全球第二大的家电制造商、建立于1919年的伊莱克斯公司；建立于1876年的通讯行业巨人爱立信；始于1947年的快销时尚公司H&M；家具和家居用品巨舰宜家；即时通讯软件公司Skype；以及新一波互联网热潮的宠儿Spotify等。

很多人习惯从文化角度分析为什么中国的创新能力在近现代一直不得彰显，我想除了对失败的不宽容，更要归咎于僵固的等级阶层观念。纵观近两三年兴起的移动互联网创业热潮，我们很容易看到年青一代创业者与他们几十年前的前辈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扁平化的管理体制、平等协作的工作氛围、热烈而积极的思想产生过程。瑞典也是一样，一位瑞典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公司运作过程多少与他们的桑拿文化有关，“不管你是公司的CEO还是前台的接待员，只要一起坐下来蒸桑拿，障碍就消失了，大家一律平等。”瑞典这个国家还有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工作氛围，等级概念很容易在工作场合的团结协作中得以消解。我在斯德哥尔摩之行中也亲身感受到，讨论中即使实习生发表看法也能得到机构负责任的尊重和耐心，办公场合老板不会支使雇员处理杂物端茶倒水，而雇员也不用极尽察言观色之能事，时间和精力能够投入到手头的工作中去。但就这一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广大民营企业还处于一百多年前的文化氛围里，像互联网等新兴行业更有可能为新一代的中国创新文化开辟一条“正常的”道路。在斯德哥尔摩六百年历史的老城区Gamla　Stan，一幢几百年的老建筑里住着一群致力于开创自己事业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受过不同的教育，脑子里的想法更是千差万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信息时代的创业文化充满热情。这座既是公寓又是初创企业孵化器的老房子配备完全现代的家电设施和办公用品。身兼一家咨询公司创始人和一家时尚箱包设计公司合伙人两重身份的朋友邀请我来这里做客，杂乱而装饰风格简约的公寓楼里，每层都住着几个初创企业的C-Suite（最高管理层）成员，他们有的开发了智能手机应用，有的打理着自己的摄影和设计工作室，有的从事艺术和商业资讯，有的在O2O领域做得风生水起，其中很多人并不是无力负担独立租房的费用，而是享受这里初创公司年轻人们的共同生活氛围，并从随时随地的思想碰撞中获得灵感和启发。



对个人的创造力充满信任，对分散化的知识系统充满期待，尊重创造而包容失败，或许这是瑞典能给中国创业创新带来的启发。

责编：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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