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访谈 愚蠢和荒诞成就了硅谷,而中国离硅谷还有多远?

 

36氪专访《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罗,解读硅谷长盛不衰的秘密。...





什么成就了硅谷,什么又在毁掉硅谷?而对于中国来说,什么才是塑造下一个硅谷的秘密?



文|周天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 这块著名的广告牌在1996年昭告中国互联网的诞生,20年过去后,中关村诞生了几家本土大公司、一条带着光环的创业大街。但创业从一度人声鼎沸,又迅速门庭冷落,如今移动互联网红利见顶,创新的持续性也被怀疑,现在问题成了—— “中国离硅谷还有多远?”

有一个人很可能知道答案,年过六旬的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花了生命中一半的时间在硅谷,通过他的人脉网络知晓硅谷发生的几乎一切,他试图探究一个议题——60年前的一片狭小贫瘠地带是如何成为整个地球的创新心脏。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皮埃罗.斯加鲁菲写在了他五百页的作品《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1900-2013)》之中,从半导体到人工智能,从仙童“八叛徒”到杨致远,历数硅谷群星之闪耀,这本书也被中国IT界奉为了解硅谷的必读书。

此次中国行,皮埃罗接受了36氪的独家专访,这位硅谷布道者着装随性得略显老派,但谈起新锐的硅谷时,他却能拨开云雾直击要害。

泡沫与寒冬
我们的话题从资本寒冬开始,这是中美此时此刻都在经历的阵痛——二级市场遇冷,独角兽公司估值出现下调。皮埃罗认为,硅谷总会有泡沫,现在的确有太多的钱来到硅谷,尤其是中国的钱,让公司估值高得偏离实际,所以皮埃罗乐于见到泡沫破裂,结束不健康的状态。

这样的表态并非唱空硅谷,浸淫硅谷33年,皮埃罗早已对泡沫的存在习以为常。他扳着手指说,“最开始是80年代,日本公司开始制造芯片,对硅谷的半导体行业产生威胁,之后又有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年金融风暴,每五六年就会有末日言论说硅谷要完蛋了,但硅谷始终没有完蛋。”



硅谷的秘密
那么,硅谷长盛不衰的秘密是什么?皮埃罗认为,是自由的精神内核。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远离东部主流文化,美国西部成为嬉皮士的聚集地,他们不信奉权威,对金钱嗤之以鼻,崇尚自由,不断挣脱传统束缚,最终形成了一片离奇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硅谷的形成,一群不循规蹈矩的科学家和发烧友着迷于改造新技术、并将其商业化,最终让硅谷成为了全球最强劲的创新引擎。

这种自由的精神,还体现在放松对身份的束缚。1965年,美国移民法案放宽了技术移民的限制,吸引了大批高素质人才来到这片自由之地。效果立竿见影,1965年,只有47名台湾科学家移民而来,到了196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321名。

这让人联想到,如今的中国一线城市,似乎与硅谷精神正在渐行渐远:在一个当市长不需要本地户籍、但开网约车却限定本地户籍的城市,通过人才充分流动来实现人力资源最优配置,正在变得非常困难。

皮埃罗意识到这对创新意义重大,他在访谈中数次表达了对中国工程师的赞美,“美国现在自身已经无法培养出足够多的工程师,如果没有中国送来这么多的工程师,硅谷会死亡,中国工程师是世界上最好的。”

中国哪个城市更像硅谷?
皮埃罗在硅谷长期是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他反感权力和层级。所以相比位于首都权力中心的中关村,他更欣赏深圳,后者在他眼中,是中国最接近硅谷的城市。

“深圳现在的状态就像硅谷上世纪70年代,这种看起来不靠谱的山寨风,很像沃兹尼亚克刚开始在车库里鼓捣第一台个人电脑的情形。”皮埃罗说。

深圳是一个“疯狂”的地方,甚至会有一些窃取版权的“犯罪行为”,但皮埃罗认为,苹果和Facebook这些大公司最初都经历过抄袭别人创意的过程,而硅谷本身就是一批“traitors(叛徒)”建立起来的,这并不妨碍他们最终成为伟大的公司和企业家,深圳著名的“山寨精神”很接近硅谷精神。

仙童“八叛徒”
“最早的双卡手机在这里发明,此外,我还在深圳看到很多可笑的小装置,比如一个USB接口上搭配着小电扇和时钟,看起来是多么愚蠢,但99%的硅谷创造也是这样经历了很多失败,这至少说明人们的创新精神非常强烈。”

对于北京这样一个政治权力和金钱高度聚集的地方,皮埃罗坦承并无太多好感,他认为,政府和金钱对创新都是不利的。因此,离首都远反而成为一种优势,就像硅谷离华盛顿远,深圳也离北京很遥远,“只有更少的管制,人们才可以做很多愚蠢的事情,如果存在繁冗的层级来控制一切,人们就不会尝试。”

创业在变难,无论是在硅谷还是中国
但如今,就连硅谷的情况也开始让皮埃罗感叹今不如昔,“创业的门槛在降低,但要做成大公司却变得十分困难”,他回忆起自己在1983年刚到硅谷时热火朝天的景象——那时创业者在地下室工作,不拿工资,非常相信自己的事业。

然而,现在资金变多,再糟糕的想法都能拿到钱,所有人都变得急功近利,只想着半年内就把企业卖给大公司。而大公司们已经停止创新,他们在破坏创业生态。

中国的财团也没有给皮埃罗留下好印象,“中国的资本在硅谷没有积累好的声誉,这些钱并不是很聪明,不够有竞争力,他们只是把钱给到一些硅谷的VC——通常是一些我并不信任的VC,而迄今都很少看到有哪家中国资本真正帮助硅谷小企业孵化长大。”

怎么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知识老化甚至失业?
除了中美比较,皮埃罗更关心未来向何处去。他觉得,AI(人工智能)会对人类很有帮助,问题不是机器具备自主意识了怎么办,而恰恰是不够聪明。皮埃罗很困惑,为什么会有人害怕机器人,他认为机器每天都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仅仅拿地铁来举例,从售票、安检到电梯,全都靠机器来完成。

之所以遭到抵制,他猜测是因为一些新技术、新设备诞生的时候,很多人无法学会掌握这些工具,因此可能会有数百万人失业。比如,冰箱诞生时,过去街头的卖冰人失业;汽车普及时,马车夫失业,总有群体利益受损。于是很多人就认为机器没有让大家变富,而是变穷,但事实并非如此。

同时,每五年通常会有一轮技术大变革,来势迅猛,学校里教的东西往往跟不上新趋势,因此,真正的挑战是人们要提前准备好五年后所需要的技能,“问题的核心不是有千万人失业,而是有千万个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后,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人去从事这些工作。

四年前,奥巴马在和罗姆尼竞选总统的辩论对决中,他曾说出的一个人们不愿承认的事实,“醒醒吧,那些被中国廉价劳动力夺走的工作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我们不应该纠结于失去低端工作,我们深知自己的优势是在尖端领域,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开发出更多的高端职业”。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按照“比较优势”来扬长避短,对于中国来说,放开权力的有形之手,容忍疯狂甚至荒诞的尝试,是驱动经济增长的秘诀,也才是塑造下一个硅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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