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官》文/鱼在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话说的是乡镇干部这些小小的官。他们的形象曾经很不堪。...
责任编辑：杨贤博 刘 飞
小小的官
文/鱼在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话说的是乡镇干部这些小小的官。他们的形象曾经很不堪。早先当老师的时候，教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至今还能背出：“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我想到的就是村上乡上的官们，记得当时我给学生们说，旧时的官是惹不起的，哪怕是再小的官，要不老百姓咋说民不跟官斗呢。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风气还好，当官的收一盒点心还不好意思。电影电视要是有坏官，级别都在科级以下，他们权小位低，不敢找上头的麻烦。
大官在电视上日理万机，小官在身边晃悠。乡镇小官们催粮罚款刮宫流产的常规工作一搞就是好多年，里头的故事多了。报上电视上的数字往上窜，黑锅还得他们背。社会上说的他们黑脸能喝酒嗓门高，两条裤腿脚一个高来一个低。要是带长的要么用个红绳把电话摇把绑在裤带上，要么把红大印绑在腰上。这事如今的年轻人听不懂，得细说一下。那阵没手机，电话是比苹果手机还值钱的东西，乡上经费紧张，没摇把就只能接电话，没法往出打。只有拿了摇把，潇洒地摇上几圈，才能跟远方的人说上话。红大印更是权力的象证，谁拿在手上谁就牛皮。没点烟酒之类的好处，只拿红薯洋芋是盖不上的。上个户口，开个证明，好多事情没个红大印人家不认账。管大印的人成天是醉醉，走路眼睛也朝天上看。要是没大印，脸一下就白了，腰一下就弯了。记得市上有个书记当着报社全体员工的面就念了个顺口溜：“乡长进了门，眼睛胡球寻。不是想喝酒，就是想日人”，我们都哈哈大笑，为书记的风趣热烈鼓掌。那年月，乡镇干部的形象的确不咋样，我记得那天到偏远的柞水县采访，回来的路上前边出了事故，车堵在了沟里，我们几个又饥又饿。正好看见山脚下有户人家。就走下去，看见个老大娘，她黑着脸问我们是干啥的。我说，我们是记者，想讨口水喝。大娘一下笑了，她说，我还以为你们是乡上的干部，他们来了，水也别想喝。记者好，替穷人说话哩，我给你们打鸡蛋。她给我们真的打了鸡蛋，还死活不要钱还说再给就是瞧不起她们山里人。这事让我常常想起，老像祥林嫂一样给人唠叨，有个小青年说，老鱼，如今野记者坑蒙拐骗早就把名声弄臭了，你要是再遇上那老大娘，怕是水也喝不上了。乡干部能给办低保，早给端上土鸡蛋汤了。我默然半晌，无语而退。风水轮回转，国家这些年对乡村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好，粮不缴了，税不收了，农民也有合疗低保了，乡镇干部从要变成了给，他们也成了受欢迎的人。 r> 这些年，结识了不少乡镇干部，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才发觉社会上当年的传言不太靠谱。他们说话声大那是山高沟深住户分散，不喊叫沟那边的人听不见。他们能喝洒也是练出来的，不喝农民的包谷酒，显得你看不起人家心不近；不跟上头的领导干几盅显得你心不诚。不会喝酒的乡镇干部如同不会生娃的女人，总让觉得怪怪的，没人把你当自家人。那些年上头领导动嘴，下头的小官跑断腿，的确吃了大苦得罪了乡民，比起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的捍吏好不了多少，上房揭瓦，雪夜守候逮想超生的大肚子婆娘的故事隔三差五上演。这些乡镇干部都不愿多说，那阵啥都是一票否决，他们的工资，他们的进步，哪一样都得让人往前扑，不跟百姓立起来弄也难。
按说生活好了，事儿少了，乡镇应该过上消停日子了，谁知更让人头疼的事儿又来了。劝阻上访户不再上访成了大难题。上访是人家的权利，问题是理由五花八门。为地畔，为房基，为一棵树，鸡毛蒜皮的事多了。有个朋友说，他当乡长的时候，有个寡妇每天到乡政府来，只是想叫到她家吃饭。他怕影响不好没答应，那女的寻了一月看他还不答应，就说，你再不去，我明天就上访呀。他赶忙答应了。那女的早早杀了鸡备好酒，让他们美美吃了一回，也没提啥要求。朋友很奇怪，后来才听人说，那女的男人打工死了，村上有人欺负她孤儿寡母的。那天过后，女的逢人便说，乡长都到我家吃过饭，我家也上头有人。说来也怪，真的没人再欺负她家了。朋友说他也没让人阻止，心里说，这芝麻官有时还当钟馗哩，得好好当呢。每年全国开两会的时候，上访的人就蠢蠢欲动，乡上的干部们则如临大敌。有个副乡长负责看守个重点对象，手机响了，领导问他你看的人呢？他说好好的，在睡觉哩。领导火了，都坐上汽车了，你哄鬼去吧。他屋里一找，人早跑了。他一周没睡好，刚打个盹就出了事。结果他本来快要取掉副字的事黄了。更有离奇的，一个上访户跟人打赌，我要让你上北京坐飞机回来，别人不信，说他输了请喝酒。结果上访户真赢了。因为不叫那个人来人家不回去，不一同坐飞机也不回去。贾平凹的《带灯》后来改成了花鼓戏，到北京就去演了几回，看得好些大小官们都流了泪，拍红了手。那个叫萤的女干部把自己名字改为带灯，就是想像萤火虫一样用自己小小的光亮，给百姓带去一点念想，带去一点温暖。老贾真是天才，用带灯作为乡镇干部的象征，太贴切了。
上头的官大，官多，一人手里有一条线，都要让下边小小的乡镇干部这根针给穿过去，穿好。想想都不容易。这不，精准扶贫又成了上下都喊叫的事情，可跑断腿的还是乡镇的干部们。小小的官们得先把人当人把事当事像工蜂那样尽心尽力，方能成为官民的连心桥、成为这个社会的定海神针。
本文于10月16日由上海《青年报》周刊以《底层官员》为题刊出
我带着刺行走，刺猬流下玫瑰的眼泪。 徐俊国 绘
文/鱼在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话说的是乡镇干部这些小小的官。他们的形象曾经很不堪。早先当老师的时候，教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至今还能背出：“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我想到的就是村上乡上的官们，记得当时我给学生们说，旧时的官是惹不起的，哪怕是再小的官，要不老百姓咋说民不跟官斗呢。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风气还好，当官的收一盒点心还不好意思。电影电视要是有坏官，级别都在科级以下，他们权小位低，不敢找上头的麻烦。
大官在电视上日理万机，小官在身边晃悠。乡镇小官们催粮罚款刮宫流产的常规工作一搞就是好多年，里头的故事多了。报上电视上的数字往上窜，黑锅还得他们背。社会上说的他们黑脸能喝酒嗓门高，两条裤腿脚一个高来一个低。要是带长的要么用个红绳把电话摇把绑在裤带上，要么把红大印绑在腰上。这事如今的年轻人听不懂，得细说一下。那阵没手机，电话是比苹果手机还值钱的东西，乡上经费紧张，没摇把就只能接电话，没法往出打。只有拿了摇把，潇洒地摇上几圈，才能跟远方的人说上话。红大印更是权力的象证，谁拿在手上谁就牛皮。没点烟酒之类的好处，只拿红薯洋芋是盖不上的。上个户口，开个证明，好多事情没个红大印人家不认账。管大印的人成天是醉醉，走路眼睛也朝天上看。要是没大印，脸一下就白了，腰一下就弯了。记得市上有个书记当着报社全体员工的面就念了个顺口溜：“乡长进了门，眼睛胡球寻。不是想喝酒，就是想日人”，我们都哈哈大笑，为书记的风趣热烈鼓掌。那年月，乡镇干部的形象的确不咋样，我记得那天到偏远的柞水县采访，回来的路上前边出了事故，车堵在了沟里，我们几个又饥又饿。正好看见山脚下有户人家。就走下去，看见个老大娘，她黑着脸问我们是干啥的。我说，我们是记者，想讨口水喝。大娘一下笑了，她说，我还以为你们是乡上的干部，他们来了，水也别想喝。记者好，替穷人说话哩，我给你们打鸡蛋。她给我们真的打了鸡蛋，还死活不要钱还说再给就是瞧不起她们山里人。这事让我常常想起，老像祥林嫂一样给人唠叨，有个小青年说，老鱼，如今野记者坑蒙拐骗早就把名声弄臭了，你要是再遇上那老大娘，怕是水也喝不上了。乡干部能给办低保，早给端上土鸡蛋汤了。我默然半晌，无语而退。风水轮回转，国家这些年对乡村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好，粮不缴了，税不收了，农民也有合疗低保了，乡镇干部从要变成了给，他们也成了受欢迎的人。 r> 这些年，结识了不少乡镇干部，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才发觉社会上当年的传言不太靠谱。他们说话声大那是山高沟深住户分散，不喊叫沟那边的人听不见。他们能喝洒也是练出来的，不喝农民的包谷酒，显得你看不起人家心不近；不跟上头的领导干几盅显得你心不诚。不会喝酒的乡镇干部如同不会生娃的女人，总让觉得怪怪的，没人把你当自家人。那些年上头领导动嘴，下头的小官跑断腿，的确吃了大苦得罪了乡民，比起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的捍吏好不了多少，上房揭瓦，雪夜守候逮想超生的大肚子婆娘的故事隔三差五上演。这些乡镇干部都不愿多说，那阵啥都是一票否决，他们的工资，他们的进步，哪一样都得让人往前扑，不跟百姓立起来弄也难。
按说生活好了，事儿少了，乡镇应该过上消停日子了，谁知更让人头疼的事儿又来了。劝阻上访户不再上访成了大难题。上访是人家的权利，问题是理由五花八门。为地畔，为房基，为一棵树，鸡毛蒜皮的事多了。有个朋友说，他当乡长的时候，有个寡妇每天到乡政府来，只是想叫到她家吃饭。他怕影响不好没答应，那女的寻了一月看他还不答应，就说，你再不去，我明天就上访呀。他赶忙答应了。那女的早早杀了鸡备好酒，让他们美美吃了一回，也没提啥要求。朋友很奇怪，后来才听人说，那女的男人打工死了，村上有人欺负她孤儿寡母的。那天过后，女的逢人便说，乡长都到我家吃过饭，我家也上头有人。说来也怪，真的没人再欺负她家了。朋友说他也没让人阻止，心里说，这芝麻官有时还当钟馗哩，得好好当呢。每年全国开两会的时候，上访的人就蠢蠢欲动，乡上的干部们则如临大敌。有个副乡长负责看守个重点对象，手机响了，领导问他你看的人呢？他说好好的，在睡觉哩。领导火了，都坐上汽车了，你哄鬼去吧。他屋里一找，人早跑了。他一周没睡好，刚打个盹就出了事。结果他本来快要取掉副字的事黄了。更有离奇的，一个上访户跟人打赌，我要让你上北京坐飞机回来，别人不信，说他输了请喝酒。结果上访户真赢了。因为不叫那个人来人家不回去，不一同坐飞机也不回去。贾平凹的《带灯》后来改成了花鼓戏，到北京就去演了几回，看得好些大小官们都流了泪，拍红了手。那个叫萤的女干部把自己名字改为带灯，就是想像萤火虫一样用自己小小的光亮，给百姓带去一点念想，带去一点温暖。老贾真是天才，用带灯作为乡镇干部的象征，太贴切了。
上头的官大，官多，一人手里有一条线，都要让下边小小的乡镇干部这根针给穿过去，穿好。想想都不容易。这不，精准扶贫又成了上下都喊叫的事情，可跑断腿的还是乡镇的干部们。小小的官们得先把人当人把事当事像工蜂那样尽心尽力，方能成为官民的连心桥、成为这个社会的定海神针。
本文于10月16日由上海《青年报》周刊以《底层官员》为题刊出
我带着刺行走，刺猬流下玫瑰的眼泪。 徐俊国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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