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张维迎：为什么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

为什么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

　　为什么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

李向阳：你提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是竞争的结果，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那么，什么理论可以支持你的假设？

　张维迎：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不是假设，而是事实。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难以生存，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如此。

至于理论上讲，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没有办法选择出好的经营者，没有好的办法激励经营者。这方面，我过去谈得很多，这里就不多谈了。我只想强调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最根本的是使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好的或坏的）承担责任。

让我以自行车为例说明这个问题。设想你有一辆自行车，某一天你不想骑了，或者由于你的腿摔了，没法骑了，你会把自行车卖掉。但在卖车之前，你仍然会把自行车擦干净（即使你平生并不怎么擦车），还可能到车铺把自行车修理一下。但是，如果这辆车是单位的，你不想骑了，就会把它扔在走廊里不管了（即使如果你继续使用的话，你会擦车）。为什么两种情况下你的行为不同？因为，如果自行车是你的，卖的钱仍然是你的，你有积极性卖它一个好价钱。但是，如果自行车是单位的，卖多少钱与你无关，你自然不会关心它能卖多少钱了。

这就是个人产权制度的意义：它使你的每一分努力都得到回报。

李向阳：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激励机制，让国有企业经理的每一分努力也得到回报？比如说，就像把自行车卖的钱归我，这样我不就有了擦车的积极性了吗？

张维迎：自行车卖的钱归你，等价于把自行车归你了，你当然有积极性了。产权制度说到底是个激励制度。民营化与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的不同在于，承包制是“短期民营化”，民营化是“永久承包制”。“短期民营化”的问题是经营者没有长期激励，因为经营企业就像栽树，收获是长期的，如果你不能确定明年果树仍然归你管，你当然不会考虑果树未来的生产力了。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国有企业的经理常常为了吃到树梢上的一个苹果把整个树枝砍下来。苹果吃到肚里是自己的，而砍掉的苹果树是别人的。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企业盈利不仅是经营决策的结果，更是投资决策的结果，而且，投资决策和经营决策一般是由不同的人作出的，国有企业不可能对不同决策者的责任明确化。现在企业亏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年投资决策的失误，至少对像淄博石化这样投产即破产的企业来说是如此，但投资决策是政府作出的，怎么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呢？

　　李向阳：投资决策失误不仅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民营企业也有投资决策失误的问题。

张维迎：你说得很对。问题是，私人企业投资决策失误投资者要自己承担责任，而国有企业投资决策失误决策者不承担责任。比如说，如果你自己投资1个亿，决策失误，建成的项目只值3000万元，就只能卖3000万元，你得损失7000万元。当然，如果有人出5000万元从你手里买走这个项目，那是他的决策失误，他要损失2000万元。但是，如果是国有企业，投资是政府官员决策的，你被任命为经理经营这个企业，谁造成了多少损失，是无法衡量的。

李向阳：我理解，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长期行为的原因是他们的位置不稳，今年是这个企业的经理，明年可能到别的企业了。为什么不可能建立一个制度，让那些干得好的经营者长期经营同样的企业，这样他们不就有长期积极性了吗？

张维迎：问题是选择经营者的政府官员对经营后果不承担责任，不像股东那样，选择错了要自己承担损失，并且，他们自己的位置也是不断变化的，自然，他们不可能有好的积极性发现好的经营者，即使发现了，也未必有积极性把他们保留在位置上。如果一个经理是为私人股东经营企业，稳定自己位置的最好办法是为股东多赚钱。但如果是经营国有企业，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搞得“不死不活”，搞好了，别人就可能来替代你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经营者的问题，而是选择经营者的人的问题。

　李向阳：既然企业的所有制是决定性的，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国有企业，有些企业经营搞得好，而有些企业搞得不好呢？

　张维迎：并不是所有的矮子都一样高。国有企业经营好是特例，经营不好是惯例。经营好的企业有好多特殊的条件，包括经营者的能力、事业心、外部环境等。我很敬佩那些好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老实讲，现在经营好一个国有企业可能要比经营好一个私有企业难得多。但我想指出的是，好的国有企业基本都像流行歌手一样，风光几年，就无声无息了。

80 年代的优秀企业、企业家还有几个？原因何在？就在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机制无法使企业家职业化。对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经理来说，经营企业的目的不过是仕途升迁的跳板，企业不过是火箭，卫星上天了，火箭就落地了。当然，这不能怪经营者，责任在制度。企业家的事业心需要实实在在的资产载体，需要产权制度的保护。但如果缺乏由制度保证的激励机制，部分经营者短期内可能会把企业经营得很好，但却难以持久。经营者所追求的更多是短期行为目标。这就如同我们写论文，如果我写的论文别人署名，我为什么要卖劲写呢？

　　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两种选择：回到垄断或民营化

　李向阳：现在政府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绝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以你的看法，这是否有可能？

　　张维迎：这要看你如何理解摆脱困境。如果说的是使现在是国有的企业摆脱困境，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当然，这不大可能在三年内完成，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说的是保持国有体制下摆脱困境，我能想到的唯一出路是回到国家垄断。我说过，国有企业生存的前提是垄断。如果政府能禁止非国有企业的存在，并且，如同在计划体制下一样对资源实行配给，国有企业可能会走出困境。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没有困境，因为没有竞争，赚多少利润完全由政府规定。

　　李向阳：民营化对于小企业来说可能是可行的，但对大企业来说，似乎无从下手。几亿、几十亿资产企业出卖给谁？

　张维迎：大企业的民营化确实比小企业困难得多，所以，我主张民营化应“从小到大，先易后难”。从我掌握的材料来看，小企业的产权变革步伐相当快，80%的县级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了，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小企业的改革，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小企业本身。

大企业的最终变革也依赖于小企业的改革。大企业的民营化需要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有钱的人，另一部分是有能力的企业家。而中小企业是创造有钱的人和有才能的企业家的摇篮。如果中小企业改革成功了，就会产生大量的拥有资产和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由他们来改革国有大企业，大企业的改革才能成功。

因此，中小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是为大企业的改革铺平道路。中小企业的改革为大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潜在的人格化的所有者与潜在的企业家。他们是大企业的真正“接棒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小企业改革最终完成之前，大企业改革不能进行。事实上，许多地方已开始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如重庆的嘉化，由一千多员工买断，辽宁本溪的一家大型企业1.5亿卖给了一个民营企业家。但总的来说，大企业的改革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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