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创新政策

厉以宁：未来也许不存在企业家

中国经济学巨头齐聚深圳，他们说了什么？...

财记导读：11月4日，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论坛在深圳开幕。本届论坛以“创新与‘十三五’”为主题。设置了包括中国改革论坛在内的七场专题论坛，和媒体领袖对话、智库对话两场专题活动。

在论坛上，厉以宁、吴敬琏等来自中国经济学界的“最强大脑”纷纷在论坛上表达自己关于中国未来改革的精彩观点，财记君的好朋友新声财经（ID：xinscj）从论坛现场带来了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的观点，以飨读者。文章内容根据演讲速记节选，图片由“南友圈”提供，特此感谢！

厉以宁：未来也许不存在企业家，需要领跑人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

二十世纪过去了，二十世纪流行的经济学术语中最流行而且一直在使用的就是“创新”两个字，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概念是一百年以前提出的，思路是对的，需要创新，但很多情况是变了。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主要是因为因为他们能够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这就成为了创新。”但是信息化时代来了这个观念是落后的观念，不是这种情况。现在主要是“创意、创新、创业”三个连在一起，要是经济能够创新的话必须先有创意，先有创意的人并不是企业家，先有创意的人是无数正在投入市场的年轻人。别小看那些咖啡馆，别小看那些俱乐部，经常有人在那里讨论他的创意何在，一旦有了创意了，这个时候能够发现机会投资的这就是企业家。现在的情况是先有创意才有创新，有些企业是保守的维护既得利益的，每一个大企业都能够创新？不一定。

熊彼特的观点是“你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资本，先筹资、融资，然后组成一个计划，然后把发明家的发明移到新的领域来。这个观点不完全错，但是不够的，因为不了解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网络时代使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加快了，网络一旦你有新的创意出来，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有人自动向你投资，不是过去求别人投资，不是的。这个应该重视到信息化时代应该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未来的时代中，“企业家”这个名词可能都不存在了，不需要企业家了，需要的是领头者，领跑人，需要这样的人。他一旦新的发现就会出现新的领跑者、新的带头人，这样就行了。所以创新是中国的大势、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要深入到下面去看看，下面是一个什么情况，不是一百年前熊彼特所谈的情况。

吴敬琏：“有保有控”的产业政策是无效的、有害的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

本届论坛上，吴敬琏先生未能亲临现场，他通过视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最近看一些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文章，相当一部分讨论文章，不管是反对使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还是主张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者，他们所讲的产业政策都是讲的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那个产业政策，这是被后来人们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者叫“纵向的产业政策”，那样一种产业政策。由政府选择产业，然后用整套的调控手段去扶持一些产业，去抑制一些产业，中国人所说的“有保有控”。

这一套产业政策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现在人们讨论的产业政策已经是另外一类的产业政策，这种所谓阿吉翁讲的“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到底是根据一些什么原则就能够设计得当呢？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也发表了很多文献，但是我们的讨论都没有涉及到，这是很不利的。

我说了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怎么才能够在基本问题上能够取得进步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开拓思想市场。关于这个问题早在80年代我们听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讲学的时候，就听到过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就是有一个提法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的提法，就是“自由而切实地讨论是改革能够成功的基本的前提。”因为只有经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最近我们就需要提到科斯，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他100岁的时候，就是2011年到北京的财经论坛做了一个视频的讲演，他那个时候已经100岁了，他说他要来视频致辞，因为他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他要说什么呢？他说，如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有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而融合，就能够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李培林：不要让大学生再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

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先生

要保证在“十三五”时期能够保证居民的增长，能够超越我们前面30几年低于GDP增长的状态，能够继续和GDP增长保持同步。当然这方面有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个收入的增长太高，工作增长太快，是不是会造成人力成本的快速提高，然后也造成了企业的这种负担。

还有一个是我们大众消费时代要通过一些社会领域的，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大众消费的到来。

第三是贫富之间的差距还是要进一步的缩小，特别是消除贫困人口，我们现在确定到2020年要消除按照现行标准下的这5千多万贫困人口，这个标准我们现在是每年按照2010年的价格是年收入2300元，但是相当于按PPP元，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每天每日2美元的标准。

最后我们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主要靠来自于农民工领域里面的技术阶层的递进和整个大学生队伍的补充，不要让大学生再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这样未来的社会才能够实现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

邵秉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企不应与民争利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先生

要想推进供给侧改革我提出几个观点，一个是必须形成共识，对改革要形成共识。一个是产能过剩，深层次成因上必须要取得共识。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资源驱动，政府与企业投资激励扭曲，大量国有资本集中涌入基础性和一般竞争性领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大规模刺激当中，应该说资金获得最多的就是国有企业，但是由于缺乏自我的约束力和创新动力，片面追求规模，盲目重复建设，一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持续恶化，低效率、低产出的国有僵尸企业几乎存在于各个行业。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工业部门、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最高，大量分布于基础性、资源性以及重化工行业的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的重压下面临着严重的生产经济危机。

第二，如何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必须形成共识，国企国资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国有资本分布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布局过宽过散的痼疾并没有根本转变，公共服务和产业引领等政策功能并没有有效发挥，特别是在房地产等一般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今年以来，一二线城市和个别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引起普遍地关注，这一轮上涨当中，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在本论房产价格上涨过程当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地王”重新频频出现。

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公布的2016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经济运行状况表示，国企上半年收入与利润继续下降，但是房地产施工和医药等行业实现利润却是大幅度增长。我们一直以来形成的共识是，国有经济应该在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而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尽量退出，这是早就形成的共识。国务院国资委也早就对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有过明确的要求，当时还列出名单，提出限期退出，但是直到今天，这种承诺、这种要求根本没有兑现，仍然在与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