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洋山轶碑与江浙两次分定洋汛

 

一...





小洋山是嵊泗列岛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到了宋代,更是成为大黄鱼的主要产地,每年春季,临近地区的渔民竞相至此捕捞。宋《宝庆四明志》记载:“石首鱼(大黄鱼)……三四月,业海人每以潮汛竟往采之,曰洋山鱼,舟人连七郡出洋取之者,多至百万艘”。

(洋山圣姑礁)

虽说小洋山的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比一水之隔的大洋山小了一半有余,但小洋山的人文历史底蕴并未有丝毫逊色。甚至在众多古籍中,都以“洋山”或“羊山”专指小洋山,而大洋山则另有“三姑山”之名。

在明清时期,小洋山成为海防的重要节点,在抵御倭寇和打击海盗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明朝起,江浙两省水师便以小洋山为会哨之地。如崇祯《松江府志》兵防条记载:“洋山为本府所属,为定海吴淞江二总兵会哨之处”。嘉靖《平湖县志》兵防条也记载:“洋山哨泊守洋山、圣姑、石焦,与直隶吴淞官兵会”。



(清水师官兵)

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小洋山留下了众多的人文遗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小洋山曾经有过几块清朝时期关于海防的碑刻,但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都已湮没无闻。假设这几块碑没有遗失的话,那将是嵊泗海洋历史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但假设终归是假设,今天的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整理,考证出相关的历史讯息,从而稍稍弥补一下心中的遗憾。



受明末清初动荡局势的影响,肇始于明朝的已经形成规范的巡洋会哨制度被废弛于无形。清初,大局底定,朝廷开始动手重新建立规范制度,以巩固海防。

康熙二十九年(1690),朝廷命江浙两省的大臣,会勘辖境海域,分界巡哨,并在小洋山立石碑,以为定制。关于这次分定洋汛,在《乾隆崇明县志》有相关记载,只是具体年份稍有出入:“康熙二十八年,因江浙洋面盗艘窜入商船,总兵梁鼐遵旨,委左营游击丁际昌等前往洋山,与浙省定海镇标、左营游击叶纪等分汛洋面,以洋山马迹山为界限,马迹山脚以南之洋岛属浙江省管辖,大洋山脚以北之洋岛属江南省管辖,自西至东洋面山岛俱以两山为准,立碑在小洋山”。在《光绪定海厅志》中也有与此一致的记载,但人物、经过等情况则更为详尽,年份的记载为康熙二十九年。

(清水师战船)

据嵊泗地名志记载,当时立的碑名为“江浙沿海分界碑”,清康熙二十九年立。同时立有“江浙两省海汛分界图碑”,这块碑应该是前碑的附图碑,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可以更清楚的展示江浙洋汛分界的情况,但可惜的是两块碑俱已亡失。

所幸在民国时人凌凌九、程梯云刊于《江苏研究》1935年9月的文章《浙赵专员划嵊归浙理由之检讨及江浙海疆图说》中记载了这块碑,文中写道:“更查现在小羊山老山会庙中之界碑,碑文:‘江南海汛以马迹山为界,马迹山脚以南之洋岛属浙江省管辖;浙江海汛以大羊山为界,大羊山脚以北之洋岛属江南省管辖。自西至东洋面山岛,俱以二山为准,各照分定界限巡哨。康熙二十九年九月日浙江定海镇标左、右营游击叶纪、原尔怀,江南苏镇标左、右营游击丁际昌、郭龙,会勘仝立’。

(江浙沿海分界碑拓片)

同时文章中附有碑文拓片的照片,这张拍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照片虽然略显模糊,但字迹依稀可辨,与凌、程二人文章中所录的碑文完全一致。

碑文中所提到的马迹山,即今日嵊泗列岛的主岛泗礁山。这次洋汛的分界以大洋山与泗礁山为基准,将嵊泗列岛一分为二,大部分划归江南管辖。其实,这条无形的洋汛界线是在明朝两省水师会哨基础上的延续,可以说是两省海上的习惯性历史界线。



百余年后,小洋山又立了一块与分定洋汛相关的碑——“勘定尽山界碑”。据《嵊泗地名志》记载“勘定尽山界碑,……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江南苏松总兵孙全谋立,……碑文200多字,上半部清晰,下半部已磨灭。”

尽山,即指今天的嵊山。这块碑的设立,事出有因,而且跟一个人有关系。据《民国崇明县志》记载:“(乾隆)五十八年,以蔡云山在尽山洋面被劫,两省未定参缉,江苏委苏松太道通恩侯补副将陈安邦,浙江委护金衢严道邢屿、象山协副将袁永清,先后至马迹山查勘,遂于马迹山中峰最高处立准,马迹旁有小山,曰扁礁,为江南辖;扁礁东南数里曰黄龙,又南数里曰梅子山,为浙江辖;马迹东北数十里曰花鸟,直东偏北百余里外小山曰陈钱,陈钱南数里大山曰尽山,江南难纾道管辖,议定以陈钱山脚为界,南归浙江,北归江南。”

这块碑的设立是因一个叫蔡云山的人,在嵊山洋面遭到抢劫,而江浙两省的海防官兵竞相推诿职责,不肯查案缉盗。这才使两省的海防将领亲至一线,划定各自的管辖区域,明确职责。这个蔡云山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相关的信息,但他显然不是一般的人物,估计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否则很难引起江浙两省高层的注意。

关于这个立碑的人,倒有一些信息可供参考。《光绪崇明县志》有传曰:孙全谋,福建人,乾隆五十八年(孙全谋履历表记载为五十七年五月任苏松总兵)以武甲科累官苏松总兵。教士卒以跃马、兑马、布裤诸法,考校精严,赏罚允当,众志悦服。海盗蔡牵犯外洋,率师剿败之,牵遁。军士蔡顺尝曰:‘古之大将吾不能知,若马、孙两镇军,殆不愧为总镇矣’。



(孙全谋墓志铭拓片)现藏国家图书馆

嵊泗列岛在当时大部分属于苏松总兵的辖区。在自己的辖区内出现了盗劫事件,而且劫的又是有地位的人,那孙总兵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确定江浙的洋汛界线也成了孙总兵的首要事,勘界、立碑,也好为日后的剿匪缉盗立个可资依据的职责范围。

这次分界,相较于康熙二十九年的那次,重视程度明显提高,派出的人员也从游击等中下级军官,提升到副将一级。而且查勘的地点也从洋山向东前出数十里到达泗礁山。分界也更加清晰仔细,连附近的小岛也涉及在内,明确归属。

见证这次分界的“勘定尽山界碑”,原藏于小洋山观音阁内,后在本世纪初的洋山动迁建设中遗失。《嵊泗地名志》成书于1990年,从书中的描述来看,当时著书者应当见过这块碑,可惜的是没有记录下碑文。可以肯定的是,这块有着200多字的碑,应该记载了这次分定洋汛的相关内容,这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海防等情况,都有着相当高的价值。



清初康乾时期的海防,主要是防止海盗对沿海地区的侵扰。在明末清初社会的大动荡中,大量生活无着的百姓下海为盗,四处劫掠。康熙皇帝对此格外重视,多次发布上谕,要求奉天、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方官员缉拿海盗,以靖地方。

乾隆时期,海上贸易十分繁荣,装载着巨额财富的商船令海盗垂涎,盗抢活动也日益猖獗。缉捕海盗成了这一时期水师的首要任务。朝廷下令东南沿海水师加强巡逻,以达到“保商靖盗”之目的,沿用自明朝的巡洋会哨制度也随之调整。江浙两省在嵊泗海域两次划定洋汛界限,就是受清初大的时代背景影响,同时也彰显出嵊泗诸岛在海防上的地位和价值。

前清遗老赵尔巽在其主编的《清史稿》中,论及清初的海防形势说,“定海之东,其远势罗列者,首为海中之马迹山。山北属江苏境,山南属浙江境……,陈钱山则在马迹之东北,山大而隩广,可为舟师屯泊之所。”



(清海疆形势图)

从赵尔巽的论述中可以见证嵊泗诸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泗礁山与洋山、陈钱山(今嵊山)东西衔接“相为犄角”,构成了支撑东南海防的屏障。逶迤至东的洋山、泗礁山、嵊山一线便成为江浙两省明确军事职权的海上分界。日后,江浙两省的海上军事分界基本以洋山、泗礁山、嵊山一线为准,南北分治。这条看不见的界线在民国时期更成为江浙两省行政区域划分的基准,北属江苏崇明县管辖,南属浙江定海县管辖。并由此衍生出纷扰不绝的争执,当然这是后话了。

(本文发于10月11日舟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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