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竟然是主旋律电影？不怪你这么想_【微文阅读推荐】

《潘金莲》或许真的是冯小刚在现有环境下和他的能力范围内，所能做到的极致。...

文 | 吴泽源

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电影杂志编辑

冯小刚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一部成功的电影。

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部影片对中国官僚制度和社会痼疾的讽刺，有多么尖锐或是深刻，而是因为在近二十年里，我们几乎没有在中国电影中见到过任何类似的表达尝试。《潘金莲》成了孤例。

这样的题材，也只有江湖地位如冯小刚的人才敢去触碰。所以像这样的电影，只要能拍出来，就已经是胜利。

影片对基层官僚众生相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请看：

对上级百般欺瞒（却总是欺瞒不住），对下属作威作福的县长郑众（于和伟饰）。

遇事先想着要把自己摘个干净的县法院院长王公道（大鹏饰）。

表面上主动要替领导排忧解难，实际上升官之心昭然若揭的法院审判长贾聪明（张译饰）。

一次次引经据典地跟下级官员放狠话，到真正碰上事端时却无计可施的市长马文彬（张嘉译饰）。

影片设置的每一个干部形象，都会让观众过目不忘。马文彬小便时的痛苦表情和在镜子前面整理假发的一丝不苟，可能道出了无数同级别官员的焦虑。

而在视觉风格上，毫无疑问，《我不是潘金莲》是冯小刚整个电影生涯中，最具自觉性的一次实践。影片以圆形画幅作为宣传点，但实际上圆形画幅不是100%，片中方形画幅与圆形画幅在片中的比重，大概是三七开。

但对圆形画幅的理解，我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和冯小刚自己的初衷也不一样。圆形画幅当然不是偷窥视角，但也不是冯小刚说的「古典文人画风格」，我从中看出的是一种类似漫画的讽刺感。

在这个形状乖戾的视觉容器里，基层干部与无理村妇原本就足够荒谬的行为，都被衬托得更加荒诞不经。

与之相比，反倒是影片表现北京部分的正方形画幅，在视觉上更能显出冯小刚的批判意识，对人代会会堂空间纵向高度的突出表现，和通过在画面左侧右侧设置遮挡物，为这一空间制造出的幽闭感，都在刻意为观众营造一种不适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比影片的文本本身更为直接有力。

但我想说，《我不是潘金莲》对中国官僚体制的批判力度，其实并没有大家之前想象的那么大。这是因为，冯小刚在有意地用影片剧情的荒诞性和非真实性，软化其社会批判的尖锐度。

首先，如果我们忽略掉冯小刚因为不言自明的原因，在影片结尾处加入的李雪莲与史县长（赵立新饰）在北京的重逢场景，那么主人公李雪莲在全片中连续告状整整十年的动机，本身就是荒谬的。

一个村妇为了莫须有的荒谬理由：对自己出现沟通失误的假离婚进行反悔，和洗刷自己「潘金莲」的恶名，对地方各级官员纠缠不休了十年，甚至把事情闹到北京。

包括法院院长、县长和市长在内的地方各级官员，不但没有对村妇实施任何惩戒措施，甚至还带着火腿腊肠主动上门，对村妇好言相劝，与现实中的案例相比，影片中的这些官员，几乎可以说是圣人了。

其次，在对官员的表现方面，《我不是潘金莲》让他们显得很蠢很无能，却从始至终地保证着他们的无害性。

像郑众、王公道和马文彬这样的官员，虽然常常相互推诿，逃避责任，不设身处地替民众换位思考，但他们从来没有对李雪莲的个人生活有过多的妨碍，尽管他们完全有那个权力办到。

真正伤害到李雪莲的，是对上级指示过度解读，过分热情地想要为领导分忧的阿谀之徒与野心家，比如把李雪莲推倒在地的县长保安，将李雪莲抓进看守所的基层警察，又如把李雪莲生活中的新希望赵大头从她身边夺走的贾聪明。

所以，从根本上，《我不是潘金莲》的世界与我们每天所身处的日常现实，几乎是平行的，没有交汇之处。

影片描绘的，是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地方官员无力阻止民众年复一年地近乎无理取闹地上京告状，而地方官员必须对此作出回应，若稍有不慎，就会丢掉自己的乌纱帽。

这当然不是现实的中国，你我心知肚明。

而冯小刚最后为影片加上的尾巴，则进一步地挑明了影片对官民关系进行调和的意图，当然，冯小刚不得不这么做。

如果说在尾声戏出现之前，将告状本身作为全部人生动力的李雪莲，还有点像是个对官僚体制大风车进行不懈挑战的堂吉诃德，那么影片结尾对她动机的阐释，就彻底地让这个人物丢掉了原本具有的讽喻意味。

在这个最终版本的故事中，官没错，民也没错，所有人需要的，只不过是相互之间的一点点理解与体谅，多么主旋律的中心思想啊。

如果真的想要找出冯小刚在主旋律外衣之下的弦外之音，我们还得回到影片的北京人代会段落。

在冯小刚的镜头下，人代会会堂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而会议的整个过程，则是一场受到严格控制的演出。

会堂边缘如戏台幕布一般的红色幕帘，被招待员一丝不苟地排列成直线的桌子与座椅，密密麻麻围绕在官员周围的相机与闪光灯，如惯例流程一般突然爆发的热烈掌声，和中央首长向与会者训话时精确控制到毫厘的拍桌子力度，都让这场会议在我们面前，如同一场讽刺性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