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一个人不能把时间过多地花在过往 未来荐读
要了解伦敦，不仅仅要了解它壮观的景象，兴隆的贸易，富丽的宫廷，繁忙的劳动场景，也要了解它是人们邂逅、谈笑、婚丧嫁娶、寻欢作乐、赋诗作艺、治国立法之所。...
要了解伦敦，不仅仅要了解它壮观的景象，兴隆的贸易，富丽的宫廷，繁忙的劳动场景，也要了解它是人们邂逅、谈笑、婚丧嫁娶、寻欢作乐、赋诗作艺、治国立法之所。
一个伦敦人的肖像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兰守亭 译
如果不了解一个真正的伦敦人，不折向侧街，不离开店铺和剧院，不在私人街区敲响一个住户的房门，没人敢说他已然了解伦敦。伦敦的私家宅第风格多大同小异。开门是一个阴暗的大厅，从那儿通上一段窄窄的楼梯，尽头连着一个双间套的起居室，里面烧得旺旺的火炉两边各有一对沙发，房里还有六把扶手椅，三扇临街的长窗。在那朝向临近房子的花园的起居室里间所发生的事情，常常是颇费猜测的。但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发生在外间的事儿，因为克 鲁太太永远坐在那儿火旁的扶手椅上，在那儿她筛茶待客，在那儿她倾尽了有生。
克鲁太太出生在乡间，听上去有点怪却像是真的；而她只在夏季那几个伦敦不复为伦敦的星期里才离开这座城市，也是真的。但她当真离开伦敦去别的地儿，干别的事儿，而让她的椅子空着，炉火寂灭，餐桌也撤下刀叉，却是谁也不能相信，也不可想象的事情。想一想克鲁太太一袭黑衣，戴着面纱与帽子，漫步在满是芜菁的田野中间，或是攀登在青草母牛的高岗上，那是连最狂野的想像也无法企及的事情。
冬偎炉火，长夏依窗，她就这样坐着，过了六十年，但并不孤单。总有人来拜访她，坐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第一位拜访者还坐不上十分钟，那扇老开着的门就被突眼睛、暴牙齿的女佣玛丽娅再次打开——这道门她为克鲁太太开了六十年了——通知第二、第三、第四个来访者。
没有听说过谁与克鲁太太有过单独的促膝私谈，她不喜欢这个。她的好尚是与人打成一片，而从不与谁格外亲昵。就说总坐在橱柜角落里的那位老人，看起来真像那件充满敬意的十八世纪家具的一部分，像它的铜腿一样古典。但克鲁太太永远叫他格雷厄姆先生，而不是亲热一点的“约翰”，或者“威廉”，虽然偶尔也在“格雷厄姆先生”前冠以一个“亲爱的”，好像以此来标记她认识他那六十年的历史。
克鲁太太希望和别人谈天，又不想显得太亲密。亲昵的谈话总容易变成沉默，克鲁太太害怕沉默，必须谈点啥。话题又得是泛泛的，什么都涉及一点；内容还不能太深奥，谈锋也不能太机敏。不然总有一方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只能转动手中的茶杯，陷入沉默。
因此克鲁太太的客厅一点都不像传记作家们的高雅沙龙。精明人常来这里，他们是法官、医生、议员、作家、音乐家、游历者、打马球的、演员，以及一文不名者。但是只要有人谈起严肃的话题，就会被看作是破坏成规——这可以是像一连串喷嚏一样被忽略掉的小插曲，也可以是由一个小小的松饼引起的一系列灾难。克鲁太太最喜爱最有心得和评价最高的还是那种村子里的闲言碎语。在这儿“村子”就是伦敦，“村话”闲扯的就是伦敦的生活。克鲁太太还真有本事把伦敦这个大都市变成由一座教堂、一个庄园、加上二十五间棚屋组成的村庄。她总能在第一时间获知，什么时候要演戏，哪里会举行画展，谁将被审判，哪家在闹离婚，谁家要举行婚礼，谁快死了，哪个人进城了，谁又出城了，等等。她看见昂菲比女士的车从她旁边开过，她就猜测：“八成昂菲比的女儿昨晚生孩子了”。活像一个村妇在说：某某乡绅家的女人正坐马车赶到车站去接城里来的约翰先生。
五十年的积累，使她对他人的生活获得了惊人的信息储备。例如，当斯麦德利先生说他女儿和亚瑟·毕坎姆订婚了，克鲁太太立即指出，那样的话她就是他们的表姐，和费厄布雷斯夫人的关系一下近了两倍；同样又是伯恩斯夫人的外甥女，因为她在第一次婚姻中嫁给了黑水农庄的明晴先生。但克鲁太太决不是个势利鬼，她只是一个各种关系的归集者。她在这方面的非凡技能使得她的这些“关系”都带着亲情特征，因为要弄清楚有多少个人是第二十个表姐毕竟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如果她们的确是而自己却不知道的话。
你得承认克鲁太太的住所因此而成了人们的俱乐部，它索要的“会费”则是年复一年人们提供给它的各种名目、数不清的闲言碎语。当房子着火，下水管破裂，或者女仆与管家私奔，大家的第一个念头必定是：我得跑去告诉克鲁太太！但也是在这儿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之处。一些人可以在午餐的当儿跑去，另外的而且是占绝大多数的，只能在5点到7点之间去。能有与克鲁太太共餐的殊荣的阶级只是一小群。事实上也许只有格雷厄姆先生、伯克夫人和她一起进餐，因为她并不是一个富有的女人。她的黑外套稍微有些破旧，一直以来总带着那枚宝石胸针，总是那一枚。她最喜爱的餐食是茶，因为茶几不大，供应的茶点也可因此而少一些，而且它的弹性恰合于她喜欢群居的天性。而她的饮食，不论是午餐还是茶点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就好比一件衣服配上相应的首饰后又那么天然地适合于她本人，从而形成了“克鲁太太式”的时尚。那些饮食中或有一个制作特别的蛋糕，或有一道味道别致的布丁，使这所房子带上特有的味道，就像玛丽娅这样的老仆妇、格雷厄姆这样的老朋友、或者椅子上的印花旧棉垫、地上铺的旧地毯这些确立这所房子的品格的众多组成一样。
克鲁太太必定是偶尔要出去透透气的，有时竟成为别人饭桌和茶桌上的客人，这倒是真的。但在社交圈子里，她确乎有些偷摸、琐碎、不健全了，好比参加婚礼、晚会、或葬礼，对她来说只是为了打探她所需要的花边琐闻，来完备她的信息库藏。于是她很少被引入席，总是靠边站，站在别人的椅子或桌子中间张望。为了成就真正的自我，她必须有自己的印花棉布、地毯和格雷厄姆先生。这些对于外部世界的小小搜猎随着岁月的流逝最后完全停歇了，她把自己的安乐窝侍弄得那样严密一统、舒适齐整，甚至连外面的一片羽毛、一截树棍儿都无法再添进去。她的友伴那么忠诚，她也相信他们传递给她的任何一则哪怕只言片语的消息都是真的，而归为收藏。对她来说，冬天离开那把向火的扶椅、夏天离开那扇长窗是没有必要的。年复一年，她的所知没有变得更深刻，而是更圆熟、更全面了，深刻不属于她之列。所以，如果一出新剧获得巨大成功，第二天，克鲁太太不仅能唾沫星乱溅地向别人编派好多幕后之事，而且还能回顾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某出戏剧的首映夜，详述出埃伦·特里穿的什么，杜斯做什么了，亨利·詹姆斯先生的话多可爱——也许压根儿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但当她讲起来的时候，仿佛过去五十年里伦敦生活的所有册页都在一个人对之沉醉的快乐中被轻轻曳起；画面纷繁，缤纷闪耀，更有名流丛集。但克鲁太太一点儿也不是要沉醉于过往——她一点儿也没有将往昔的繁华与荣耀擢升到超乎于“现在”之上的意思。
事实上，总是伦敦生活的最后一页，即此时此刻才是最重要的。伦敦的可爱在于，老有可看的新事物、可谈的新话题。一个人只需睁着眼睛，一周里每天从5点到7点，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就可以感知这一切。当客人环坐，她在那把扶椅上，不时越过肩头，向窗外投以惊鸿似的一瞥，仿佛她留了半只眼睛给大街、半只耳朵给窗下大车小车的鸣笛和报童的叫卖。谁知道呢，就在这一刻，或许新的事情又要发生了。一个人不能把时间过多地花在过往，也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现在。
门开了，当变得很臃肿、又有点耳聋的玛丽娅宣布有新的访客到来时，对克鲁太太来说，没有什么比她蓦然中断说到一半的话、四处搜求的眼神更有个性——也许有一点点惊慌失措——的事情了。来的会是谁呢？她/他会给话题增加点什么？她非常善于从来拜访的人那儿提取信息，然后把那些信息又能反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这并没有带来什么恶果，而且这扇门从不频频地打开也是她的独特成就之一，扶手椅旁的圈子从未壮大到超过了她的掌控。
因此，要了解伦敦，不仅仅要了解它壮观的景象，兴隆的贸易，富丽的宫廷，繁忙的劳动场景，也要了解它是人们邂逅、谈笑、婚丧嫁娶、寻欢作乐、赋诗作艺、治国立法之所。知晓克鲁太太也是必要的，正是她的客厅浓缩了这个都市的每一个细节，惟妙惟肖，雅俗共赏，浑然一体。离家多年的游子，刚从印度或非洲回来的晒得黝黑、形容憔悴的冒险者从虎狼与野人的世界里一路冒险而来，径直来到这个寂静的街头小屋，就能一步重新回到文明的中心。但是，即使是伦敦也不能让克鲁太太与世长存。终有一天，当时钟敲过5下时，她不再坐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玛丽娅也没有把门打开，格雷厄姆先生也已把自己从橱柜边解放出来。克鲁太太死了，和伦敦一起——不，伦敦尚在，但已不再是克鲁太太的伦敦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
博·赫拉巴尔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年生于伦敦的一个书香名门之家。弗吉尼亚天分很高，从小就立志要当作家，22岁时开始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她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小说——她是“意识流”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一日一书
作者：[英]罗素
译者：戴玉庆
定价：17.00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06-8
伯特兰·罗素（1872—1970）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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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伯 | 赫拉巴尔 | 保罗·萨特 | 海尔曼 | 大江健三郎 | 巴别尔 | 罗恩·拉什 | 阿尔都塞 | 图尔尼埃 | 皮兰德娄 | 谢默斯·希尼 | 屠格涅夫 | 凯鲁亚克 | 埃利蒂斯 | 大卫·班尼奥夫 | 里尔克 | 图森 | 穆齐尔 | 向田邦子 | 罗兰·巴特 | 托妮·莫里森 | 马拉美 | 契诃夫 | 金子美铃 | 尤金·奥尼尔 | 简·奥斯丁 | 里索斯 | 所罗门 | 博纳富瓦 | 海明威 | T·S·艾略特 | 索罗金 | 玛丽安·摩尔 | 布朗肖 | 村上春树 | 莫泽巴赫 | 库切 | 尤瑟纳尔 | 加西亚·马尔克斯 | 纳博科夫 | 阿普列乌斯 | 拉克司奈斯 | 爱丽丝·门罗 | 马歇尔·埃梅 | 米沃什 | 巴尔提斯·阿蒂拉
当代写作者：
黄惊涛 | 金特 | 黎幺 | 东荡子 | 陈梦雅 | 毕飞宇 | 李宏伟 | 孙智正 | 万夏 | 魔头贝贝 | 彭剑斌 | 马松 | 司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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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了解一个真正的伦敦人，不折向侧街，不离开店铺和剧院，不在私人街区敲响一个住户的房门，没人敢说他已然了解伦敦。伦敦的私家宅第风格多大同小异。开门是一个阴暗的大厅，从那儿通上一段窄窄的楼梯，尽头连着一个双间套的起居室，里面烧得旺旺的火炉两边各有一对沙发，房里还有六把扶手椅，三扇临街的长窗。在那朝向临近房子的花园的起居室里间所发生的事情，常常是颇费猜测的。但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发生在外间的事儿，因为克 鲁太太永远坐在那儿火旁的扶手椅上，在那儿她筛茶待客，在那儿她倾尽了有生。
克鲁太太出生在乡间，听上去有点怪却像是真的；而她只在夏季那几个伦敦不复为伦敦的星期里才离开这座城市，也是真的。但她当真离开伦敦去别的地儿，干别的事儿，而让她的椅子空着，炉火寂灭，餐桌也撤下刀叉，却是谁也不能相信，也不可想象的事情。想一想克鲁太太一袭黑衣，戴着面纱与帽子，漫步在满是芜菁的田野中间，或是攀登在青草母牛的高岗上，那是连最狂野的想像也无法企及的事情。
冬偎炉火，长夏依窗，她就这样坐着，过了六十年，但并不孤单。总有人来拜访她，坐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第一位拜访者还坐不上十分钟，那扇老开着的门就被突眼睛、暴牙齿的女佣玛丽娅再次打开——这道门她为克鲁太太开了六十年了——通知第二、第三、第四个来访者。
没有听说过谁与克鲁太太有过单独的促膝私谈，她不喜欢这个。她的好尚是与人打成一片，而从不与谁格外亲昵。就说总坐在橱柜角落里的那位老人，看起来真像那件充满敬意的十八世纪家具的一部分，像它的铜腿一样古典。但克鲁太太永远叫他格雷厄姆先生，而不是亲热一点的“约翰”，或者“威廉”，虽然偶尔也在“格雷厄姆先生”前冠以一个“亲爱的”，好像以此来标记她认识他那六十年的历史。
克鲁太太希望和别人谈天，又不想显得太亲密。亲昵的谈话总容易变成沉默，克鲁太太害怕沉默，必须谈点啥。话题又得是泛泛的，什么都涉及一点；内容还不能太深奥，谈锋也不能太机敏。不然总有一方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只能转动手中的茶杯，陷入沉默。
因此克鲁太太的客厅一点都不像传记作家们的高雅沙龙。精明人常来这里，他们是法官、医生、议员、作家、音乐家、游历者、打马球的、演员，以及一文不名者。但是只要有人谈起严肃的话题，就会被看作是破坏成规——这可以是像一连串喷嚏一样被忽略掉的小插曲，也可以是由一个小小的松饼引起的一系列灾难。克鲁太太最喜爱最有心得和评价最高的还是那种村子里的闲言碎语。在这儿“村子”就是伦敦，“村话”闲扯的就是伦敦的生活。克鲁太太还真有本事把伦敦这个大都市变成由一座教堂、一个庄园、加上二十五间棚屋组成的村庄。她总能在第一时间获知，什么时候要演戏，哪里会举行画展，谁将被审判，哪家在闹离婚，谁家要举行婚礼，谁快死了，哪个人进城了，谁又出城了，等等。她看见昂菲比女士的车从她旁边开过，她就猜测：“八成昂菲比的女儿昨晚生孩子了”。活像一个村妇在说：某某乡绅家的女人正坐马车赶到车站去接城里来的约翰先生。
五十年的积累，使她对他人的生活获得了惊人的信息储备。例如，当斯麦德利先生说他女儿和亚瑟·毕坎姆订婚了，克鲁太太立即指出，那样的话她就是他们的表姐，和费厄布雷斯夫人的关系一下近了两倍；同样又是伯恩斯夫人的外甥女，因为她在第一次婚姻中嫁给了黑水农庄的明晴先生。但克鲁太太决不是个势利鬼，她只是一个各种关系的归集者。她在这方面的非凡技能使得她的这些“关系”都带着亲情特征，因为要弄清楚有多少个人是第二十个表姐毕竟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如果她们的确是而自己却不知道的话。
你得承认克鲁太太的住所因此而成了人们的俱乐部，它索要的“会费”则是年复一年人们提供给它的各种名目、数不清的闲言碎语。当房子着火，下水管破裂，或者女仆与管家私奔，大家的第一个念头必定是：我得跑去告诉克鲁太太！但也是在这儿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之处。一些人可以在午餐的当儿跑去，另外的而且是占绝大多数的，只能在5点到7点之间去。能有与克鲁太太共餐的殊荣的阶级只是一小群。事实上也许只有格雷厄姆先生、伯克夫人和她一起进餐，因为她并不是一个富有的女人。她的黑外套稍微有些破旧，一直以来总带着那枚宝石胸针，总是那一枚。她最喜爱的餐食是茶，因为茶几不大，供应的茶点也可因此而少一些，而且它的弹性恰合于她喜欢群居的天性。而她的饮食，不论是午餐还是茶点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就好比一件衣服配上相应的首饰后又那么天然地适合于她本人，从而形成了“克鲁太太式”的时尚。那些饮食中或有一个制作特别的蛋糕，或有一道味道别致的布丁，使这所房子带上特有的味道，就像玛丽娅这样的老仆妇、格雷厄姆这样的老朋友、或者椅子上的印花旧棉垫、地上铺的旧地毯这些确立这所房子的品格的众多组成一样。
克鲁太太必定是偶尔要出去透透气的，有时竟成为别人饭桌和茶桌上的客人，这倒是真的。但在社交圈子里，她确乎有些偷摸、琐碎、不健全了，好比参加婚礼、晚会、或葬礼，对她来说只是为了打探她所需要的花边琐闻，来完备她的信息库藏。于是她很少被引入席，总是靠边站，站在别人的椅子或桌子中间张望。为了成就真正的自我，她必须有自己的印花棉布、地毯和格雷厄姆先生。这些对于外部世界的小小搜猎随着岁月的流逝最后完全停歇了，她把自己的安乐窝侍弄得那样严密一统、舒适齐整，甚至连外面的一片羽毛、一截树棍儿都无法再添进去。她的友伴那么忠诚，她也相信他们传递给她的任何一则哪怕只言片语的消息都是真的，而归为收藏。对她来说，冬天离开那把向火的扶椅、夏天离开那扇长窗是没有必要的。年复一年，她的所知没有变得更深刻，而是更圆熟、更全面了，深刻不属于她之列。所以，如果一出新剧获得巨大成功，第二天，克鲁太太不仅能唾沫星乱溅地向别人编派好多幕后之事，而且还能回顾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某出戏剧的首映夜，详述出埃伦·特里穿的什么，杜斯做什么了，亨利·詹姆斯先生的话多可爱——也许压根儿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但当她讲起来的时候，仿佛过去五十年里伦敦生活的所有册页都在一个人对之沉醉的快乐中被轻轻曳起；画面纷繁，缤纷闪耀，更有名流丛集。但克鲁太太一点儿也不是要沉醉于过往——她一点儿也没有将往昔的繁华与荣耀擢升到超乎于“现在”之上的意思。
事实上，总是伦敦生活的最后一页，即此时此刻才是最重要的。伦敦的可爱在于，老有可看的新事物、可谈的新话题。一个人只需睁着眼睛，一周里每天从5点到7点，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就可以感知这一切。当客人环坐，她在那把扶椅上，不时越过肩头，向窗外投以惊鸿似的一瞥，仿佛她留了半只眼睛给大街、半只耳朵给窗下大车小车的鸣笛和报童的叫卖。谁知道呢，就在这一刻，或许新的事情又要发生了。一个人不能把时间过多地花在过往，也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现在。
门开了，当变得很臃肿、又有点耳聋的玛丽娅宣布有新的访客到来时，对克鲁太太来说，没有什么比她蓦然中断说到一半的话、四处搜求的眼神更有个性——也许有一点点惊慌失措——的事情了。来的会是谁呢？她/他会给话题增加点什么？她非常善于从来拜访的人那儿提取信息，然后把那些信息又能反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这并没有带来什么恶果，而且这扇门从不频频地打开也是她的独特成就之一，扶手椅旁的圈子从未壮大到超过了她的掌控。
因此，要了解伦敦，不仅仅要了解它壮观的景象，兴隆的贸易，富丽的宫廷，繁忙的劳动场景，也要了解它是人们邂逅、谈笑、婚丧嫁娶、寻欢作乐、赋诗作艺、治国立法之所。知晓克鲁太太也是必要的，正是她的客厅浓缩了这个都市的每一个细节，惟妙惟肖，雅俗共赏，浑然一体。离家多年的游子，刚从印度或非洲回来的晒得黝黑、形容憔悴的冒险者从虎狼与野人的世界里一路冒险而来，径直来到这个寂静的街头小屋，就能一步重新回到文明的中心。但是，即使是伦敦也不能让克鲁太太与世长存。终有一天，当时钟敲过5下时，她不再坐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玛丽娅也没有把门打开，格雷厄姆先生也已把自己从橱柜边解放出来。克鲁太太死了，和伦敦一起——不，伦敦尚在，但已不再是克鲁太太的伦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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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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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罗素
译者：戴玉庆
定价：17.00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06-8
伯特兰·罗素（1872—1970）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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