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捷：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紀要_【先秦秦汉史】

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紀要張聞捷（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

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紀要

張聞捷（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鍇云（廈門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

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于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召開，來自全國9個省、直轄市及臺灣地區的高校、考古研究所、博物館的21名學者參加會議。開幕式由廈門大學歷史系張聞捷主持，廈門大學歷史系副主任毛蕾教授致辭，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部分師生參加會議。

圍繞「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這一主題，研討會共六場，每場由三到四名學者分別進行20至30分鐘的研究成果陳述，每場結束後安排本場演講學者與參會人員進行互動研討。

主持人張聞捷致詞（張聞捷提供）

【第一場】

武漢大學的何曉琳介紹了安徽省阜南縣台家寺遺址商代墓葬，該遺址發掘了7座單棺商代墓葬，有獨立的埋葬台墩，與同時期的居址分離。該墓葬的葬俗、葬式、隨葬品等，與同時期中原商代墓葬相同或相近，獨木棺葬具可能體現了當地的水路交通工具。台家寺遺址作為淮河流域等級最高的遺址，其營建有較強的整體規劃性，中心聚落和次級聚落之間、遺址內部不同功能的台墩之間，都有不同的規劃方案。

何曉琳發言（莫陽攝影）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的曹斌作了有關「西周國家的禮制變革和社會轉型」的報告。曹斌指出，武王克商後，以聯襠鬲為代表的周式陶器組合在各地的出現可以明顯洞察商周之變。成康時期在代表上層的銅器方面已有諸多的創新，周公的變革重在「變」和「創新」，以期擺脫商文化的影響，同時也為恭懿時期的禮制變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恭王的禮制變革在周公第一次禮制改革的基礎上創新，但更重視對周禮的「規範」，從而形成一套成體系的禮樂文化制度，也使得這場禮制變革可以從上至下施行，並在國家範圍內形成周文化一統的格局。西周社會因此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動，也就是西周社會的轉型。

三門峽虢國墓地列鼎列簋（曹斌提供）

中國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的田偉全面搜集了商周帶流鼎的資料，系統梳理了這類青銅器的類型，並對其發展脈絡進行了分析，認為帶流鼎應正名為匜鼎，其濫觴于商末、西周時期，流行於春秋，在戰國走向衰落。田偉還對出土匜鼎墓葬的相關考古背景做了研究，討論了與匜鼎相關的器物組合關係，並結合文獻資料對這類器物的功用及禮儀用途進行了討論。他認為，匜鼎的使用者主要是高等級貴族，其功用因時因地而異，在一定時間、區域內可用作溫熱大羹，屬於食器；在另外的背景下，則用作盥洗，屬水器；有些匜鼎可能兼做食器與水器。要想徹底搞清楚匜鼎的功用等問題，還需待考古資料更加豐富時再做討論。

輝縣琉璃閣甲墓出土匜鼎（田偉提供）

【第二場】

中國社會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常懷穎關注商周都邑的車馬埋葬，綜合考量了晚商時期殷墟遺址群和西周早期周原、豐鎬、洛邑三處都邑性遺址的車馬埋葬，從墓內殉車身份等級、殉車的方式、車馬坑的設置、殉馬、墓葬隨葬的車馬器及其種類、車馬埋葬墓主的性別差異等方面作了討論。在總結晚商時期車馬埋葬的特點之後，綜合對比了周初三處都邑性遺址的車馬埋葬情況。他認為周初殷遺民在不同都邑內是否可以有車馬埋葬，是完全不同的。部分殷遺民雖能堅持自身傳統習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周人的車馬文化。周人的高級貴族，也在以商文化的車馬埋葬傳統的基礎上，增益構建著自身的車馬埋葬文化。周初廣義的周系、商系民族的文化，卻在潛移默化地相互交融，在西周中期之後，周系車馬葬儀的最終確立與普及使用。

殷墟大司空M226車馬坑（常懷穎提供）

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陳博認為馬不僅是東周祭祀用牲的重要組成，還可能成為深入認識祭祀活動的重要視角，他從鄭韓故城中行遺址馬坑研究出發，探究東周時期的馬牲與祭祀。中行遺址馬坑及馬匹情況與文獻記載的祭祀活動以及同時期祭祀遺址常見的用牲情況都存在差異，說明它們並非祭祀遺存，中行馬匹可能是一群由公室飼養的為喪葬、祭祀、朝覲、會同等禮儀活動提供馬匹的種馬群。而馬匹的埋放方式與馬坑的空間分佈則又暗示可能是在某種緊急情況之下，該馬群在短時間內被處死埋葬。處置該群馬匹的地點必然不是隨意選擇，而應是鄭國重要的禮儀活動場所，但是否是社稷，則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加以回答。

鄭韓故城中行遺址馬坑（陳博提供）

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的燕生東介紹了山東地區春秋時期諸國墓葬形制與用鼎制度。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春秋時期今山東及相鄰地區存在著姬姓、姜姓、姒姓、妊姓、子姓等邦國，諸姓邦國來源複雜，有來自周王朝陸續東封姬姓王室諸子弟、諸功臣謀士、姻親貴族及先聖王之後裔。春秋時期山東及相鄰地區諸邦國貴族墓葬形制及用鼎制度大體可分為九種情況：一是姬姓和姜姓邦國，二是像妊姓薛國，三是像長清的嬴姓邿國，四是像郯城的嬴姓郯國、妘姓鄅國，五是像嶧城的二疏城墓葬，六是像山亭的曹姓小邾國，七是魯東南地區的己姓（或嬴姓）莒國等，八是像膠東海陽嘴子前，九是像宋國國君嫁來的枈（濫）國夫人墓葬，分別反映了不同文化特徵和文化傳統。

山東山亭曹姓小邾國隨葬列鼎（燕生東提供）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張寅介紹了東周西戎文化葬俗研究的成果。依據東周時期西戎文化的葬俗特徵，張寅將東周西戎考古學文化劃分為五個類型：楊郎類型、馬家原類型、毛家坪B組類型、關中類型和寨頭河類型。通過對各類型之間的比較，認定東周時期西戎考古學文化應具有兩種不同的文化系統，其一來源於北方草原文化，其一來源於甘肅東部的寺窪文化，這兩種文化系統共同構成了東周西戎考古學文化的主體。

張家川馬家原墓地M16金大角羊形車飾（張寅提供）

常懷穎、陳博、燕生東、張寅討論（莫陽攝影）

【第三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付建在「服以旌禮」的觀念下探討秦始皇帝陵9901坑4號俑性質，在《周禮》、《儀禮》、《禮記》、《左傳》等書中的各種禮儀場所，各類人身著不同的服飾，其身份地位以及在禮儀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作用。在「服以旌禮」的先秦時代，服飾可以影響一個諸侯國的政治事件。從領頸、肩部與腋下的連接部、背縫部、黑帶來分析，4號俑穿的是皮質類軟衣服，而不是鎧甲,為一類特殊的吉服。4號俑的性質為《周禮·夏官·方相氏》中的方相氏，而該俑對9901的性質都有著明顯的指示性作用，可能展示9901坑的場面正是東漢張衡在《東京賦》中「方相秉鉞，巫覡操茢」的場景。

秦始皇帝陵9901坑4號俑（付建提供）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耿慶剛介紹了咸陽原三座秦陵墓主研究簡史。擁有獨立陵園名是戰國「獨立陵園制」的一個重要特徵。他首先從「惠文王葬公陵」、「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的陵名著手，結合《漢書》「永陵亭部」、「壽陵亭部」等記載，確認孝文王壽陵在咸陽原上，通過司家莊秦王陵與西漢後四陵之間距離測定、永陵亭部也即永陵所在、亭部即亭所轄範圍，判斷永陵為「周王陵」和司家莊秦陵二者之一；然後，根據司家莊秦陵園陪葬墓、建築基址出土器物、板瓦戳印文字年代等判定該陵主為秦武王；另外嚴家溝秦陵、「周王陵」分別為惠文王公陵、孝文王壽陵。

陪葬墓附屬車馬坑出土銅車軎及「公」字銘文拓片（耿慶剛提供）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朱磊介紹了有關「先秦兩漢墓道使用與墓葬等級之關係考」的研究成果，墓道數量與墓葬等級之間並沒有嚴格的正比關係，故而墓道數量問題應該並不在喪葬禮制所考察的範圍之內，因此亦不能簡單地通過墓道數量的多少來判斷墓葬等級的高低。朱磊認為，墓道在喪葬禮制方面的意義很可能體現在主墓道的規模上，並推測多墓道的出現可能和古代祭祀有關。由於祭祀物件的不同，或可導致其所使用的墓道數量、長短也各不相同。通過不同的墓道形式從而配合不同的祭祀儀式，於是便出現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各種形式墓道的墓葬。

曹操高陵墓道（朱磊提供）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周立剛對中原地區三個東周到漢代遺址出土的人骨和動物骨骼樣品進行了穩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結果表明，東周時期的居民主要以粟為主食，底層城市居民開始大量食用小麥；漢代居民主食中小麥所占比重顯著增加，肉食消費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小麥在東周時期才開始影響人們的飲食結構，並且這一影響體現在底層城市居民中，這可能與變革時期的社會環境有關。在這一時期內，不同社會階層的飲食差別體現在主食而不是食肉水準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東周到漢代飲食結構變化既反映了特殊社會環境下的適應性策略，同時也包含有主動、積極的因素。從東周肇始的社會變革對普通居民的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些結果同時也體現了對歷史時期骨骼遺存進行穩定同位素分析的意義。

東周與漢代居民碳氮同位素比值分佈圖（周立剛提供）

付建、耿慶剛、朱磊、周立剛討論（莫陽攝影）

【第四場】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的周繁文對喪歸之禮和喪歸之制進行研究，首先綜合文獻記載考察喪歸物品名實，除了常規性的私人賵賻以外，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下的私人賵賻行為或拒絕賵賻的行為，這背後有各自的社會、政治因素。其次是從西漢早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賜律》中簡二八二至簡二八九出發，綜合文獻記載，對國家法賻制度進行考察，發現國家針對不同身份等級的臣民有相應的賵賻規格，法賻的種類與職位有關，規格則與爵位相關。最後分析了喪歸禮制的社會、政治和儀式功能。

周繁文發言（莫陽攝影）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的游逸飛介紹了秦漢隨葬律令簡習俗的興衰。他認為秦至漢初墓葬所見的律令與奏讞文書，具有反映墓主官吏身份的功能，隨著西漢中期官吏任用資格向平民開放，隨葬法律簡不再象徵官吏身份，此葬俗遂告衰歇。西漢中期以後，漢墓隨葬閥閱、上計文書，是官吏為了彰顯身分，尋找法律簡替代品的嘗試。惟隨著磚室墓的狂潮席捲整個漢朝疆域，畫像石成為更直觀、更有效地象徵墓主官吏身分、知識背景的工具，隨葬簡牘的葬俗遂于東漢時期基本消失。甘肅漢墓隨葬王杖詔令雖具有反映墓主身分的功能，但其反映的是特權，而非官吏身分或律令知識，不可一概而論。

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棺內隨葬竹簡平面圖（游逸飛提供）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田天研究了西漢初年的「偶人簡」，即專記隨葬偶人的遣冊，指出西漢初年偶人簡發生了三點變化：第一，成為遣策中固定的組成部分；第二、在遣策中的比例大幅上升；第三、對偶人的描述更為精細複雜。田天指出偶人簡與「告地策」有密切聯繫，二者功能、性質相同，屬於同類文獻。西漢初年的偶人擁有明晰而具體的身份，與墓主一起被寫入戶口移徙文書，共同合法遷徙至地下。在這類隨葬文本建構的世界中，死者在地下的生活，不只是簡單的模擬，更是地上生活的延續。死亡被處理成一次移居。死者持有合法的文書，攜帶奴婢與財產所進入的地方，既非仙界、也非化外之地，而具有與地上世界相同的秩序與規範。

田天發言（莫陽攝影）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王煜的漢唐時期豬形玉石手握研究，涉及到漢代葬玉制度的興起與消亡、喪葬制度的形成和破壞、漢文化及世家大族的南遷及漢唐時期關於司命的信仰等歷史、社會資訊。認為在東漢中晚期以前，豬形玉石手握作為漢代葬玉制度的重要內容而有著較為嚴格的等級和制度規範，與玉石唅等葬玉組合在一起，出現于高等級墓葬中，主要出土於北方的陝西西安及廣義的中原地區，特別是當時全國或地方的政治中心。東漢晚期以來，其逐漸成為一種全社會廣泛流行的漢文化傳統喪葬習俗，並在魏晉以來隨著大量漢人的南遷以及漢民族文化重心的南移而主要流行於南方長江中下流域和兩廣地區。隋唐以來逐漸衰亡，僅在洛陽、西安以及廣州地區有少量出土。根據其上的銘刻文字及相關文獻考察，推測其與傳統的司命信仰有關，在六朝以來被道教吸收並有一些新的發展，但其喪葬意義是一脈相承的。

西安南郊山門口漢墓出土豬形玉石手握（王煜提供）

周繁文、田天、游逸飛、王煜討論（莫陽攝影）

【第五場】

中國國家博物館展覽一部的單月英通過對已發掘的20多座匈奴貴族甲字形墓葬進行全面考察，分析了匈奴貴族墓葬的等級及墓葬綜合體內涵特徵及其所反映的匈奴不同等級的人群，在此基礎上，對匈奴甲字形墓葬及埋葬禮儀的文化淵源進行了探討。單月英認為這些甲字形墓葬及其附屬的殉人墓和祭祀遺跡屬於呼韓邪對漢稱臣之後的匈奴高等貴族墓葬綜合體，應對墓葬綜合體進行全面考察，並指出匈奴甲字形墓葬的長斜坡墓道、用棺槨的重數來區分死者社會地位的做法等、應當是吸收和借鑒戰國以來漢地貴族墓葬形制與葬制的結果；有些墓葬綜合體北面的祭祀功用的石列應是對當地草原文化傳統的繼承；但匈奴甲字形墓葬的封丘形狀與內部結構、墓穴結構、死者葬式、埋葬過程中的祭祀活動、殉人墓的葬俗及位置安排、墓葬兩側帶土圍子的圓形祭祀坑等都是匈奴特有的埋葬禮儀。最後特別指出，目前尚不能認定這些甲字形墓葬是匈奴納入漢朝貢納體系之後新出現的墓葬形制，暫時亦不能把其作為對匈奴墓葬進行分期的依據。

高勒毛都一號墓地Ｍ1（單月英提供）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的耿朔「上考古的船，下歷史的海」，通過考古資料和文獻分析魏晉喪禮中國家對既終之稱的規定和調整，探討背後的政治考量。曹魏時期，帝后去世稱為「崩」，稱「薨」的主要是擁有王爵和公爵者，魏明詔書頒行後，「薨」的範圍擴大到列侯，官僚階層中無封爵者則稱「卒」。封爵有無便充當了稱「薨」稱「卒」的劃分標準。西晉時期稱「薨」或稱「卒」間到底界線在哪尚不清楚，但可以認為「薨」的標準提高了，西晉朝廷進一步強化了有封爵者內仍存在的高低之分。東晉時似乎只有特別重要的政治人物，死後才能稱「薨」。「薨」在東晉時期看來是更為隆重的禮遇。

西晉徐美人墓誌拓片（耿朔提供）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莫陽用藝術史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大型石刻如何進入南朝帝王陵墓，並構成陵園核心，以及這反映出的文化意義。南朝陵墓制度創于劉宋，沿革發展至蕭梁，在梁武帝時期實現完全轉向。南朝帝陵陵園以神道為中心對稱佈局，在強調秩序感的同時，營造出絕對的權威性和象徵性。北朝帝陵在空間和視覺的表現上迥異于南朝，更接近東漢帝陵規制，似乎遵循著另一套理念。南北朝帝陵在地表部分的營建呈現出的差異，既與南北方關於華夏正統之爭有關，還與各自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邙山的漢晉陵是北魏陵取資和比照的重要物件，在缺乏視覺參照和文獻不足的情況下，南朝帝陵則傾向于建立一套新的「傳統」。

梁文宗蕭順之建陵石刻（游逸飛攝影）

莫陽發言（張聞捷提供）

單月英、莫陽、耿朔討論（田天攝影）

【第六場】

南京博物院的左駿觀察了南京祖堂山南唐陵區出土的玉冊，重新審視與構建南唐時期帝王級別喪葬所用玉冊排序綴合與使用儀軌。位於祖堂山南麓的南唐陵區，因墓主等級較高，隨葬品中原先標示高等級身份的有關玉製品，因歷代盜掘破壞，考古發掘只有零星殘留。作為南唐政權最高等級的陵區中所見殘留玉器即是探究南唐、乃至五代時期地方政權玉作、玉器使用的重要材料。左駿以永陵（M1）和順陵（M2）墓中出土的殘玉冊構件為研究物件，從玉作視角觀察玉器質料選擇與推測琢做流程；並結合以往相關考古發現、文獻、傳統圖像藝術史學等材料，以此窺視五代十國時期南方重要割據政權南唐的玉作及喪葬玉禮器的使用狀況。

南京祖堂山南唐陵區出土的欽陵玉冊（左駿提供）

左駿發言（莫陽攝影）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的劉未提出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作為歷史考古學研究，面對不同的材料和議題，當如何把握考古材料之間以及考古與文獻之間的關聯？就宋代官員墓葬而言，劉未認為適當轉換觀察視角，兼顧等級制度與身份認同、官方許可與私人意願等不同因素，將有助於發掘那些在聚類分析中容易被過濾掉的歷史資訊。宋代官員多為士人，兼具政治、文化身份，在墓葬的營建中既有對官方制度的回應，亦有私人理念的表達。墓葬材料所見山門闕角、墓儀石刻、碑額賜篆、石藏石門、志石鐵券、神煞儀衛、昭穆次序、銘文復古等貌似紛繁複雜，難以統一的現象，可視為等級與身份兩類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寧波東錢湖南宋史氏家族墓（劉未提供）

劉未發言（莫陽攝影）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丁雨就川貴渝地區宋代石室墓後壁壁飾進行了研究。他分別對川貴渝地區後壁壁飾的啟門、墓主人等各類題材進行了歸納，並將這些題材與北方地區同類題材形態進行了對比分析。從墓葬整體來看，一些墓葬中，後壁的仿木構題材在規格、內容等多個方面與其他壁面題材並不相稱，表明同一墓葬中似乎糅合了不同的喪葬文化和習俗。在仿木構題材“南傳”過程中，後壁壁飾得以保留、發展和變化，或可認為這一題材是整套磚雕題材的核心內容。此地的官民墓葬並未體現出有序的等級差別，結合宋代其他地區的墓葬情況，或可認為，地方喪葬傳統在墓葬的形塑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