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贸杯"良知行全国征文获奖作品展播（散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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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算来，在近十年的时光里，我和阳明先生先后邂逅过四次，并且与之的每一次邂逅，我都有不同的心态和故事，这些不同的心态和故事，见证了我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少年蜕为成年的成长轨迹。我把和阳明先生的四次邂逅总结为初见不明所以，再见肃然起敬，三见深深拜服，四见受益终生。

初次邂逅阳明先生是在高中时代，他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经常出现在高中政治的考卷上，而当时和许多同学一样，我们觉得阳明先生的这种观点简直是荒苍天之大谬，对之一笑而过，不作深入思考。从那时起，王阳明同唯心主义、错误的世界观就被牢牢地捆绑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如今回想起来，才发现我们当时对待阳明先生的认知其实才是荒谬可笑的。在我们的思维世界里，一切事物非黑即白，非好极坏，非此即彼，比如看电视剧时，经常会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殊不知其实很多角色并无好坏之别，电视剧里的人物也如现实中的人物一样，都是在向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去追求迈进，而这种正常的理想追求是人之常情，无所谓好坏，顶多梦想之间存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宏大与渺小、虚幻与现实的差别而已；又比如当今的国际竞争、国与国之间的制衡博弈，都是在围绕各自的利益做文章，所以也不能简单地评价谁是好国家，谁是坏国家。

再遇阳明先生是在高考结束，那段时间我迷恋上了余秋雨的散文，读了他的很多著作，其中在一篇叫《乡关何处》的文章中提到了王阳明，余秋雨给予了王阳明极高的评价，认为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圣人之一，把王阳明和曹操、诸葛亮、曾国藩等人相比较，认为论军事才能，大家处于伯仲之间，但论文化建树，王阳明则俯视众人。

看到余秋雨给予王阳明如此高的评价，我很是诧异，这不是那个唯心主义分子吗？为什么会得到余秋雨这种大家的如此推崇？我开始意识到，以前对待王阳明的态度肯定是有问题的，阳明先生的理论肯定有透彻的地方，否则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也不会在5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其惊人的文化张力。从那时起，我开始对王阳明肃然起敬，不过也没有深入思考，究竟阳明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什么地方。

我大学读的是哲学专业，《中国哲学史》是我们的必修课程，再次，我又和阳明先生相遇了。此前两次接触阳明先生，都只是浮光掠影，一面之缘，而这次接触，则是理论上的学习，了解的是阳明先生思想的本身。课程中，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心学的发展脉络，详细讲解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分析了“心学”和“理学”的差别和旨归等等。通过这次接触，我对王阳明深深拜服，他那高大伟岸的圣人形象在我心目中逐渐清晰起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余秋雨要那么不吝赞美之词去赞誉王阳明。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前，任课老师在给我们划考试内容时，明确指出：“王守仁必考。”这次学习我还了解到，原来王阳明龙场悟道是在贵阳修文县，贵阳人在扶风山麓还建了一个悼念王阳明的祠堂，身为贵州人的我，又增进了对阳明先生的一份亲近之情。

2012年大学毕业，我进入织金县的一个机关单位工作，和班上许多同学一样，所从事的工作和专业并没有太多联系，实际工作中，没有康德，没有黑格尔，没有朱熹，也没有王阳明，这些大哲，似乎并不存在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中，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因缘际会，我又再遇王阳明。

2015年6月，我从织金调到云岩区宣传部，从事思想文化宣传工作。大力弘扬阳明文化正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内容，出入阳明祠参与文化活动成了我工作的一种常态。我开始拜读《传习录》，力求对阳明文化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书中有段对话让我印象深刻，在谈到“知行合一”时，王阳明的弟子徐爱问：“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却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王阳明说：“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所以，王阳明得出的结论是：“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人自愿作恶，人之所以作恶，做不正义的事是出于无知”，这句话与阳明先生倡导的“知行合一”其实是相似的，一个人如果能做到真知、真善，那么就不会去干那些违背正义、违背人伦的不善之事。

随着文化包容性越来越强，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民间到庙堂都越来越注重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越来越注重保护和挖潜传统文化价值，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阳明文化因为其强大的通透性和说服力随之风行起来，得到大众的认可，走进人们的精神世界，走进人们的工作生活，成为人们恪守的准则和信条。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百花齐放的文化大观园里，阳明文化一定会是分外芬芳的那一支，她将会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彰显出惊人的时代价值。

我想，这辈子最大的痛悔和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莫过于在母亲弥留之际没能守在她的身旁陪她老人家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母亲是脑淤血突发瞬间离开人世的。那个时候我正在外地参加一个培训，接到弟弟在电话中哭诉母亲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被装入棺木。走进村口，老远就看见大哥腰扎白布臂戴黑纱跪在灵车前，头上顶着一个灰色的瓷瓦盆。我双腿酥软，一下就扑在了地上，涕泪横流，一路爬将过去。我伤心欲绝，疯狂地用头撞击灵车，哭喊着：“妈，不孝的三儿回来了，为什么不等一等我啊！”

弟弟说，母亲在医院抢救的过程中曾经清醒过一阵，她环顾周围亲人，发现我不在其中，就反复叫着：“三儿呢？我的三儿怎么没来？”

弟弟说：“我三哥出差了，正在回来的路上。妈，您要挺住了，一定等我三哥回来啊。”

母亲喃喃自语：“三儿，妈等着你。这个月的工资你还没给妈送来呢。”

结果母亲没有等到我回来，便带着极度的不舍和遗憾离开了人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母亲攥着弟弟的手，说：“恐怕我等不到你三哥回来了。卧室地桌的抽屉里有一个用白手帕包裹着的塑料盒，你三哥回来一定要交给他，那是这些年来你三哥给我的工资，我一分没花。我都给他攒着呢，就留给雨桐以后结婚时用吧。”

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弟弟才蹒跚着学会走路，父亲就因一次严重的意外事故瘫在了炕上。一边要照顾重病的父亲，一边要看护年幼的弟弟，实在是无暇顾及我，母亲就硬着头皮把我送进了村里的小学校。那时我刚六岁多一点儿，母亲跟校长说：“就让他在一年级跟着啷当两年吧，真的是没办法了。”

校长知道我家的情况，就网开一面留下了我。

第二年春天，父亲抛开母亲和四个还未成年的儿子撒手人寰。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母亲就到学校打算把我接回家，她跟校长说：“这半年多真的麻烦您了，我的三儿让老师们费心了。孩子们的爹走了，我也该把他领回去了。等来年我再让他上一年级吧。”

校长说：“这个孩子虽然小，但很聪明，也很懂事，而且成绩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就让他留下来吧，下半年可以直接上二年级。”

母亲喜极而泣。一是为我过早立事感到高兴，二是可以放下心来一边照管弟弟一边用父亲花七十元钱买来的那台破旧的草绳机纺织草绳，挣一些生活费。在那个年月，这台老掉牙的草绳机是我们一家生活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们家是两间低矮的泥草房，外屋没有天棚，椽、檩裸露着，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被烟气熏得黑黑的穹顶挂满了蜘蛛网。寒冬腊月，屋内四周裂了缝的墙壁到处是厚厚的冰霜，一口手压的老式洋井紧挨着大山墙，每天晚上压完一缸水后，忘了拔掉井中类似于阀门的水抽子，整口水井就被冻上了。出现这种情况，母亲就得在井管子周围堆上木头绊子点火烘烤。浓烈的烟气弥漫在外屋，又透过门缝钻进里屋，母亲不得不打开房门，凛冽的寒风飕飕灌进屋里。二哥一手抱着弟弟，另一只手牵着我坐在并不温暖的土炕上，我们把几双脏兮兮的小脚丫伸到炕席底下。整个冬季，我们的小脚丫被冻得又红又肿，用手一挠，很多地方就冒出了黄水。

母亲比父亲大三岁。奶奶是笃信了女大三抱金砖的古训把母亲娶进门的。可是金砖没抱来，却生下了四个等待花钱的臭小蛋子。大哥是长孙，生下来就一直由奶奶带着。奶奶跟着老叔过，大哥从小到大也就住在那里。因为大哥常年不和我们接触，所以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感情，有时甚至觉得母亲只生养了我们哥三个。

父亲去世后，奶奶曾劝母亲再走一嫁。奶奶说：“你还不到四十岁，日子过得这么艰难，就带着三个孩子再找个主儿吧。大孙子不用你管，只要我活着，就由我带。”

母亲说：“我有手有脚，我能让我的孩子吃饱穿暖。等他们长大了，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家里的那台草绳机就在外屋的那口洋井旁边。因为白天要整理稻草，所以一般情况下母亲都是在晚上纺织草绳。每天晚上母亲把我们安顿熟睡后，外屋就响起了“咯吱”“咯吱”的草绳机不停转动的声音。这种声音如同摇篮曲一样常常伴着我们睡梦到深夜，有时甚至到黎明。

一团儿草绳能卖六毛钱。纺够一百团儿后，母亲就会用家里那辆插着两只辐条车轱辘的老式架子车，拉去八里地外小镇上的一家土特产品收购店卖掉。村里通往小镇的是一条不宽的泥土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母亲瘦弱的肩膀上绷着一根粗粗的连着架子车的绳索，双手把住两只车檐，弓着身子用力前行。二哥也在母亲的身旁拴了一个小套，用他稚嫩的肩膀替母亲分担一分重量。我也会跟在后面，两只小手推着车上的草绳，脚尖奋力地蹬着土地，恨不得把浑身的力量都使出来。风里雾里、雨里雪里，一辆架子车，三个单薄的身影，几行坚实的脚印。那时，在我幼小的心中就暗暗播下了种子：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一定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

稀里糊涂我高中毕业了，那一年我不满十七岁。没有考上大学，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母亲劝我，还是再复读一年，哪怕考个中专也行。我说：“妈，我清楚自己的水平。就是复读十年我也考不上大学，我可能天生就是个修理地球的料。”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再复读一年，可那时大哥已经成家分出去单过了，二哥也结婚去了二嫂在山东沿海一带的娘家搞水产养殖。弟弟上学，我得参加生产劳动，挣钱帮助母亲养家啊。

母亲的娘家是邻村的。在嫁给父亲之前，有一些文化的母亲在村里曾当过几年的民办教师。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妈这辈子最羡慕的就是有工资的人。当年我工作的学校里有几个老教师，每个月都能领到几张‘大团结’，看着他们数着手中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真是让人羡慕得要死。”

我对母亲说：“妈，您放心，等我挣到大钱了也给你开工资。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您就耐心地等着吧。”

参加了三年生产劳动，二十岁的时候我被村里的小学校招聘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又过了十年，通过内招考试我顺利转正成了一名让母亲曾经无上羡慕的，能每月固定领取薪资的国家干部。这个时候我已经成家了，儿子雨桐也五岁了。

记得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是550元，我最先跑到母亲那里。我拿出50元钱给母亲，说：“妈，我开工资了。还记得我以前对您承诺过的话吗？等我挣钱了也要给您开工资。从今以后，每个月我都会给您开工资。”

母亲接过那张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的票子，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就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钞票一样。欣喜过后，母亲还是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犹豫着说：“三儿，妈真的每月都能领到工资吗？我这不是做梦吧。”

从那以后，每个月的月底，我都会在领了工资后把50元钱直接送到母亲手中。母亲和弟弟生活在一起，也许是习惯或熟悉了这样的一种模式，后来每个月的最后两天，母亲都会炒几个菜摆放在桌子上等着我的到来。偶尔有时候忘或耽搁了给母亲送工资，母亲就会打发弟弟来家里喊我。弟弟说：“妈已经把菜炒好了，让你过去吃饭呢。”这时我会猛然想到，该给老妈送工资去了。

多年以后，村校合并，我被调去了乡中心学校。我们村到乡里有三十里路的行程，为方便工作，我举家搬迁到了乡里。这时我的工资已经涨到三千多元，其间我也给母亲的工资上调了两次，由最初的50元涨到100元，又由100元调至200元。母亲逢人便炫耀：“我也是开工资的人呢。我的三儿每个月都会按时把工资送到我的手里。真没想到这辈子我会过得这么幸福。”

再后来，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我回村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跟母亲说：“妈，我给您办张卡吧。以后每月我把工资直接打到卡里。”

母亲一听，脸色顿时黯淡下来。有些不悦地说：“你是不愿意来了呗？我一个老太婆要钱有什么用，我不就是每个月盼着你能来看看我吗？”

我顿然醒悟，原来钱对母亲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那只是圆了她人生中的一个夙愿。而她所希望的不过是每个月我能多去看她几次，这种母亲依赖儿子的浓浓情怀才是最最重要的。

我儿子雨桐非常优秀，在高考中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校。这是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小村的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母亲高兴得热泪盈眶，在儿子即将赴京时，母亲把一个用白手帕包裹着的一沓厚厚的钞票塞进了儿子的背包里。她说：“这些钱是你爸给我的工资。我一个老太婆用不着，现在可以给我孙子派上用场了。”

这些钱我当然不会留下，我又把它还给了母亲。我说：“妈，这是我给你的工资。这些钱是属于你的。”

母亲有些急了，说：“这钱本来就不是我的。如果你不收，以后就不要再给我开工资了。我有四个儿子，凭什么就要你的工资。”

我沉默了。凭什么？就凭您是我母亲！您生下了我，又养育了我，含辛茹苦几十年，这种恩情岂能是每个月区区一二百元工资能报答得了的？

我哭了，哽咽着说：“妈，你看啊，我大哥也当爷爷了，两个儿子都在外边打工，他要帮着照顾孙子，条件不是很好。我二哥在山东经营水产，听说效益也不是很好。老疙瘩两口子都有病，还要赡养老人。现在就我的条件好，不管怎样我旱涝保收，月月都有工资呢。妈，这是儿子孝敬您的钱，别舍不得花，想吃啥就去买啥。把钱都攒起来干啥啊？”

母亲说：“我吃的穿的都不缺，老疙瘩啥都往回买。我就是觉得不公平。”

我说：“妈，别这么说。您住在老疙瘩这儿，人家可从来没要求过我们什么。我大哥和二哥过年过节的不也都给你拿钱吗？你有什么不平衡的。别想得太多了，比起村里那些因为赡养老人打得头破血流的子女，我们这不是好多了吗！”

母亲不再说话，默默接过了包着钞票的手帕。在母亲转身回屋的瞬间，我看见了她的眼里闪动着泪花。母亲一生刚强任性，很少在孩子面前流泪。这一次，也许是被我的通情达理和善解人意给打动了，也许是她觉得手中的那沓钞票的分量太重了。

其实，我从内心深处能够感受得到，母亲对我和弟弟多少有一些偏心，这是从平时的生活琐事上就能看出来的。母亲之所以会这样，是有她的原因的。母亲的奶水不好，生了大哥和二哥后，奶水就被他们两个给吸干了。等到了我和弟弟这，就一滴奶水也没有了。母亲只好养了一只山羊，用山羊的乳汁把我和弟弟喂养长大。为这，母亲曾不停地自责，说她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我和弟弟。尤其是弟弟，从小身体就虚弱多病，母亲说这是小时候没有吃着母乳，营养不良造成的。我明白，母亲的这种偏心实际上是对我和弟弟没有吃着她汁乳的补偿。

一次，母亲在我面前换内衣，我亲眼看见了她那两只挂在胸前干瘪得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的乳房。从小我就对母亲的乳房不亲，长这么大也从来没有用手触及过母亲的乳房。我有些好奇，就犹豫着伸出手去摸了一下，我感觉那只是一层皮，就像一个风干了的猪的膀胱。那一刻我惊呆了，这就是母亲，为了儿女甘愿挤干身体里的最后一滴乳汁，但是对于儿女她却从不奢求什么。

母亲虽然老了，但身体还算硬朗。这一次突发脑淤血是我们哥几个谁也没有想到的。那时正是暑假，学校领导安排我去外地参加一个业务培训。当时我还跟校长说，我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这种机会就留给年轻人吧。可是校长思虑再三还是让我去了。也许是上天有意在捉弄我，下了火车我就发现手机和钱包都不见了。我想，这次培训也就十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家里不会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等回到家再买个手机补张卡就行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出事了，弟弟打我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最后是我妻子去县教体局打听到和我一起参加培训的别的老师电话时，才和我联系上了。

弟弟在电话中哭着说：“三哥，你快一点儿回来吧，妈恐怕要不行了。她一直在叫着你的名字，她说这个月的工资你还没给她送来呢。”

其实弟弟给我打电话时母亲已经过世两天了，他怕我听到实情一时恍惚出现闪失，就没有告诉我真相。我来不及去请假，连夜打车来到车站，车票都没买就疯狂霸道地挤上了火车。

我伤心欲绝，头撞在灵车上，鲜红的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二哥和弟弟一边一个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拉了起来。弟弟说：“三哥，你别这样，妈没怪你。都怨我脑袋笨，联系上你还是三嫂想的办法。”

我一把抱住弟弟，嚎啕大哭：“妈肯定走得不安，她一定怪我了，这个月的工资我还没有亲自交到她手里呢！”

我没有埋怨弟弟，当时正是三伏天，他也不敢把母亲的遗体停留太长的时间。我们安葬了母亲。在我家的祖坟地里，奶奶和爷爷合葬的坟墓下边，一个新填的坟墓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家。母亲守了近四十年的寡，之所以不想改嫁，是因为她跟我们说过，将来她要有尊严有颜面地到地下去见我们的父亲。她做到了，我相信天堂里的父母一定会是幸福的。

埋葬完母亲，我一个人留在了家族的墓地里。我跟弟弟说，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和母亲说说话。

一冢黄土让我们母子阴阳两隔。我把弟弟交给我的那个用白手帕包裹的塑料盒子打开，那是很厚的一沓被整理得规规矩矩的百元钞票。弟弟说，母亲告诉他这是我给她的全部的工资，就留着给雨桐结婚时用。捧着这沓钱，我双眼迷离，泪珠不受控制地滴落下来。凝视着墓碑上母亲微笑着的遗像，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单薄的臂膀吃力拉着一辆架子车的身影，耳边蓦然响起了“咯吱”、“咯吱”的老式草绳机，慢慢转动发出的声音……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是有了儿子雨桐之后，体会到了父母养育儿女所付出的艰辛才深深地理解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不想让自己的遗憾留在母亲去世后，所以在母亲有生之年我要尽自己所能让她快乐，让她幸福。对于这一点，我感觉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但对于在母亲弥留之际我没能守在她身边，陪着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我还是终究不能原谅自己。

苦日子过去了，您却老了；好日子刚刚开始，您却走了。母亲，您安息吧。如果您愿意，下辈子我们还做母子。欠您的那份工资，来世我会加倍还您！

那天上午，天阴沉沉的，些微的北风吹刮着，略有些冷意。这初春的天气，说来也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第一节恰逢我的课。

我一进教室， 就在讲台上摆好教案，拿起书，捏了根粉笔，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教室内突然一阵哄动，安宁的气氛一下子被打乱了。我正疑惑，突然发现许多学生的脸都朝向门口处，于是，我把视线也转向门口。

门口站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她的头发蓬乱得厉害，身上脏兮兮的，那衣服恐怕十多天没有洗过，那张脸不但缺少粉饰，我还怀疑她早上根本就没有洗过脸；那双眼睛红红的，眼珠突出，目光呆滞。她就傍依在教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较厚的秋衣，眼睛直盯着教室的某个位置，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

我有些疑惑 ，连忙走出教室，问她：“你有什么事吗？”

她傻傻地朝我笑了笑，并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话，目光仍然朝着教室的某个方位。

“你是不是要找人，是哪位？”我又问了一句。

她笑着点了点头，目光仍然没有从那个方位离开。

这时，班上有位学生突然说：“她是我们班刘泉的母亲，是个神经病，脑子有问题。”

我马上回到教室里面，静静地走到刘泉面前，喊起刘泉，让他出去问问自己的母亲，到底来干什么。

刘泉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座位，万般无奈地走了出去。他小声和母亲说了几句，接着又转身喊报告进来坐下。

我又开始讲起课来。

讲了一会儿，我再转身看，发现那女人仍然站在教室门口不远的地方，呆呆地，一动不动，手里紧紧捏着那件洗得挺干净的秋衣，呆滞的目光仍紧紧盯着刘泉坐着的那个位子。

我摇了摇头，万般无奈看了她一眼，真的是左右为难。我又一次走到刘泉的面前，小声问他：“你妈来找你有么事，她这样站在外面也不是办法，你问清楚了没有？”

刘泉阴沉着脸，好像有些生气地说：“莫得么事，她硬要我多添一件衣服，我穿得已经够多的了，不冷，她硬要我添上……”

我无言，把目光转向窗外，看见刘泉的母亲仍站在那里，目光呆呆地望着刘泉，一动不动。看她那样子，是不可能马上离开的。

我仍然很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她这样老呆在教室门口，影响了学生听课不说，也大大减弱了我讲课的兴趣。

几乎是突然之间，一个念头在我脑中一闪，我马上放下教科书，走下讲台，再次走到刘泉的面前，小声对他说：“你妈是怕你冻着，你又不愿意穿，这样僵持着也不是办法。这样吧，你到外面去把你妈妈手中的衣服接过来，当着她的面穿上，等她走了之后，你再脱下来不就得了！”

刘泉这孩子很懂事，马上点了点头，迅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快步走到他妈妈身边，从他妈妈的手中接过衣服，并当面把那件衣服穿在身上。

刘泉穿衣服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妈妈沉郁的脸上立刻洋溢出喜悦的笑容，她一边帮刘泉扣扣子，一边歪着头，很欣赏地看着刘泉，仍然是傻傻地微笑着，直到把衣服完全穿好，又前后扯了扯，看了看，她脸上的笑容更灿然了。然后，她深情地看了看刘泉，这才依依不舍地、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教室门口……贵州文学界 · 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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